东北军进山
吴焕先把队伍给带回来了，这真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的光荣。徐宝珊的病好了三分，连担架也不用坐了，拐棍儿也不用拄了，他亲自去给红二十五军同志们洗尘接风。吴焕先向省委报告了部队整编情况，以及推举徐海东担任军长之事，徐宝珊的心也像悬着的石头落了地。说到高山寨战斗，吴焕先特别讲道：“抓到五十几个俘虏，全都带了回来，缴了十来挺机枪，都是捷克式的新玩意，卸都卸不开，我想从俘虏里留下几个，你看这事要得要不得？”
“要得，要得！我们红军队伍里面，就缺少一些专门的军事技术人才……”徐宝珊态度十分明确。可他又说：“这种小事，你们自己决定就是，还用省委开会讨论不成？你能把个格老子带在身边当号官，就不能留下几个东北军俘虏么？也真是……”
“情况不同，这回留下来的大都是机枪射手……”吴焕先很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有多作解释。他所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伯承担什么责仕，而是两个师政委持有不同意见，吴焕先做了一番解释才勉强把俘虏押了回来。得到省委书记同意，等于拿到一把“尚方宝剑”。
徐宝珊鉴于东北军刚来不久，接防部署尚未就绪，决定抓紧时机召开省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斗争形势，统一思想认识。他认为蒋介石把武汉三镇及鄂豫皖边区交给了张学良，仍是继续发动整个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是采取填补窟窿的办法，将其十三师万耀煌部、三十师彭振山部、三十一师李敬时部，乘机调往江西围攻中央苏区。这样，就更加暴露了蒋介石“摄外必先安内”的狼子野心。对于东北军九个师的来到，他以为将是一次更为残酷的阶级决斗战争，首先必须以顽强斗争精神，紧急动员和行动起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同时也要看到东北军人生地疏，不善于山地作战，粮饷也有一定困难，尤其是下层官兵思乡怀土，要求抗日心切，不愿参加内战，对蒋介石非常怨恨，等等。因此，除军事上给以坚决打击之外，还必须采取一切积极行动，做好对东北军的政治瓦解工作。
吴焕先也打心眼里同意这些看法，省委对东北军的策略取得共识。将大部分俘虏予以释放，剩下十来个愿意留在红军中服务的人物，正好编成一个班，集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可是无论把这个“俘虏班”分到哪个营里，都不乐意。营政委们的脑袋是铁铸的，按着一触及发的保险机，万一生出个什么事端，可不是闹着玩的2零星几个倒也好说，弄个不拿枪的差事做做也可以。而这整整齐齐的一个“俘虏班”，大多又是些机枪射手，其中还有那么两个留着偏分头的“漂亮阶级”……谁个吃了豹子胆啦？几经挫折的红二十五军，首次补人一个“俘虏班”，加之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心有余悸啊！
“赵凌波，你个格老子敢不敢？”吴焕先无奈点了将。
跟随吴焕先一年之久的号官赵凌波，这时已经入党，刚刚提升为营政委。这家伙当上了营政委，给全营战士讲起话来，也是格老子长格老子短的，因此都喊他“老子政委”。可是，谁要是当面喊他一声“老子政委”，他马上就会把脸一沉，没好气地说：“你念过《百家姓》没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格老子在《百家姓》里排行第一，全中国头一个大姓！”虽说当了营政委，后腰上仍然吊着一把军号，无论是行军作战、宿营开饭、或联络调动哪个连队，都是他亲自掌握吹号，身边从来也不带号兵。到了紧急关头，向敌人发起攻击的时候，也是一手拎着驳壳枪，一手举着军号，嘀嘀嗒嗒地猛吹一阵……吴焕先对他这点突出表现很是满意。
“啥子敢不敢的，我收下就是！”赵凌波倒是无所顾忌，满口答应下来。
别的营政委乐了，没有不说不合适的。“老子政委最合适不过！现成的政治课本，十天半月也讲不完……”
省委4月25日至30日，先后在卡房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及对东北军的策略方针，分别作出了两个决议。为贯彻这两个决议精神，吴焕先及时主持编写了《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决议案讨论大纲》，以军政治部名义发给各级政治委员，要求拿到连队中去，普遍开展活泼的“问答会”式的学习讨论，“使每个党、团员及每个红色战士彻底了解“党的斗争方针”，“多多发表意见”，提高思想认识。5月2日，他又以军政治部名义主持编印了《最近的口号标语大纲》，其中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口号中，就有对东北军的六条。
“奉军士兵们，你们的老家被出卖了！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都成了帝国主义的奴隶，你们要回老家去，不要当亡国奴！”
“你们不要到鄂豫皖苏区攻打自家兄弟——工农红军！”
“起来，收回东北失地！”……
经过教育的“俘虏班”这时也补人连队，分别担任机枪“教官”。这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也是个十分有趣的在编职称，连队中所以增加这个“教官”，就是为了培训红军的机枪射手，更好地使用掌握缴获的“捷克式”。吴焕先为此还做了一些具体规定：每个连队的机枪“教官”，均享有一定的地位待遇，职务仅次于连长、指导员。在日常生活方面，则要比连长、指导员优厚一等，连队喝稀粥时得给“教官”捞碗稠的，每逢改善伙食，也得多打一勺肉菜；晚上都跟连长、指导员一屋同住，而且还得想办法支上一块门板，或捕点稻草。这在当时的艰苦岁月，也是一种莫大的特殊照顾，那些东北军士兵无不为之感动。
俘虏兵郎献民，是个不问政治的人，更不听信什么“赤化宣传”。作为一个机枪手，他也有个不可动摇的信条：吃谁的粮，就为谁打仗！他始终抱着“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神圣戒律，对于上级的作战意图，他是从不打听过问，就晓得服从命令。因此，也曾闹过不少笑话。有一次连队举行讨论大纲“问答会”，他恰好扯到这样一个题目：“张学良来鄂豫皖换防是个什么动作？”你猜他怎么回答？“这是政治讨论大纲题目，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向来不肯过问。”指导员笑了笑说：“郎教官，这个题目不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指的是军事行动！”他随口又说：“这不是我所考虑的事，也不是我所回答的问题。管他张学良什么动作不什么动作的，本人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惹得红军战士轰然大笑。
吴焕先听说此事和郎献民谈了一次话。“好兄弟，你从大东北来到大别山，吃的是东北军的粮，跟红军打仗为的什么‘！”“听说是委座讲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如此说来，是先消灭红军，再攻打日本？”“好兄弟，你恰好上了老蒋的当！我们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三省，国民党却欺骗说‘剿赤区即是抗日’。呵呵，大别山有日本兵吗？欺骗你们同自家兄弟作战哩！红军的标语口号，可不是胡乱喊的，而是要坚决实现！”“这个本人也知道……”“你知道可是并不完全理解。我的好兄弟，你虽然不问政治，政治可得问你！军部最近编了一首新歌你唱了吗？”
张学良呀张学良，
看你成了什么样？
丢了东北和家乡，
国民心中好悲伤……
郎献民情不自禁地抹了眼泪。也不知是歌词内容使他伤心，还是军政委的苦口婆心使他感动。反正他哭了，哭得好悲痛哩！
这个东北军的优秀机枪射手，一年又五个月之后，担任红军团长。
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觉得政委的形象很重要。他最早担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以后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老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国焘让他当游击总司令；沈泽民叫他当军长；他都觉得不如当政委更适应，艰难曲折的斗争磨练，“筷子里面拔旗杆”也拔出来了。眼下政治工作里面也要“拔一拔旗杆”了，政治委员的形象也要树一树！
红军初创时期的党代表，自从1929年改称政治委员，这个职称仍然是崇高的，神圣的，权威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过那么一场鲜血淋淋的“肃反”之后，军、师、团、营的政治委员们，给人所打下的烙印似乎又是冷酷的，无情的，残忍的！党在红军中至高无上的核心人物，各级政治委员的赫赫大名，总是跟“肃反”二字自然而然地扭在一起。令人尊敬的党代表，在许多指战员的心目之中，似乎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因为每一个政治委员的形象都是有鼻有眼，活灵活现就在眼前，包括戴季英和高敬亭在内，都被扭曲了原有的本来面目！
历史的曲折罪过，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阴影，往往也很浓厚、蒂固，不会自动消失。赤胆忠心的红军战士，在敌人炮火下是英勇无敌、舍生忘死的，但有相当一批“还没有当够战士”的战士，就以为当战士“保险”，死也不肯担任领导工作，害怕沾上干部的边儿。就是入党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谁晓得加入的哪个“党”，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第三党”！人错了门儿，同样跟着倒霉，会掉脑袋！有点文化知识或识得几个字的，宁肯把这点稀有珍宝暗自埋伏下来，让其完全作废，也不轻易显山露水，怕遭到意外的杀身之祸！许多师团营的领导干部，宁愿做个军事指挥员，冲锋陷阵而死，也不愿做个什么政委，招人讨嫌！由于这个缘故，各级政治委员、连队指导员，也很不健全，谁也不大乐意补这个空缺。
吴焕先当然是无所忌讳的。他在担任军长期间，没有直接参加“肃反”工作，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职权范围，还曾从死亡线上挽救过几条性命，大家也是有口皆碑，称赞不已。相比之下，戴季英和高敬亭有所不同，很难取得指战员的宽容和谅解。豹子岩会师后的就职演说，不但无损于军政委的形象，而且很快赢得全军指战员的拥护、尊敬和爱戴！这，也许是他担任军长之时，就赢得的绝对权威，为他的职务改变作了应有的铺垫。这一切，都不过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演变的……
6月中旬，部队转入开辟边沿新区的时候，吴焕先为健全各级政治委员制度，增强党对部队的政治思想领导，很快就提拔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常玉清、陈先瑞、田守尧、陈锦秀、刘震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都担任了营政委、连指导员，逐渐形成一茬强有力的基层政治工作骨干。这时，包括他在内的各级政治委员，全部深入到各个连队，埋头从事实际而又具体的政治工作。省委提出：“政治工作到连队去”的口号，就是他们借以克服不切实际的工作方式，努力改变政治工作者形象的行动准则！每个连队普遍进行了“怎样组织和武装群众”、“怎样分配土地”的教育，全军指战员积极投入了发动群众、开辟新区的行动。
这一时期，吴焕先也建立健全了军政治部机关，成立了一支队伍精干的宣传队，唱歌演戏、刷写标语、喊口号鼓动士气，并做发动群众和瓦解敌军工作。军政治部印刷了《哗变士兵招待条例》，并在靠近敌军的边沿区域路口，设立了“哗变士兵招待处”，或俘虏兵回去散发传单，或派便衣队秘密张贴标语，或派地方部队向敌人喊话鼓动。甚至还给驻扎在光山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捎去红军的传单和标语口号。王将军看了后也默默无语。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在一份标着“急！绝对秘密！”的军事训令之中，明确答复了鄂豫皖省委4月13日的请示报告，表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以“息县及光山、罗田以北，为新苏区的主要根据地及领导中心”；但同时也提到“只有积极地向外发展才能打破目前封锁局面”的问题。最后还提到这样一句：“中央苏区准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工作。”
但是，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中的红二十五军，想要凭借大别山脉一角，安安稳稳开辟一块新的红色区域，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敌人压根就不允许它的存在，一旦发现什么异常现像，顿时就会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像捕获猎物一般吞食干净。刚刚显露出一对头角的朱堂店、铁铺革命根据地，就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就在这时，张学良制定了一个从7月1日到10月10日的一百天“围剿”计划，使用了十五个师又三个独立旅的兵力，其方针是“一面划区清剿，一面无限制的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敌人将鄂豫皖地区划分为六个“驻剿区”、一个“护路区”（平汉铁路），并以两个师又六个团组成四个“追击队”，对红军主力实行跟踪追击。敌人声言要在三个月之内，将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竞全功！”7月初，敌人即开始行动。
7月12日，敌—一五师姚东藩部、—一七师吴克仁部，协同护路部队一○五师刘多荃部一部，从东西两面向朱堂店地区大举进犯。红军主力为避敌锋芒，掌握主动，即由朱堂店向铁铺以东地区实行转移。红二十五军经由殷家冲转移的途中，于17日早晨到达长岭岗附近，发现敌—一五师两个团夜晚间就盘据在岭上，早晨一起来便架起几门追击炮，朝四下盲目轰击，几顶黑色帐篷也未及拆除，戒备十分疏忽。徐海东马上与吴焕先政委作了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战机，歼灭该敌。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比较狭窄，敌人只不过是夜间借以宿营，并无工事可守。战斗打响后，两处连哨即刻被红军连窝端掉，长岭岗很快也被拦腰突破，敌人首尾不能相顾，顿时乱作一团。这时，活动在附近的地方武装独立团（又称西路军）和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