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要做到万邦来朝，但这样的朝贡不要也罢，圣上！大唐的军人都还没有死绝，大唐军人手中的战刀还没有生锈，让他们来朝贺，就要将那些蛮夷之国打的心服口服，而不是用我大唐百姓的血汗去引诱别人来臣服，这不是荣誉，这是耻辱，是我们大唐的耻辱，也是军人的耻辱。”
杜睿说的话决然无比，眼神中凌厉如刀四顾。李贤也陷入到了沉思之中，他想到了国宴之上，那些外邦来使的表情确实不一样，那些被大唐征服的异族使者，脸上始终都带着畏惧，恭敬之中的畏惧，而那些尚在逍遥的异族，却满眼的热切，贪婪的热切。
李贤点了点头，道：“姑父说得不错，朕明白了！朕要的是他们真正的臣服，而不是虚假的臣服！”
杜睿见李贤能这么快反应过来，也是欣慰，接着道：“圣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友谊，有的永运只是利益，没有任何道义可言，更没有仁义礼信的存在。大唐之所以强盛，不是靠收买异族，而是靠大唐百姓的幸苦劳作，靠大唐将士们手中的利刃，黄沙百战，马革裹尸，出得百死而得一生换来的。”
李贤听得也是热血沸腾，道：“姑父说得太对了，那些外邦蛮夷来进贡些破铜烂铁，我大唐就要回赠大量金银珠宝，就能彰显盛世大唐，天朝上国的胸襟气魄，错！大错特错！他们只会开心，乐此不疲的不断派人带着一批垃圾来朝贡大唐，再心满意足的带着大量的金银丝绸回去，然后再派人来，如此一来，我大唐岂不是反倒成了他们的属国一样，养着这些狼子野心的蛮夷们。”
杜睿点头道：“圣上能明白这个道理，那是最好不过了！那些看似谦恭有度的蛮夷，其实都是一匹匹饿狼一般，环伺在我中原大地的周围，一旦待我中原消弱的时候，就会狠狠的咬上一口。汉初之时如此，五胡乱华更是如此，就连我大唐开国，太宗皇帝之时也被颉利兵临城下，冒着生命危险，屈颜求和，俯首称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请圣上牢记！”
李贤满眼热切的说道：“姑父放心，朕一定做一个真正的天下共主！”
杜睿道：“臣也盼着圣上能成为太宗皇帝和先帝那样的有为之君，圣上！臣和圣上说一件太宗皇帝的旧事，当初太宗皇帝贞观五年，北伐突厥，擒获颉利，薛延陀部族长夷男垂涎颉利旧领，以其协助大唐剿灭颉利有功，派人来索取定襄，还要求娶你的姑母，当时那个薛延陀的使者说的话，臣到现在还记得。”
李贤急问道：“说的什么？”
杜睿模仿者薛延陀使者的口气说道：“陛下虽为天朝之主，但也不要看不起我薛延陀部，我们薛延陀，哪怕一个女人，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都能骑的烈马，挽得起强弓，百发百中，若陛下真的如此，说不得我族酋长将亲自率我草原健儿，马踏万里，亲自去取那定襄之地，到时候，就不是我们企求你们了，陛下身为天朝之主，广有四海，何必吝啬区区蛮荒之地，又何必吝啬区区一女子呢。”
“好大胆的蛮夷！”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李贤听到这等事，还是忍不住怒气勃发，道，“姑父！皇爷爷是怎么回答的！？”
杜睿满脸带着崇敬，想着当初太宗皇帝雄姿勃发的模样，道：“当时太宗皇帝疾呼声犹若晴天霹雳，振聋发聩，臣到今天依然记忆犹新，太宗皇帝道‘北方草原，朕是不打算让出来了，难道要朕再为自家子孙养出一个匈奴，养出一个突。厥吗？你们薛延陀要是有胆，尽可以和朕的大唐雄狮会猎于北方大草原，想要拿回北方草原，用刀和血来和朕说话吧，看看是你们薛延陀的弓箭犀利，还是我大唐的铁骑彪悍。’太宗皇帝何等豪迈，圣上！当切记啊！为什么会被蒙恬的大秦铁骑打的落水流花？又为什么会被汉武帝的军队赶到了西方？那突厥头领颉利可汗，又为何会被我大唐太宗皇帝活捉，在我大唐皇宫中翩翩而舞？”
李贤听着，脸上也满是向往的神色，喃喃自语道：“皇爷爷一番言语，振聋发聩，姑父！朕受教了！”
李贤说着，对杜睿躬身一礼，杜睿连忙侧身，躬身道：“圣上严重了，臣不敢！”
李贤道：“姑父是朕的名师，今天朕要姑父告诉朕，该怎么做这个大唐的皇帝。”
杜睿闻言，这正是他今天来的目的，道：“有一番话臣曾对太宗皇帝和先帝都讲过，大唐的皇帝，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李贤再一次被震撼了，这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却道尽了一个皇帝应有的豪迈，难以自抑满心的激动，道：“好！好！姑父说得好！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十六个字，当真是振聋发聩，好！好！姑父！朕久闻姑父乃大唐的书法大家，今日便请姑父将这十六字真言写下来，来日真要将它挂在太极殿，不单单是提醒朕要牢记，还要提醒朕的后辈儿孙，人人都不可以忘记。”
杜睿缓缓点头，以往杜睿最烦的就是有人上门求字，但是今天不一样，杜睿在李贤的眼神之中看到了一代英主的影子，这让他倍感欣慰。大唐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皇帝，华夏江山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君主来守护。
第七篇永徽第十三章皇帝
李贤能够明白杜睿的一番苦心，这是最让杜睿高兴的事情了，这个庞大的帝国最终还是要交到李贤手中的，或许等到杜睿交出去的时候，李贤所能掌握的权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归根结底李贤终究将成为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杜睿希望李贤能够明白如何去做这个皇帝，如何去行使他应得的权力，这毫无疑问是杜睿最为关切的，他可不希望，大唐帝国成为某一个昏聩之人的玩具。
皇帝人人会做，但是怎么做一个好皇帝，却不是历朝历代那些君王都能理解的。
华夏自封建皇朝诞生的那天开始，历史几多事连绵不断，几多朝代、皇帝如流水轮转，其一举一动影响着“华夏”这个“铁打的营盘”的国运气数，乃至龙脉及子民的生活、生息质量，其中，皇帝的举动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人之下的天下直接跟皇帝的素质、内涵息息相关。
纵观历史上每个朝代皇帝的表现，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皇帝呢？
最高境界的皇帝必须是拥有高度的治国智慧和能力，并进行一番英明的“创立”，创制一套趋于完善的国家体制，之后，即使在皇帝不问政事的情况下，仍可在“无人驾驶”情况下按照既定轨道运行。这需要历代圣帝如此做，才能坚持出这一功德无量伟大结果。
在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段美妙的时期出现在“三皇五帝”时期，以禅让制为政体的尧、舜、禹时期，尤其是到了大禹朝，身为“皇帝”的大禹自己抽身出去治水，常年在外，奔波于水患第一线，无暇政务，但其“无人驾驶”情况下的国家体制依然运作正常，这就是完善的国体良性循环的结果。
这个时候，皇帝是可以“不务正业”的，当然，出现如此体制下的皇帝自己素质绝对不会低的，他之不务正业，不会去玩声色犬马，而是将自己的个人精力放在最该为民众利益所用的领域中去，从而省却了宫廷争斗、勾心斗角所耗费的精力、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体制下的皇帝也必须“干活”，绝对不是务虚的，不是终日坐朝听政、发发圣旨、批批奏章、玩玩后妃那样的模式，可以去治水，也可以去治理环境，因为其他的事已交由“国体”自然运作了，自然有一班人按规制在进行了，不必担心，等到老了，做不动了，国体自然会让你“禅让”了，完全不必失落，也完全不必去考虑接班问题。
这个时期的“皇帝”是人，凡人一个，但正因其是“人”，这才是其伟大之处，所以，其死重于泰山，这样的人死后不管几千几万年，后人及历史还是会恰如其分地敬重他们的，自然会将“人”升格为“圣”的，尧舜禹就是如此！
所以，做一个合格的皇帝，其实就是要求在位时，不计较将来历史会如何如何写自己，不必耿耿于怀于历史会否写错自己而一味去干涉现任的御史。须知，真正的史官如司马迁等人，是可杀不可辱的，一定会给历史以真实面目。因此，合格的皇帝是默默做好自己，简简单单做“人”，就成了！
但是从禹传启，家天下开始，皇帝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他们不单单要保住自己的位子，还要想方设法，保住一家一姓的位子，考虑的事情多了，精力自然就要发散了，想要做一个好皇帝自然也就更难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皇帝，问题又摆在了李贤的面前，方才杜睿给他的“十六字真言”，也只是告诉了他如何做一个有气节的皇帝，现在杜睿就要告诉李贤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皇帝了。
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能真正的调用这些国土，不是每一个皇帝说话都顶用。当皇帝，需要朝廷中各个势力的支持，明确其衷心与否，才能真正的做到一言九鼎，手中才能真正的掌握权力。因此，在华夏的历史上，能当一个有为的、有权的皇帝十分不易。那么，当皇帝需要哪些权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加强皇帝手中的权力呢？这个才是杜睿要教给李贤的。
当初杜睿曾教过李承乾，现在轮到李贤了，杜睿知道李贤有这样的资质，就像当初杜睿看好李承乾一样。
做一个好皇帝首先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树立威信。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天下之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
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其次就是要懂得如何分辨，驾驭群臣，作为一个皇帝，御前臣将肯定是要多多的，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经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则原是沛县主吏掾。刘邦有一次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这关系就显得比别人亲近。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而且还尽力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在灭秦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很多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汉中招募军队，补足供应。战事不利，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关中支持刘邦。毫无疑问，萧何为刘邦赢得天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封萧何为侯，食邑八千户。为此，一些大臣提出异议，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打过几十仗，攻打城池，占领地盘，大大小小都立过战功。萧何从没领过兵打过仗，仅靠舞文弄墨、口发议论，就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
刘邦听后问：“你们这些人懂得打猎吗？”
大家说：“知道一些。”
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
大家回答：“知道。”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的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
这一番话，说得诸大臣哑口无言。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优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其三就是理智不能被情感所控制。历朝历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
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一个大臣，就难免要亏另一个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决不能因为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就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其四就是要懂得顺势而为。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承认自己错误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因此，必要的时刻下罪己诏是十分有用的。
其五就是要善于做情感投资。帝王是无情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要善于付出感情，历史上成功的君主在驾驭群臣之时也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比如汉光武帝刘秀，他早年有个老同学叫严光。此人一生清高。刘秀做了皇帝后，这严光干脆隐姓埋名，不与官家发生任何联系了。但刘秀还是设法使人找到了严光，并亲自下驾到严光的住处来拜访严光。刘秀来到，严光还没有起床。刘秀驻足观看，严光仍旧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严光才缓缓醒来。他见刘秀坐在自己身边，不用问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请他出山做官的。
严光直言不讳地说：“古代有个贤君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觉得这话弄脏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边去洗耳朵。我虽不是许由，但立志向许由学习。你还是请回吧。”
刘秀无奈，只好悻悻而归。
刘秀之所以强请严光出山，并不仅仅显示自己虽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过去同窗之谊，他实际上是要用他对严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