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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职方面，李贤正是敕封杜睿为大行台尚书令，新成立的内阁首辅，总掌军政大权，并授假黄钺，使持节。
这些封赏虽然在旁人看来简直位极人臣，荣宠备至，但是和杜睿三十年来，立下的汗马功劳比起来，还是少了些，到了杜睿这个位子，实际上已经赏无可赏了，那只有恩荫他的子嗣了，长子杜学文封了个正四品上阶的骁骑将军，次子杜学义封了个从四品上阶的秘书少监，三子杜学桢封了个从四品下阶的少府少监，四子杜学武封从四品下阶澳洲道新奥别驾，五子杜学仁封从四品下阶的折冲都尉，六子杜学祁封从四品下阶将作少匠，其余诸子尽皆封赏。
封赏下来了，杜睿长身一礼，道：“圣上荣宠备至，臣深感惶恐！”
李贤道：“宋国公为国效力三十余载，于朕看来，依着宋国公的功绩，该如何封赏都是不为过的！”
杜睿忙道：“圣上严重了，为国效力，乃是臣的本分，所幸皆赖太宗，先帝恩福所致，才使得四夷臣服，兵锋所至，摧城拔寨。势如破竹；臣之所为，未能报三代圣君隆恩之万一。何敢言功。”
众臣闻言，心中不禁一阵翻腾，如果当真连杜睿这些年立下的大功都不能被称之为功劳的话，那么他们这年都去做什么了。
可以说，当今大唐的天下有一半都是杜睿亲手打下来的，对杜睿的大功，大唐之前的两代帝王，无论是英明神武，开创一代贞观盛世的太宗皇帝，还是兢兢业业，再开永徽之治，将大唐推向新的辉煌的高宗皇帝，都有些刻薄了。
太宗皇帝两次贬黜杜睿，高宗皇帝李承乾更是登基之后，刚刚坐稳龙椅，就将杜睿贬黜杜陵，用的时候想起，不用的时候便弃之如敝履。
如今李贤登基，给予杜睿足够的殊荣，仔细想来，倒也不为过。
李贤道：“宋国公就不要过谦了，国有卿在，朕心方安，宋国公三十载为大唐呕心沥血，朕虽年少，也耳闻眼见过，这般封赏，朕只会觉得薄了，宋国公可泰然受之！”
杜睿闻言，这才谢恩，道：“微臣谢吾皇圣恩！”
李贤点点头，接着道：“宋国公！朕年幼，尚且不能肩挑社稷重任，朝政皆要靠卿与诸位大臣，今日朝会，朕只旁听。”
说着，李贤还对杜睿示意了一下，杜睿躬身应命，侧过身子，对着众臣道：“洪武朝开年，诸事繁多，山陵使！”
杜睿的弟子穆天颜连忙出班道：“下官在！”
穆天颜身上兼着山陵使的职务，所谓山陵使，其实就是负责高宗皇帝李承乾茂陵营建的差事，李承乾虽然已经下葬，棺椁也已经移入墓中，可是茂陵的建设工作却并未完成。
杜睿道：“先帝陵寝营建，进度如何！？”
穆天颜忙道：“启禀圣上，尚书令大人，先帝陵寝营建业已完工，专等来年圣上亲往致祭，请先帝神主入宗庙便可！”
杜睿点点头，转头对李贤道：“圣上！此事可着礼部派人安排。”
李贤点头道：“好！如此皇叔可尽心办理！”
李璟恒是李道宗的长子，按辈分正是李贤的叔父，闻言连忙应诺。
接着，李璟恒又道：“圣上！尚书令大人！我朝新皇登基，左近番邦尽皆遣使朝贺，如今皆在鸿胪寺内候旨，请圣上示下，该如何料理！”
李贤问道：“宋国公之意如何！？”
杜睿对着李贤笑道：“此事圣上可龙意天裁！”
杜睿并不想事无巨细都抓在手中，也该将一些小事交给李贤，让他试着处理，毕竟雏鹰只有离开巢穴的保护，才能翱翔天际，杜睿可不想等到自己年老之后，大唐的皇帝是个一无是处的君王。
李贤想了想道：“先帝晏驾，此时海内同悲，朕意恰逢此时，若是接受外邦朝贺的话，怕是要招来民间非议！不如宋国公代为接见，共叙友善，宋国公以为如何？”
杜睿道：“圣上此言在理，然圣上骤登大位，继续积累威望，番邦小国虽然不足道哉，然其诚心来贺，圣上却也不能薄待了，圣上既然心念先帝，此时确实不可大肆朝贺，可着礼部演礼，于麟德殿接见。”
杜睿虽然反驳了李贤的主张，但是李贤仔细想了想，杜睿所言都是在为他考虑，心中也就没了不满，点头道：“宋国公之言甚善，既然如此，便同样交由皇叔料理，皇叔可多与宋国公商量便好！”
李璟恒急忙接旨：“微臣遵旨！”
接下来的朝会，李贤只是多听少说，安安分分的做起了少年天子，大事都交由杜睿料理，杜睿倒也不擅权，总是会询问李贤的意见，要是正确了，杜睿就稍加完善吩咐下去，要是不对，杜睿也会委婉的提出来，并且说出自己的主张，让李贤思考。
总之经过了今日的朝会，那些即便觉得杜睿荣宠太过，有僭越之嫌的大臣也不得不承认，杜睿虽然专权，但却不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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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永徽第四章财政预算为哪般？
散了早朝，杜睿却还不能回府，在太极殿上的早朝虽然隆重，可是严格说起来，不过就是走个形式，真正的要事，是要移到尚书台去料理的。
尚书台在经过杜睿改制之后，俨然已经成了大唐的权利中枢机构，这段时间事无巨细，杜睿都是在尚书台与诸部大臣商议处理的。
尚书台内，杜睿高坐其上，下边依次是尚书左仆射来济，尚书右仆射杜正伦，中书令阎立本，门下侍中岑长倩等三省执宰，以及吏部尚书李献宝，户部尚书高智周，礼部尚书李璟恒，兵部尚书刘仁轨，刑部尚书杜痒盛，工部尚书张言硕，总参谋部尚书王玄策等七部尚书，各人分案而坐。
有资格参加这种高级别会议的，整个大唐也就十来人，乍一看，宽大的尚书台里显得有点儿空荡。
但能坐在这里的人物，谁不是跺跺脚便能让长安城颤三颤？细细感觉之下，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那种强大的气场把尚书台充塞得拥堵不堪，那些侍候茶水、传递文牍、等待招呼的吏属一个个大气不敢出，走起路来摄手摄脚的，生怕打扰了这些大人物的思绪。
总体而言，现在的三省执宰、七部尚书的平均年龄不大，除了阎立本，刘仁轨，王玄策这三位贞观朝的老臣外，杜睿不过四十来岁，其余的诸如杜痒盛，李献宝等人都是刚刚年过而立，就政治方面而言，这样的年龄或许欠缺了几分稳重，但是在杜睿看来，处在这个年纪的人正是最佳年龄，他们更加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而且杜睿教导出来的弟子，又能得了杜睿青睐，哪个差得了，一个个都是足够成熟而又不失冲劲。
尚书台，如今也要变换一下称谓了，杜睿仿照明朝，建立起来的内阁，已经基本上取代了此前的行政中枢。
历史上内阁制度的诞生，也是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明太祖朱元璋削相权开始，到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内阁制度才正式建立起来。
朱棣虽有朱元璋一样独揽大权的野心和实力，但一次又一次的远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一一内阁就应运而生了。
内阁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宣德时期权力开始上升，虽有正统末年的反复，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荒嬉好战不亚于隋炀，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后世首相的地位。
明成祖朱棣可以说得上是华夏最后一个成功的**皇帝，在永乐以后，**者必误国，分权者必振兴。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皇帝再怎么懒惰都无所谓，而到了崇祯朝的时候，内阁权力被虚化，被剥夺，崇祯皇帝就是再怎么勤政，也是要亡国。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
后世的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在内阁制度诞生之前，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后世西方国家首相的雏形。
在后世，说起内阁制度，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代议制下的内阁制度，西方的内阁制度与明朝的内阁制度看似相似，但这两者相同吗？答案是否定的，两者迥然不同。
首先，源泉不同。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明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废掉宰相一职，使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后逐渐形成的。而西方的内阁制度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经常召集一些政府要员在一个小阁楼里开会而逐渐演变来的。
其次，土壤不同。中国自秦朝初步建立**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一制度基本为历朝历代所沿袭且不断得到加强与完善，人们的思想保守愚昧，封建**的思想根深蒂固，民主的意识非常淡薄，所以明朝的内阁制度是在**主义的土壤中产生的，其性质也只能是一种封建**强化的政治制度。而西方早在希腊罗马时期政治民主化就起步了，希腊城邦雅典，它的执政官是选出来的，公民大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于罗马，从共和国时期一直到后来帝国的崩溃，元老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是西方议会制度的来源。奴隶制民主尚且如此发达，何况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国家，近代的民主政治思想文化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因为有这种民主的土壤，西方的内阁制度也才具有浓重的民主色彩，在其形成以后更是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民国初年把议会制、内阁制度从西方搬回来却不适合中国的原因了，因为在华夏大地上没有使其成功的土壤。
其次，身份和职责不同。明朝的内阁是皇帝旨意的执行人，是由皇帝任命的，所谓的阁员，内阁大学士不过是皇帝旨意的拟稿人而已，执行的是皇帝的命令。明代的内阁制度不是权力分化的结果，内阁成员既行使立法权、又拥有行政权，还行使司法权，而西方的内阁是由议会选举而形成的，执行的是议会的决议，代表议会、代表国家元首行使国家行政权，受到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制约，是三权分立的产物。
最后，植根之制度不同。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明代，中国在南方局部地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发展小农经济，所以这种新现的经济力量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可谓太渺小了。
另外，几千年的传统使得所谓的“资本家”即便通过资本运营赚到了钱也不可能有几个人有意识去扩大再生产，而是落入一个怪圈，经商、赚钱、买地、收租、当地主，从而成为可能的资本家又变成了地主，毕竟，商人再有钱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同时，因为中国有先进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一一科举制度，而使平民有参政的机会，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想：“通过革命实现自己的权利”，“去立法保障自己的权利”，还是怎么样。而一旦成为官员他们慢慢也就成为皇帝的忠实奴才了，而且入仕以后已经可以维护自己以及家族的既得利益，所以也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思考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使自己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问题了。
西方则不同，封建社会时期政权是被贵族阶层垄断，“资本家”即使再有钱也没有参政的资格和权利，只能在下议院发发牢骚，对国家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不能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资产阶级的尊严随意被贵族践踏、利益被随意损害，为了参政、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去思考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政体。
但是资产阶级胜利之初，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开工厂的、还有农场主、倾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世袭贵族，所以因为利益上的分歧也就有了争论，于是政党诞生了。
有了政党才使得现代内阁制度成为可能，当然近代的政党政治和唐代、明代的党争完全不一样，政治基础不同。
一个政党通过选举取得了组织政府的权力，不得不组织一些人来管理国家，根据职责分配国家的权力，通过对权力的控制和对国家的管理，“合法”地实现本阶级的利益了，西方的内阁制度在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民主政治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
相比于西方的内阁制度，在中国明代所形成的内阁制度未必就是落后的，至少以大唐目前的情况来看，借鉴明代的内阁制度，是更为适合的。
明代的内阁制度体系完整，模式固定。经过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在明宣宗时期的政事处理形成了一整套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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