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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8月，在第五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上，美国华人协会为表彰王铃、鲁桂珍协助李约瑟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功绩，分别授予他们三人“为公奖金”。从1982年起，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先后在美、英、澳、比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召开过六届，以一个国家科技史为主题，定期召开国际讨论会，至今只有中国一家。
二
王铃1917年出生于南通城内朝阳楼巷。他的祖父虽不富裕，却藏有许多古书。王铃从小就跟随祖父熟读家中藏书，给他以后从事历史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根底。初中毕业后王铃考入南通中学，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王铃毕业后能进入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非偶然。他学业优秀，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他和陶大镛等人曾在重庆组织过“中苏问题研究会”，表现了青年学子追求理想和进步的热忱。这个研究会曾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的光明磊落和过人的才华，深深地影响着王铃，他信服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各项活动，与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进行抗争。
国民党当局为遏制进步学生运动，加强了对学生政治上控制，采取种种措施加重学生的负担，厉行各种考试制度，藉此束缚学生的思想。王铃带头抵制这种“考试”，他曾做过一首打油诗：
考试，拷死；总考试，总拷死。
若要我们死，何需用考试？
三元贷金，六支蜡烛——吾人穷且死。
稀饭三餐，手软足瘫——吾人饿且死。
杨大夫汗流浃背，棺材店生意兴隆——吾人病且死。
炸弹一掷，六籍灰飞，联大、云大、前车可鉴——吾人炸且死。
穷死、饿死、病死、炸死……
犹恐吾人不速死，再来一个大考试；
还恐吾人不总死，更来一个总考试。
吾人旦夕且死，毋烦仁人君子，
苦虑焦思，发明这个“总考试”。
这首戏谑中极尽讽刺的打油诗，矛头直指为虎作伥的学校当局，气得学校要开除他。
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成立大会。国民党派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多人。这一事件激怒了进步师生，他们举行声援大会，揭露国民党的无耻行径，慰问受伤的民主人士。王铃被推举为大会主持人。国民党特务包围会场，王铃掩护其他师生先撤走，自己挺身而出与特务搏斗，以致颈部被特务用刺刀刺伤。因为这一事件，郭沫若知道了史语所有一位叫王铃的和李约瑟一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年轻人。解放后，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两次写信邀请王铃回国组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并分别寄去2000英镑作为路费。虽然因为种种原因，王铃滞留海外，但他对郭沫若的邀请而自己未能及时回国，一直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歉疚。
王铃一直是深切地挚爱祖国的。1959年，印度政府以信函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当中央派人征询陈寅恪对此问题的意见时，陈寅恪明确表示，四十多年前由英国人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已使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了损害。现在印度方面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并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奏议等史料线索。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享利·麦克马洪（ArtherHenry McMahon）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14年3月24日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的，该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但之后英国既不敢公布有关的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关于这段边界历来的画法。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该线，并且曾就英国对该线以南地区的逐步入侵向印度政府多次提出抗议。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时，王铃身在澳洲，他记得自己在英国时，曾在图书馆看到前英国驻印度总督测绘的印度地图，其中的中印边界线和中国政府的划分基本相符。为了给祖国提供有力的证据，他专程从澳大利亚赶往英国。在伦敦图书馆的书库里，他翻检寻索，终于查找出封存多年的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绘制的印度地图，复制后送交中国驻英机构。1962年11月20日，我国《人民日报》刊出了5幅英文版《印度地图》。其中1862年印度加尔各答测量局办公室出版的“英属印度斯坦北部边境”图上，中印西段边界标明在喀喇昆仑山脉，与中印边界传统分界线大体一致。另一幅1917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及邻国”图上，中印东段边界线同传统分界线大体一致，根本不是“麦克马洪线”。直到1936年，印度官方地图都还没有按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标绘中印边界。还有一幅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第24卷第68…69页上“中国”全图的一部分，图上对印度东北部同中国西藏的边界的画法，也同中印东段传统分界线大体一致。可见英国制造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十五年之后，还不敢改变中印东段边界的画法。中国政府依据这些事实驳斥了印度政府的无理要求，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利益，也赢得了世界各国舆论的广泛支持。如果说，陈寅恪提供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证据，那么王铃提供的来自英国（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的证据是更为有力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王铃曾向有关方面提出过申请，想回国省亲，送孩子回来读书，为国内高校讲学，但因为“文革”，这些事情只能搁置了。
三
对于王铃来说，与李约瑟结识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李约瑟器重王铃，王铃对李约瑟执弟子礼。李约瑟赞许王铃的话留在他写的前言里，王铃在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上的讲演更对李约瑟推崇备至：“他能整页整页地浏览不带标点的中国古文，并且一眼就找出要找的技术术语及文字说明。”“有一次谈到中国雨量表的历史记载，李约瑟突然起身去查找元朝时的数学书，那里恰巧有一段关于第一只雨量表的文字，从而证明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只雨量表的是中国人。李约瑟同时精通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而且还有一种在短期内精通一门崭新学科的天才。”
1989年9月李约瑟和鲁桂珍结婚，王铃寄赠了条幅：“科史万端付后论，留痕三七坐春风。而今克士堂前愿，和合东西企世同。约瑟老师桂珍师母宴尔新婚。”有一张颇令人动容的照片：晚年的李约瑟坐在书桌前，伸出右臂把王铃揽在身边；王铃站在他身旁，右手紧握李约瑟揽他的右手，左手搭在李约瑟肩上。1992年，王铃为庆贺李约瑟92岁寿辰作了一首七绝，其时王铃也已75岁了。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日尼德汉老师九二诞辰弟子王铃草成七言绝句为颂
添筹海屋祝希尼，二美四难绩益奇。
绛帐康桥克士院，深情剑水无终期。
王铃在诗后写了很长的注。“二美”指李约瑟的先后两位妻子兼助手的李大斐和鲁桂珍。“四难”是说李约瑟集科学、人文院士于一身；1943年李约瑟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时，不辞辛劳，为中国购赠大批科学仪器和书籍；1967年后李约瑟任基兹学院院长时平易待人，对教授、门房一视同仁；《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饮誉世界，政界、学界力主提名李约瑟为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候选人不乏其人。四件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李约瑟都做到了。
1994年6月6日，王铃先生在南通家中病逝。那天晚上他正伏案写作杨振宁、谢希德等老友屡屡敦促他完成的《李约瑟传》，突然感到心脏很难受，当救护车赶到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王铃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写作所做出的贡献永远值得学术界尊崇。
郁达夫的德语文学之梦
吴晓樵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1895～1945）精通德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寓居上海期间，曾在上海法科大学讲授过德文。郁达夫对德语文学情有独钟，涉猎极广。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他的德文文学藏书算是十分丰富的。
在郁达夫日记里，有许多关于他往返于书摊书肆购买德文文学书籍的意外收获的记载。1927年2月24日，郁达夫买到德国现代作家马克斯·盖斯勒尔（MaxGeissler）的隐士日记《在荒原的日子》，“却是Heimatkunst（乡土艺术）的创作，德国文学史家Bartel（巴特尔）也很称赞Geissler”。时至今日，这个盖斯勒尔在一般德语文学史上却罕被提及。7月6日，他在德文书店买到一本德文近代短篇小说集。1928年2月28日，他更是买到了丹麦哲学家基尔凯廓耳的《非此即彼》一书：“午后出去，于无意中买了许多德文书”，“最难得的是一册Kierkegaard的书的德译，德国的译名为Entweder；大约是either…or的意思。内容有论文五六篇。我想中国人的中间，读过这一位思想家的书的人，古今来怕只有十几个人，而我却可以算这十几个人的中间的一个了，岂不是一件很可引为荣幸的事吗？”可见，他在当时就以注意到丹麦的这位哲学大师为荣。达夫选购书籍的眼光可算是超前的。
1930年4月30日，他买到德国自然主义流派作家奥托·尤利乌斯·比尔鲍姆（Otto Julius Bierbaum，1865…1910）的以中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美丽的褒家姑娘》一册。该书封面题有“幽王宠褒姒”五个中国字。6月17日在旧书摊上，郁达夫看见有德国犹太作家雅克布·瓦塞曼（Jakob Wassermann，1873…1934）的《人生之年》（Die Lebensalter）及小说大师阿·德布林（Alfred Doblin，1878～1957）的表现主义名著“中国小说”《王伦三跳》。
1934年8月23日，郁达夫在北平东安市场买了许多书，“有两部德文小说（一系译作）极好”。一为德国女作家夏洛特·尼泽（Charlotte Niese，1854…1935）的《老与幼》，一为西班牙作家阿莱芒（Mateo Aleman，1547…1613年之后）的流浪汉小说Guzman de Alfarache的德文译本，“系清荫昌藏书，有伊手署之德国字在书之下端页底曰Yintchang”。9月2日，他又购得尼泽的《回忆丹麦时代》一小册，颇为得意。据考察，夏洛特·尼泽的作品此前仅有胡国济翻译的《戚戚》，见上海《小说月报》1917年11月25日第十八卷第十一号。此外，达夫还曾经买到德国作家克莱斯特、莱瑙的德文全集。
郁达夫收购德语文学著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阅读、翻译。仅1927年这一年，郁达夫就翻译了较多的德文作品：3月12日在上海译婆塞的诗《春天的离别》，发表于《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八期。9月11日，翻译德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诗人特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9…1898）的短篇小说《马尔戴及她的钟》，12日译讫。当时施托姆以《茵梦湖》而闻名于中国的读书界，郁达夫为郭沫若译《茵梦湖》特地写作了《序引》，为之介绍。1927年，他还注意到一位叫凯勒曼（Bernhard Kellermann，1879…1951）的德语作家：2月28日，他在上海霞飞路俄国人开的书店买到凯勒曼的长篇小说《隧道》。3月8日则在江西路德国书铺买了他的恋爱小说《英厄贝格》，“打算于年内把它翻译出来”。5月9日，他又在德国书店买到凯勒曼的《圣徒们》。
1928年10月20日，郁达夫发表他翻译的德国著名印象主义诗人戴迈尔（Richard Dehmel，1863…1920）的诗歌《我俩的黄昏》，诗后附《译后志》。11月20日。翻译发表另一位德国诗人法尔该（Gustav Falke，1853…1916）的诗歌《祷告》，后改题《祈祷》。同年，郁达夫应鲁迅之约，为《奔流》杂志译德国作家鲁道夫·林道（Rudolf Lindau，1829…1910）的中篇小说《幸福的摆》，译文两万三千多字，他十二天就译完了，虽然原打算“当于三日内译完它”。可谓快手！当然他后来也花了几天工夫作修改。《幸福的摆》分两期在《奔流》刊出。郁达夫在篇末译者附记里认为，“小说里有一种Kosmopolitisch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鲁迅认为这是“极确凿的”意见（见鲁迅：《奔流》校读后记）。当时郁达夫正在写作小说《迟桂花》，他说：“《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随后，郁达夫又陆续翻译了四篇，都在《奔流》上发表。这些译作后来郁达夫结集为翻译集《小家之伍》。当时，良友书店的赵家璧拟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系》，请郁达夫担任北欧集的编选翻译，郭沫若任德国卷的编选。达夫译介北欧文学当与此有关。不过该短篇小说大系未能问世。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还较早地注意到二十世纪德语世界的小说大师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作品。1927年3月8日，他买到托马斯·曼的小说《先生与狗》，“打算年内把它翻译出来”。要知道，当时国内着手翻译托马斯·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