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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景王新统政，基书戒之曰：“天下至广，万机至猥，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景王纳其言。
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常乐亭侯。毌丘俭、文钦作乱，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適与景王会於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临偪，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县於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议者咸以俭、钦慓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基以为：“俭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胁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氵隐水。既至，复言曰：“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甚非计也。”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争欲往，发十余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时兗州刺史邓艾屯乐嘉，俭使文钦将兵袭艾。基知其势分，进兵偪项，俭众遂败。钦等已平，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上疏求分户二百，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以报叔父拊育之德。有诏特听。
诸葛诞反，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基累启求进讨。会吴遣朱异来救诞，军於安城。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脩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於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尽，昼夜攻垒，基辄拒击，破之。寿春既拔，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衅有荡覆吴之势。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於外，又内患未弭，是其脩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於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转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基上疏固让，归功参佐，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
是岁，基母卒，诏祕其凶问，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赠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转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尊位，增邑千户，并前五千七百户。前后封子二人亭侯、关内侯。
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基被诏，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其诈，驰驿陈状。且曰：“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务，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文王报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后由等竟不降。㈠
㈠司马彪战略载基此事，详於本传。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阳太守胡烈表上‘吴贼邓由、李光等，同谋十八屯，欲来归化，遣将张吴、邓生，并送质任。克期欲令郡军临江迎拔’。大将军司马文王启闻。诏征南将军王基部分诸军，使烈督万人径造沮水，荆州、义阳南屯宜城，承书夙发。若由等如期到者，便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贼诈降，诱致官兵，驰驿止文王，说由等可疑之状。‘且当清澄，未宜便举重兵深入应之’。又曰：‘夷陵东道，当由车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当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险狭，竹木丛蔚，卒有要害，弩马不陈。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废盛农之务，徼难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乏。姜维深入，不待辎重，士众饥饿，覆军上邽。文钦、唐咨，举吴重兵，昧利寿春，身没不反。此皆近事之鉴戒也。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宜，当镇安社稷，抚宁上下，力农务本，怀柔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为多，失之伤损威重。’文王累得基书，意疑。寻敕诸军已上道者，且权停住所在，须后节度。基又言于文王曰：‘昔汉祖纳郦生之说，欲封六国，寤张良之谋，而趣销印。基谋虑浅短，诚不及留侯，亦惧襄阳有食其之谬。’文王於是遂罢军严，后由等果不降。”
是岁基薨，追赠司空，谥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基著勋前朝，改封基孙廙，而以东武余邑赐一子爵关内侯。晋室践阼，下诏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
评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著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
卷二八 魏书二八 王贯丘诸葛邓钟传
王凌字彦云，太原祁人也。叔父允，为汉司徒，诛董卓。卓将李傕、郭汜等为卓报仇，入长安，杀允，尽害其家。凌及兄晨，时年皆少，逾城得脱，亡命归乡里。凌举孝廉，为发干长，㈠稍迁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为丞相掾属。
㈠魏略曰：凌为长，遇事，髡刑五岁，当道扫除。时太祖车过，问此何徒，左右以状对。太祖曰；“此子师兄子也，所坐亦公耳。”于是主者选为骁骑主簿。
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出为兗州刺史，与张辽等至广陵讨孙权。临江，夜大风，吴将吕范等船漂至北岸。凌与诸将逆击，捕斩首虏，获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将军，转在青州。是时海滨乘丧乱之后，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於口。后从曹休征吴，与贼遇於夹石，休军失利，凌力战决围，休得免难。仍徙为扬、豫州刺史，咸得军民之欢心。始至豫州，旌先贤之后，求未显之士，各有条教，意义甚美。初，凌与司马朗、贾逵友善，及临兗、豫，继其名迹。正始初，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二年，吴大将全琮数万众寇芍陂，凌率诸军逆讨，与贼争塘，力战连日，贼退走。进封南乡侯，邑千三百五十户，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是时，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凌就迁为司空。司马宣王既诛曹爽，进凌为太尉，假节钺。凌、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凌又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子广。广言：“废立大事，勿为祸先。”㈠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未还，会愚病死。㈡二年，荧惑守南斗，凌谓：“斗中有星，当有暴贵者。”㈢三年春，吴贼塞涂水。凌欲因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凌阴谋滋甚，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兗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广东，使为书喻凌，大军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凌，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凌至项，饮药死。㈣宣王遂至寿春。张式等皆自首，乃穷治其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㈤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斫棺，载在方策。凌、愚罪宜如旧典。乃发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亲土埋之。㈥进弘、华爵为乡侯。广有志尚学行，死时年四十余。㈦
㈠汉晋春秋曰：凌、愚谋，以帝幼制於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凌使人告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从。
臣松之以为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於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
㈡魏书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黄初中，为和戎护军。乌丸校尉田豫讨胡有功，小违节度，愚以法绳之。帝怒，械系愚，免官治罪，诏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为曹爽长史，后出为兗州刺史。
魏略曰：愚闻楚王彪有智勇。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凌阴谋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谢王，天下事不可知，原王自爱”！彪亦阴知其意，答言“谢使君，知厚意也。”
㈢魏略曰：凌闻东平民浩详知星，呼问详。详疑凌有所挟，欲悦其意，不言吴当有死丧，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故凌计遂定。
㈣魏略载凌与太傅书曰：“卒闻神军密发，巳在百尺，虽知命穷尽，迟於相见，身首分离，不以为恨，前后遣使，有书未得还报，企踵西望，无物以譬。昨遣书之后，便乘船来相迎宿丘头，旦发於浦口，奉被露布赦书，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纸诲示，闻命惊愕，五内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处？仆久忝朝恩，历试无效，统御戎马，董齐东夏，事有阙废，中心犯义，罪在三百，妻子同县，无所祷矣。不图圣恩天覆地载，横蒙视息，复睹日月。亡甥令狐愚携惑群小之言，仆即时呵抑，使不得竟其语。既人已知，神明所鉴，夫非事无阴，卒至发露，知此枭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书。太傅使人解其缚。凌既蒙赦，加怙旧好，不复自疑，径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余丈。凌知见外，乃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凌曰：“卿负我！”太傅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遂使人送来西。凌自知罪重，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太傅给之。凌行到项，夜呼掾属与决曰：“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遂自杀。
干宝晋纪曰：凌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凌、逵为疠，甚恶之，遂薨。
㈤魏略载：山阳单固，字恭夏，为人有器实。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与固父伯龙善，辟固，欲以为别驾。固不乐为州吏，辞以疾。愚礼意愈厚，固不欲应。固母夏侯氏谓固曰：“使君与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故当仕进，自可往耳。”固不获已，遂往，与兼治中从事杨康并为愚腹心。后愚与王凌通谋，康、固皆知其计。会愚病，康应司徒召诣洛阳，固亦以疾解禄。康在京师露其事，太傅乃东取王凌。到寿春，固见太傅，太傅问曰：“卿知其事为邪？”固对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问卿，令狐反乎？”固又曰无。而杨康白，事事与固连。遂收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