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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梳着小辫的长发男子跳到一把椅子上，开始和着音乐唱歌，并模拟出弹奏吉它的样子——那是一首杰佛逊·艾普林的歌——很快，派对成了一个演歌会。我们纷纷开始在放唱片的纸箱翻寻，看有什么可以用来表演的歌。
我也不知道那些纸箱子里的唱片究竟是谁的，但我突然看到了一张很奇怪的唱片，我招呼朋友们说，“嗨，看那。这里居然有这张！”
就是那张妈妈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常放的鲍比·达林的唱片。唱片封套上他穿着白色的燕尾服，头发又短又整洁，让人都觉得替他有些尴尬。
“我知道这首歌，”我说，“歌词我都能背下来！”
“上台去唱啊，”一个朋友说。
“放这首，放这首，笨蛋啊，”另一个人说。
我和朋友们围住了唱机，把指针放到“有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这首歌上。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傻掉了，因为这显然不是摇滚乐。突然之间，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和两个同伴身上。他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很尴尬，然后他们晃动着屁股，手指向我。我倒是感觉很放松。我想，管它呢！所以当鼓声和小号奏出的音乐通过扩音器，充满了整个房间的时候，那些烂熟于心的歌词便很自然的从我的嘴里唱了出来。
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独自一人，参加派队
无论何地，你独自一人，突然意识到，
你在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我打着响指，就像是斯蒂芬·艾伦演出中的情歌艺人那样。突然间，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闹了起来。“耶，干得好，小子！”我越来越放松，做出了各种令我自己都匪夷所思的动作来。我想，大概没有人想到，我能够唱这样一首甜得起腻的老歌。
不管是什么原因，等这出戏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朋友们推搡着我，我们打闹成了一团。
我就是在那一晚认识凯瑟琳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最快乐的一天。她和几个朋友看了我的“表演”。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心里就打了一个颤——尽管那一刻我还挥着我的手臂，嘴里还假装在唱着歌，我心里就是那么一颤——我对她一见钟情。她穿着一件无袖的粉红色棉布小上装和紧身牛仔裤，涂着草莓色的唇彩。和着我“唱”出的鲍比达林的歌，她调皮的打着响指。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如果那一晚如果我不是那样丑态百出的耍宝，她会不会看我一眼。
“你是从哪里学会这首歌的？”我从啤酒桶里给自己倒啤酒的时候，她走上来问我。
“噢，我妈妈，”我回答。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谁会和一个女孩子的对话是从“我妈妈”开始的呢？但她好像挺喜欢我的回答的，反正，我们的交往就是这么开始的。
第二天我拿到成绩报告单，还不错，两个A，两个B。我迫不及待给妈妈上班的美发厅拨了个电话，别人接的电话，然后叫她来听。我告诉她我的成绩，还告诉她唱歌和遇见凯瑟琳的事。我中午突然给她打电话，显然让她很开心。在电吹风呼呼作响的背景声中，她大声说：“查理，我真为你骄傲！”
这就是快乐的巅峰。
一年以后，我从大学退学。
那是谷底。
在爸爸的建议下，我从大学退学去参加青年棒球联盟赛。我的决定是妈妈永远的遗憾。匹兹堡海盗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参加他们冬季的比赛，然后，如果可能，再给我一个正式的队员名额。爸爸觉得时候到了。“你和大学队的那些小子们比赛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他说。
我第一次向妈妈提起退学的事情的时候，妈妈尖声叫了起来：“绝对不可以！”至于棒球队会支付我工资，球探认为我有巨大的潜力——将来可能可以成为甲级队的正式成员——这些根本不是妈妈考虑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这就是她的回答。
而我，绝对没有把她的意见当回事。
我去了学生注册处，告诉他们我要退学。我把自己的东西打了包，装在一个桶装的大包里。那时候，很多和我同龄的年轻人，都被征兵去了越南战场。我抽到的征兵号非常靠后，所以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上战场的可能。
我那一向狂热爱国的退役老爸居然因此而感到很庆幸。“还好你没有要去战场的麻烦，”他说。
我没有听从祖国的召唤，我听从了爸爸的召唤，我朝着爸爸希望我战斗的地方进发：我加入了波多黎各圣胡安那里的一支乙级队，正式告别了学生生涯。怎么说呢？我究竟是被这项运动吸引，还是为了实现爸爸的意愿？我想可能两者皆有吧。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感觉天经地义，好像我又成了那个跟着面包屑走路的小男生——回到了家庭破裂之前，回到了我成为妈妈的好宝贝之前。
我还记得我从圣胡安的汽车旅馆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我是从大学退学后直接飞过去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不想回家，因为我知道妈妈会很不开心，说不定我们会大吵一架。
“你儿子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要不要给你接通？”带着西班牙口音的接线员问妈妈。
当妈妈搞清楚我在什么地方以后，她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她的愤怒，表现在了她冷淡的声音中。她问我带了些什么衣服。吃些什么。她好像是从一张提问单上把问题一一读出来。
“安全吗？你住的地方？”她问。
“安全？我想是的吧。”
“在那里你还认识谁？”
“没有人。但队里有不少人。我还有个室友。他从印第安纳州，或者是爱荷华之类的地方来的。”
“嗯。”
沉默。
“妈妈，有机会我还可以回大学读书的。”
这次的沉默更长了。在挂上电话之前，她说：
“回到过去，比你想象的要难。”
我想，无论我再做什么，都不可能比这次退学更让妈妈伤心的了。
《一日重生》中午
必须要做的事
泰尔玛小姐闭上眼，头靠回到了枕头上。妈妈重新开始给她化妆。她用化妆绵一点一点擦着泰尔玛小姐的脸，看着她们俩，我心情复杂。一直以来，我确实把身份地位看得很重。鸡仔贝纳特，职业棒球运动员。不是鸡仔贝纳特，销售员。现在，我知道了曾经是护士、美发师的宝儿贝纳特成了清洁女佣。她允许自己做这么低等的工作，确实让我感到很生气。
“妈……，”我迟疑的说，“你为什么不问爸爸要钱呢？”
妈妈板起了脸。
“我不需要你爸爸的任何东西。”
“嗯，唔，”泰尔玛小姐在边上附和道。
“我们不是过得挺好么，查理。”
“嗯，唔，确实是。”
“你为什么不回医院工作呢？”
“他们不要我。”
“你为什么不和他们论理呢？”
“如果我那样做，你会开心一点吗？”她叹了口气。“那时候不是现在，人们可以为了一点小事去打官司。这个地方只有这一家医院。我们又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这里是我们的家。你和你妹妹已经承受了太多变化。不能当护士也没有什么，我不也找到工作了么。”
“打扫卫生？”我嘟囔道。
她停下手里的活。
“我并没有像你那样因为这份工作而感到羞耻，”她说。
“但是……”我搜寻着字眼。“你不是就不能做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事情了吗？”
妈妈看着我，眼里有一点点不服气的意思。
“我做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她说，“我是一个母亲。”
之后，我们沉默了许久。最后，泰尔玛小姐睁开眼睛。
“说说你现在在干嘛，鸡仔仔？”她问，“你是不是还在那个大体育场里打棒球比赛？”
我摇摇头。
“噢，那是以前了，”她说，“棒球么，是年轻人的玩意儿。不过在我的眼里，你还是个小男孩，总是戴着棒球手套，练起球来顶真的很。”
“查理都有自己的家了，”妈妈说。
“是吗？”
“和一份不错的工作。”
“这就对了。”泰尔玛的头又往后靠了靠。“你混得还真不赖，鸡仔， 真不赖。”
他们都错了。我过得很糟糕。
“我恨我的工作，”我说。
“噢……，”泰尔玛小姐摇摇头。“有时候是会这样。但是总比在家擦浴缸好，对不对？”她做了个鬼脸。“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个完整的家。对吧，宝儿？”
我听到隔壁房间有孩子玩耍的声音。我暗自想，泰尔玛小姐不知道吸了多少年的灰尘，擦了多少年的浴缸，才把她的孩子给养大。而妈妈呢，她给多少人洗头染发才能养活我和妹妹两个人啊。而我呢？我在棒球上浪费了十年的时间——而我还觉得二十年才够。突然间，我为自己感到非常羞耻。
“你的工作到底怎么不好了？”泰尔玛小姐问我。
我脑海里出现了那个销售办公室，一色的铁质办公桌，昏暗的日光灯。
“我不想做个普通人，”我喃喃的说。
妈妈抬头看着我：“什么叫做普通，查理？”
“就是那种很快被人遗忘的人，你知道的。”
隔壁房间传来低低的谈话声，间或还穿插着孩子们的尖叫声。泰尔玛小姐侧头听了听，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不被遗忘的原因就在隔壁。”
她又闭上眼睛，这样妈妈就可以继续给她化妆。她吸了口气，头陷到枕头里。
“我已经没有家了，”我脱口而出。
妈妈举起一个手指放到嘴边，示意我不要再往下说。
《一日重生》中午
达到顶峰
我还没有告诉过你，我的职业棒球生涯的事，好的，不好的。我曾经到达过职业棒球生涯的巅峰：棒球世界系列赛。那一年，我还只有二十三岁。海盗队的后备接手在和跑垒手冲撞的时候，意外摔断了脚踝骨，球队需要一个可以立即替换的人。我就是这样收到召唤的。我还记得我踏进铺着地毯的更衣室的那一天。我无法相信更衣室可以造得如此之大。我给凯瑟琳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们结婚已有半年——在电话里，我不停的唠叨：“一切令人难以置信。”
几星期后，海盗队赢得了当年锦标赛的冠军。如果说获奖和我的加入有关，那纯粹是胡扯。我加入的时候，这支队伍就已经排名第一了。在一场决胜赛的加赛中，我确实打赢了四局，
还有在第二次上场击球的时候，把球打到了右外野的深处，球被接住，我出局了，但我记得自己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现在还只是开始，我能行。”
但那不是个开始。至少对我而言。我们确实打进了世界杯，但在接下去的五场球赛中，我们都被巴尔蒂莫奥利奥队给打败了。我连击球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一场比赛的比分是五比零。最后一局结束的时候，我看着巴尔蒂莫队的球员们跑到场地中间，滚在一起，欢呼庆祝。看起来，他们欣喜若狂，但我觉得，他们更像是松了一口气，从巨大的压力下解放了出来。
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人们流露出那样的表情，但有时候，我会梦见那样的表情。我在那堆人中，看到了自己。
如果海盗队赢了比赛，那么匹兹堡市的市民就会上街欢庆游行。但是，我们输了，所以我们去巴尔蒂莫的一个酒吧为我们的赛季做一个了断。那个时候，比赛输了，自然会大喝一通，在酒精中把失败的耻辱给洗去。我们洗得很彻底。作为队里最新的一个成员，我基本上是坐在那里听其他队员抱怨。我喝了我应该喝的酒。他们诅咒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诅咒。我们摇摇晃晃走出那个地方时，已近黎明。
几小时后，我们坐上飞机回家——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乘坐普通商用飞机——大多数人因为酒精的缘故在飞机上昏睡了一路。队里安排好了出租车在机场外排队等。我们握手道别，说着“明年再见”。一辆接着一辆车的门关上，“啪”，“啪”，“啪”。
接下来的三个月，也就是春季集训季，我摔坏了膝盖。在我滑向三垒的时候，我的双脚撞上了外场手，他的整个身体倒在了我身上，我听到自己的身体发出前所未有的“噼啪”一声；医生说我拉伤了前韧带，后韧带和内侧韧带，三度膝盖伤。
伤愈合还算及时，然后我又开始打球。但在接下来的六年中，我再也没有能够打进甲级联赛。无论我如何努力，无论我觉得自己如何出色，笼罩在我身上奇迹般的光环消失得无影无踪。唯一能够证明我曾经打入过甲级联赛的证明，就是1973年报纸体育版上的赛事成绩表和我的球员卡，上面贴着我举着棒球杆的照片。我看上去很严肃，我的名字用粗体的大字印着，卡片上还散发着口香糖的味道。球队给了我两盒这样的卡片。我把其中一盒给了爸爸。另一盒自己藏着。
在棒球里，他们把昙花一现般的出场称之为“喝杯咖啡的时间。”那正是我的经历，只不过“这杯咖啡”是在城里最好的咖啡馆，最好的座位上喝的。
这样的经历，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你明白吗，在加入海盗队的那六个星期里，我感觉自己没有白活。聚光灯下，我觉得自己将是不朽的。我怀念那个巨大的，铺着厚厚地毯的更衣室。我怀念和我的队友走出机场时，被球迷的目光所追随的感觉。我怀念那些巨大的体育场和里面的观众，聚光灯和喧闹的欢呼声——那种让人感到伟大的感觉。我痛苦的想要找回那种感觉。爸爸也是如此。我们两个都渴望我能重回那个舞台，虽然我们没有这么说出来，但这是无法否认的。
就这样，在我该退役的时候，我还坚持着，寄希望于每一个球约，转战于二线城市的乙级队。像很多体育运动员一样，我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年龄的挑战。我拖着凯瑟琳全国各地跑。我们在波特兰，捷克森威尔，阿尔巴奎其，菲亚特威尔和奥马赫都租过房子。在她怀孕期间，妇产科医生就换了三个。
最后，玛丽亚是在罗德岛的帕特维克出生的。当时，我在打一场比赛，观众也就八十来个人。她出生前两小时，大雨倾盆而下，观众们都散了。我等了许久，才拦到一辆出租车去医院。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和刚刚降临到人世的女儿一样，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
之后不久，我退役了。
接着，我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