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大唐后期，由于朝廷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日益尖锐，严重的局势使大唐统治者认识到必须拥有一支由朝廷直接掌握的、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加强神策军势在必行。
神策军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扩编。第一次大规模扩编是在代宗大历初年。主要收编了平卢镇邢君牙部、阳惠元部，安史降将尚可孤部，朔方镇郝廷玉部、侯仲庄部等。这些军队都是久经沙场，极有战斗力的藩镇部队，使得神策军势力大增。
第二次大规模扩编是在德宗贞元年间。主要收编镇国镇骆元光部，朔方镇李朝采部，河东镇浮璘部等。又以“神策行营”的名义，强行把京畿和关内的诸军兼并，如凤翔镇、银夏镇的军队等。另外，还招募了部分新兵，如神策军使白志贞从京师曾一次招募3000人，宰相李泌把因陇右失陷而留居京师的西域朝贡酋长，安西、北庭校吏及其子孙4000人，尽数召入神策军。
此后，还进行过多次规模较小的扩编，使神策军的兵力达到15万人。到唐穆宗初年，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使及都防御使下神策一十二镇将士等共186700余人，为神策军的全盛时期。
然唐穆宗以后，神策军渐渐腐化，战斗力下降。神策军的腐化孕育于其极盛之时。由于其拥有许多特殊权利，故促成了其自身的腐化。
神策军至少在三个方面享有特权：第一是给养三倍于其他军队，以及经常性的额外赏赐。从代宗以来，每次大赦都要厚赐神策军。每个新皇帝即位，也要犒赏神策军。如穆宗即位，赐左右神策军士人钱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
第二是在其将吏迁转升任方面有优先权。据载：“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复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他们的这种优先权也得益于护军中尉的偏爱和关照。
第三是法律上享有特权。唐制，京师各机构、各部门，每季派御史巡按监察。后来由于禁军地位特殊，御史皆不敢去巡查。贞元十九年，监察御史崔远不了解这种变化，进入了右神策军驻地，结果被杖四十，流放外州。这说明皇帝业已承认神策军在法律上的这种特权地位。
这些特权不仅促使神策军日益腐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某些藩镇发动叛乱的借口。大唐末年，藩镇势力屡次进犯京师，常以剪除宦官为口号，而这时的神策军将吏大都卷入宦官集团中去。
由于穆宗以后，神策军很少外出征战，军纪日益败坏。其普通军士也非当年善战的边兵，多以工商富豪子弟充任，不堪一战。唐廷给予神策军特权，目的是让这支军队为维护李家统治发挥更大的作用，却适得其反，促使其走向腐化，丧失战斗力，这是唐廷所始料不及的。
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军入关，僖宗仓皇南逃入蜀，左右神策军或溃败，或为藩镇招谕收容。后宦官田令孜另招神策新军54都，每都千人，以都将分领。
唐昭宗景福二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举兵攻长安，昭宗“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乃引去。”
天复二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进入关中，次年击败李茂贞，逼昭宗杀死大宦官韩全诲等20余人，把参与的神策左右军的兵士并入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等刘军，神策军就此解散。
杜睿当然不会再犯历史上唐廷所犯下的错误，从贞观年间的军制改革之时，杜睿就不断的给将士们灌输包围国家是军人义务的概念，他们非但不能享受任何特权，相反的，他们所要承担的义务也更重，尤其是号称天下精锐的禁军。
与北衙十军相对应的便是南衙十六卫，既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
和北衙十军的构成都是新招募的士卒不同，南衙十六卫则是在原先拱卫长安的八支禁军的基础上扩编的。
北衙十军的主要职责是拱卫长安，保护皇室的安全，而南衙十六卫的主要职责则是作为大唐中枢的机动兵力，负责征战四方。
北衙十军的掌控权在皇帝的手中，没有皇帝的兵符，任何人不得随意调动，这样安排，杜睿也是为了能够保障皇室的基本权益，毕竟没有一支完全忠于皇室的军队，对未来大唐的稳定是不利的。
而南衙十六卫的掌控权则在内阁，一旦发生战争，则由杜睿组织内阁拟票，通过之后，呈报给皇帝御批，兵部负责组织，总参谋部负责制定出兵计划。
所以严格上来说，南衙十六卫并非掌控在杜睿的手中，也并非是掌控在内阁的手中，杜睿这样安排，则是为了防止日后有人做大，掌控了这么大的军事力量，威胁到皇权。
第七篇永徽第三章大唐武装
一个国家，一个争权，想要长治久安，想要万世永昌的延续下去，除了要让天下的百姓得享太平之外，最要紧的还是要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武备不兴，则国家不宁，这是经过历朝历代证明过的。
自贞观变法开始，欲强国先强军，就是杜睿的一贯主张，从最开始的飞虎军，到后来的禁军八部，都是杜睿一手打造出来了，军制改革更是当初那场贞观变法之中的核心部分。
要使大唐富不难，可要使大唐强，却并非一件易事，杜睿可以凭借更为先进的训练，组织构成，以及火器的犀利，让唐军在短时期内成为天下少有的强兵，但是想要让这种强盛一直延续下去，却并非意见容易办到的事情。
一成不变，只会慢慢的衰朽，就好像历史上的神策军一样，曾经的天下强兵就是因为固本守旧，结果无法逃脱的没落了。
如今杜睿还在，大唐的军队自然能够保证极强的战斗力，可是日后一旦他不在了呢？
杜睿不得不为以后着想了。
如今天下安定，四海升平，百姓安康，四夷宾服，但是这绝不是大唐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强者都是用来被大败的。
轻武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绝不可行，就好像在历史上的宋朝建立之初；为使宋王朝能长治久安；而不致成为继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宋太祖赵匡胤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大力实施“强干弱枝”政策。
为防止武将篡弑重演；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提倡文人典军；严禁武人干政。
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凋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
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另外；宋沿袭唐制；又大力削弱宰相实权；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这样就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代王朝。
为消除藩镇割据的局面；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任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
但重文轻武的结果却造就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软弱无能的朝代，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对外侵一味忍让造就，造成大量国土流失，人民游离失所。最后发展到连皇帝都被别人捉了。
所以重文固然重要，但武决不可轻。
在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上，恐怕最软弱的就要数宋朝，宋朝的经济是繁荣发达，从后世出海的南海一号看，可见当时宋朝的对外贸易是何等发达。
但为什么宋朝从一开始就是积贫积弱，处处受到异族的入侵，割地赔款，最后北宋的两个皇帝被金朝俘虏，北宋就在金朝的铁蹄中走向了灭亡。这恐怕是赵匡胤开始没有想到的，宋朝为什么这么不经打，是宋朝缺乏武将还是宋朝国力不强大。
非也。
宋朝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而且经济在全球也属于一流的，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宋朝的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比较舒服，他们充分享受到了农业经济带来的富裕和文明，且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个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向了最高端。
宋朝的对外软弱和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有极大的关系。宋朝的开国富有戏剧性，仅花了两天的功夫，时任后周禁军点检的赵匡胤率领大军北上抗击传说中的入侵辽军，行至离首都开封不远的陈桥驿住宿。第二天黎明军队忽然哗变，众将士强烈要求赵匡胤登基，并将一袭黄袍披在了他的身上，随后大军浩浩荡荡返回京城，兵不血刃取得了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
当然，这是一幕精心策划的喜剧，否则仓促之间军中哪里找来的黄袍？
当时守卫京城的将领是赵匡胤的部下和老友，禁军的第二、三号人物石守信、王审琦，他们“皆素归心匡胤者”，里应外合，掌握了全部的军队，夺得天下当然是易如反掌。
自从赵匡胤当上了皇帝，他制定的国策就是“重文轻武”，这一条就像后世中国的宪法一样，社会主义是根本路线，谁也不能动摇。
岳飞的死，莫须有，死就死在他不识时务。确实，他带兵有方，打得金兵屁滚尿流。百姓高兴，但这违背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旦岳飞挥师京城，再来个“陈桥兵变”。任何危难的时候，统治阶级往往先想到了自己，宁肯割地赔款，苟延残喘，绝对不允许武将坐大。在这一条治国之本的指导下，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了一代忠臣岳飞，成为一个历史冤案。百姓永远是对的，宋朝灭亡后，秦桧夫妇被筑成铁像永生永世跪在岳飞墓前。
包括宋朝初期的杨家将，杨业父子的故事，都是血腥的悲剧。一个奸贼，潘仁美将杨家推上了绞刑架上。这里潘仁美和秦桧都是文人，而且比较有才华，秦桧写的一手好字。
也就是说，宋朝重视文人，而不重视武将。这是一个治国的根本思路。
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喜剧并非原创，原创者恰恰就是后周的创建者郭威。就在陈桥兵变的9年前，时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也在率军抵抗辽军的过程中回师京城，登基称帝。
自晚唐以来，中国陷入了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军阀混战不休，后晋节度使安重荣一句道破天机：“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五代短短53年间，仅中原正统王朝就有8姓14君如走马灯般轮换，还有10个参差并存的**王国和几个割据政权，同时北方却面对着占据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随时准备秣马南下的强大辽国。
赵匡胤登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避免新建立的宋朝不会成为“第六代”，他本正是因为“君弱臣强”取得了政权，因此他要杜绝下一个“赵匡胤”的出现，而下一个“赵匡胤”最有可能从他的那些老部下中产生。
某一天，赵匡胤召老部下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喝酒，屏去左右说：“我能当皇帝是因为你们的拥戴。皇帝处境非常艰难，反而不如节度使快乐，整夜睡不好觉。”
石、王等人说：“陛下怎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定，谁敢有异心？”
赵回答：“你们当然不会有异心，但如果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一旦以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想干能行吗？”
石、王等顿首涕泣请求指明道路，赵匡胤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多攒点钱享受，让子孙享福。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去选个好地方做官，为自己和子孙置业，快乐过一生。我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彼此无猜疑，这样多好！”
石、王叩头谢恩：“陛下为臣等考虑这样周全，真是让我们死而复生啊。”
第二天，这些老部下称疾请辞，赵匡胤赐予他们丰厚的财物和崇高的政治地位，但从此不掌握军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随后，赵匡胤又逐步解除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节度使们的权力。
中国历代王朝杀功臣屡见不鲜，最典型的就是汉朝和明朝。这两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和朱元璋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历，均是出身于社会底层，在前朝末年的战乱中扫平群雄，都有一帮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们，可以说王朝是他们与功臣一起创建的。
因此在建国后，同样是大封功臣，刘邦“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承诺功臣与皇帝共享富贵。
朱元璋同样如此，大封功臣，并赐免死铁券。可不久，他们就大开杀戒，刘邦剪除臧茶、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甚至囚禁第一功臣萧何。朱元璋青出于蓝，将开国功臣几乎诛杀干净。
赵匡胤的做法与刘、朱二位截然不同，他算是厚道的，只是剥夺了功臣们的军权，但同时给予他们丰厚的物质赏赐和崇高的政治地位，并通过互相结为姻亲的方式巩固、加强彼此的私人关系。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开国功臣与宋皇室世为姻亲，子孙中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战将。
皇帝和功臣其实是处于一种“囚徒困境”，皇帝担心功臣拥有的权力危及皇权，而功臣怕被兔死狗烹而不敢放弃自己的权力，这种互相猜忌容易导致皇帝痛下杀手和功臣铤而走险。
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其实是一种赎买，即子孙世代享有丰厚的物质报偿、崇高的政治地位来换取功臣危及皇权的权力，从而使双方走出困境，达成一种互信。
如果要达到“杯酒释兵权”式的成功，作为强势的一方，皇帝不仅必须具有恢宏的气度、宽仁的胸怀、洞察人性的能力、以己度人的体贴、言行一致的信誉，还要有高度的智慧和自信，才能率先打破困境，做出承诺，使功臣放弃自己的权力。
赵匡胤恰恰具有以上这些品质，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这一幕“杯酒释兵权”大团圆的喜剧。
宋朝固然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比较繁荣的朝代，其中自然也离不开宋朝统治者从立朝开始制定文治天下的必然结果。
宋朝开国的初期阶段，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自然那也离不开中央集权比以往的朝代更进了一步，对军队的控制，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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