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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又说起上村的一个老馆子，五保户，儿女都在前头走了，现在一个人活得同狗一样，跛着个腿，连口水都不得进屋，造尽了孽。水姑娘你想想看，要是你雄狮命长，活个贱生，你不是害了他？
她们一致认为，人都应该早死，她们现在死不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雄狮死了个好时候，只有他有这份福气。
水水总算不再哭了。
贱
老人家互相见了，总要问候一句：“你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你的身体还好不好。打听老人的情况也常用这个词，比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
在马桥的语言里，老年是残生，越长寿就是越贱。尽管这样，有些人还是希望活得长久一点，活得眼瞎了，耳聋了，牙光了，神没了，下不了床了，认不出人了，活着总还是活着。
大概是出于一些好心人的意愿，“贱”的这种用法很少见诸文字。记录方言的时候，“贱”多是转换成了谐音的“健”。健不健，倒也文通字顺，成了一句平常问语，淡去了人生的严厉色彩。
照这种说法，马桥最贱的是一个五保户，破子，叫梓生爹。到底活过多少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活得儿了死了，孙子死了，曾孙子都夭折了，他还一跛一跛的活着。他活得有些着急，下定决心去上吊，绳子断了；下定决心去投塘，跳下去才发现塘里的水不够深。有一天晚上，他去志煌家借个碗，水水举着油灯开门，首先看见老人一张脸，细一看，还发现老人身后有两只发亮的圆球，像两盏灯。她有些奇怪，把油灯举得更高一些，这才一身发软：哪里是两盏灯2原来是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在梓生爹身后呼呼吁地喘气，耸起的背脊在黑暗中隐隐游动。
是一只老虫！——两盏灯呵呵呵是老虫的眼睛！
水水不记得自己叫喊了没有，只记得一把将老人拉进门，然后紧紧地把门堵住，插上木栓，加上两把锄头顶住。
她吐匀气之后，从窗子里偷偷朝外看时，地坪里已经空空的了，只有淡淡的月光在悬浮，两盏灯己经走了。
后来的日子里，老虫再也没有出现过，大概只是在马桥偶尔过一下路而已。样生爹对此事没有丝毫庆幸，倒有满心的悲哀。他说：“你们看我活得贱不贱？连老虫都嫌我没有肉，跟了一路都懒得下嘴。你说说这号人还活着做什么呢？”
公地（以及保田）
马桥人在地上除了说吃，最爱说下流话。各种下流话可以大胆得让你目瞪口呆魂飞魄散天旋地转日月光光。哪怕最普通的什么东西，萝卜、犁头、扁担、山洞、水井、山头、飞鸟、舂臼、草地、火炉……一不可以引起他们下的联想，成为他们下的借口或比拟，启动大同小异过于重复的玩笑和故见引爆炽热的笑闹。尤其是在地上下种的时候，他们七嘴八舌的口头流氓犯罪更为猖狂。
姐姐撵我快步走，撵得我像滑泥鳅，泥鳅最喜米汤永，钻进人汤滑溜溜。
……
这样的歌在下种时节就算是相当文雅的了、在平时不能唱，政府禁止，但在下种时节则受到人们的鼓励，干部们也装着没听见。万玉说过，这叫“臊地”，因此越下作越好。没有臊过的地是死地，冷地，是不肯长苗和结籽的。
按照马桥人的看法，地与田不同，地是“公地”，田是“母田”。在地上下种，必须由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
十种是准备下田的，所以浸泡禾种的活一定由男人干，妇人靠近一下，看一下，都是大忌。
出于同一个道理，女人在地上的临时性租痞是允许的，正当的，得到某种不成文的赞扬、与其说这是娱于活动，倒不如说这是生产斗争，是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的神圣使命。一些女知青不习惯，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躲躲闪闪别别扭扭，皱眉头塞耳朵，搞得本地的妇人们扫了兴，也低“不起来，男人们就会很着急，让队干部把女知青调到其它地方去做工夫。
我亲眼看见过妇人们在地上的猖狂，比如把一个后生拉到地边，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裤子，往他的裆下体甩两团牛屎以示教训，然后哄笑着散开去。她们当然不会这样来对待知青，但也时常有些小骚扰，比方拿你的草帽垫坐，然后发出一浪哄笑或者把你叫过去，让你猜一个谜语，又发出一浪哄笑。你心神不定没有听清谜语是什么，但从她们疯野的大笑里，你已经知道这个谜语不必猜，也万万不可猜。
觉
“觉”在马桥的发音qo，阳平声，意指聪明，与“醒”对义，比如“觉悟”。
其实，“觉”的另一含恰恰是不聪明，指一种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比如“睡觉”。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是愚蠢，睡觉倒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位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我们得承认，对聪明与愚蠢的判断，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角底和尺度。
我们似乎也得容许，马桥人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语言中独出一格地运用苏醒和睡觉的隐喻。就拿马鸣来说吧，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
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餐风宿露，甚至比绝大多数的人都活得更加身体健康。
那么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呢？
他到底是“醒”着还是“觉”着？
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
肯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它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这块田肯、长禾……真是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这条船肯走些……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本义的锄头变不肯人士。
等等。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
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尊，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
在那些林木～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作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作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
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列强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下（以及穿山镜）
下流、下贱、下作的简称，词义源于不正当的性行为，甚至一般的性行为。湘方言在八十年代以后有“稀下的”一词，指流氓无赖的习气，显然也是“下”的延伸和扩展。
就人的体位来说，头脑在上，二此人的思维和精神从来就具有上的指向，享有“高尚”、“崇高”、“形而上”之类方位标志。而性器官在下，因此性行为从来属于“下流”。
由此看来，寺庙建在高山，罪犯囚于地狱，贵族居于殿堂。贱民伏拜阶下，胜者的旗帜升向高空，败者的旗帜践踏足底……这一切很难说是偶然的择位，一定是某种信念的外化和物化。我怀疑，这一切源于古代穴居人对自己身体的困惑和最初的认识，从那时候开始，寺庙、贵族、胜利的旗帜，成了穴居人脑袋的延伸，获得了上的方向。而相反的一切，则只能同处感的下体一样永远屈居于下。
据说马桥以前特别的下，公社干部狠狠整过一下，才正经多了。公社何部长下到村里收缴超额的自留地、自留粪、自留鸡鸭等等，还在大会上出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两个长长的镜筒：“这是什么2穿山镇！有了这个东西，你们不管做什么下事，我都看得见！抓住一个，处分一个！抓住十个，处分十个！决不手软1”
其实是望远镜，是公社林业站的，用来观察山火的。
连本义听这话也面色紧张，对望远镜不安地看了一眼，又看一眼。人们以后果然不敢乱说乱动，万玉一连几个月一都要闭臭了，打死他也不唱觉觉歌。一到夜晚，大家早早睡了，村里安安静静，没有灯火。好多人还说，那一段他们连老婆都不敢碰。
万玉对穿山镜很不满意，曾经对我抱怨：“不公平，太不公平。你们城里人有电影戏看，有动物园看，有汽车火车着，我们乡里人有什么？就是这一点文化生活，”
他是指觉觉歌和男女之事，“也要用穿山镜照，什么世道！再说，共产党不准大家下，以后小共产党哪里来呢？”
万玉对何部长的抱怨是否合理，暂二不论。把望远镜所代表的性保守观念当作共产党的特产，却不是事实。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广州、武汉等地都出现过军政府禁止交谊舞的事件，交谊舞被视为“有伤社会风化”的淫乱。更早一点，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候，《西厢记》被列为禁演戏曲名录的榜首，爱情小说和诗词都是官方眼中的“秽恶之作”，一批批被搜缴和焚烧。一个“下”字，不仅仅是马桥人现在的用词，几乎贯串了漫长历史，透出了汉语思维几千年来对性爱行为一脉相传的道德偏见。只要这个“下”的命名没有取消或改变，人们要真正、全面、彻底走出偏见的阴影都是相当困难的。何部长即便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摆脱已经内化于他骨雪中的心理定势。他只不过是一个传统词典的运用者，操着望远镜在词义的轨道上向前滑行，就像一只驴戴上了笼套，只能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到底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到底是何部长应该对他的刻板和僵硬负责，还是一个“下”字早已成了何部长的笼——因此。包括马桥人在内的一切这样运用汉语的人应该对何部长负责？当然就成了一个问题。
醒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
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精，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公元前278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毙于汩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作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护以功，诌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淑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个边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地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飘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沦落，思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国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