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惯性
有些国家的城市街头做了些塑料假警察，减少司机的违规现象，就像中国农民在田边架起稻草人吓走麻雀，居然颇有效果。即便人们“知道”那些警察是假的，鸟们“知道”那些人是假的，但一个可怕的形象在眼角掠过，假象压倒了真知，恍惚之际，亦假亦真，也足以形成震慑和阻吓。这就是心智被一个假象暂时调动和控制的过程，一种视觉性条件反射。
革命时代里还有这样的事：有人不小心砸碎了领袖泥塑头像，自跪三日以求赎罪，把领袖崇拜横移到一堆泥块上。正像有些巫术操作者针扎纸人，火烧草人，锅蒸面人，对仇人实施恶毒报复，似乎认定纸人、草人、面人等等与现实仇人有形象的相似，便必有内质上的连通和同一，于是假象替代了真身，恍惚之际，亦假亦真，满腔仇恨倾注于假象，也可得到心理满足。这种对外形相似性的深深迷惑，不妨被看作感觉惯性的另一类表现。
几年前，我在国外见到一个德国记者，还有他身柔如水和声弱如蚊的香港太太。
两人都年过半百，都很友好与和善。在所有的采访都圆满完成以后，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德国先生突然说出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个不算正式采访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爱笑？”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他有点抱歉的迟疑，十个手指交叉又迅速分开，做了一个比划，不知道该如何说出他的意思，与太太用德语嘟哝了几句。“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看过你的一些作品，也是喜欢这些作品的，知道你没有特别阴暗和特别孤僻（感谢他太太翻译得如此细致入微）的东西，但还是读出了其中的沉重，因此看到你本人以后不免仍有点意外。你很喜欢笑，这样当然很好（我怀疑他太太擅自添加了这一句客套），不过……如果你笑得少一点的话可能更好，可能更像一个作家，更像一个中国作家。不是吗？”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样回答的，印象中是回答得笨拙而嗦，根本没有说到点子上，直到返回旅馆才理出几句话，恨不能追到人家的汽车上去扯住人家的耳朵再答一遍。作家为什么就不能笑？中国作家为什么就不能笑呢？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应该整日阴沉着脸，整日沉思默想，眼睛里全是苦难和悲愤，这才像个作家或者像个中国作家，才能引起读者的尊敬和外国人的喜爱，是么？我不这样就会让你们失望和惊诧，是么？你们在画展上、摄影展上，还有报纸杂志上看多了这种人，看多了某种把全世界几千年血泪史都压在心头的受难者，看他们总是把死亡或极权一类吓人的事揣在心窝子上，就不能容忍我笑了，一笑就坏了你们的文化胃口，是么？
中国是我的父辈、我的青春以及一片我气息相融的热土。退一万步，即便中国眼下还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奴隶社会，我也有笑的权利吧？欧洲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没有笑？即便中国现在落后得茹毛饮血和水深火热，我也有笑的权利吧？德国在没有汽车、电视、信用卡、抽水马桶以及足够面包的时代就没有笑？说实话，我在中国还笑得更多，到了这里还没倒过来时差，到了这里不得不manner，不得不迁就西方人笑不高声的优雅，都快憋死我了你明白吗？
一个人难有真正的自由，包括笑的自由。文化传媒和社会习俗正在“教会”大家怎么活，已经给各种身份分配了表情，正如一切作家不宜笑，一切少女也都应该神情娇弱，见到一只蟑螂就得手掩小嘴两眼发直跳起来大声尖叫；一切政治家则应该面容慈祥，不论到什么公共场合都有雷打不动刀劈不烂的一张笑脸，以昭彰政治权力的王道而非霸道品格。文体传媒和社会习俗也给各种情境分配了表情：一走进鸟语花香就应该有情人春怀，哪怕半老徐娘也得活泼追逐或者绕树三匝；如果面对海涛滚滚扑岸那就应该面露几分历史的沧桑和深刻，不冒出几句伟人的人生哲理似乎就说不过去众多电影的蒙太奇不就是在推进这种表情的套餐化么？不就是在建立和巩固着视觉专制么？这种身份与表情的固定搭配，情境与表情的固定搭配，人人都懂，人人都会，日长月久便形成了人们整理表情的一种法则，一种纪律，一种秩序，不容随意地胡来，否则就会让人“不顺眼”。S君已经适应这种惯性了。他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瞥见有镜头举起来，就会有脸上的急剧降温冷若冰霜，两眼直勾勾，盯住前面一个想象中的仇敌，或者一片想象中的凄惨坟地，而且时时只给镜头一个侧面，凸现自己线条分明的下腭。我曾经见到他发表在香港杂志上的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觉得不错，建议他授权我们的《天涯》杂志发表，让读者们了解一下他去国以后的创作情况。他忙不迭地拒绝，哦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以为他是顾忌自己的敏感身份，怕连累了我们，便告诉他国内可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可怕，毕竟眼下不是文化大革命那年头了，像他这种有颜色的人，不少已经亮相报刊，没有什么麻烦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仍然不同意授权，直到后来碰到他的一个朋友，对方才告诉我：你怎么这样傻呢？你这不是要砸他的饭碗么？如果国内发表了他的文章，他还能有什么理由政治避难？
一年以后，正是这位S君以“代表中国地下电影”的身份获得了国外一个大奖，在获奖演说中宣称自己从来不能在祖国发表作品，绝口不提他当年积极争当什么副主席并且风风火火给首长们送去内部电影票的往事。他惹恼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随即下文查禁他的作品，包括他一直在书店里卖着但十分冷落的两本旧作。到这时候，他倒真的成了地下艺术家了，真的在国内不再有任何发表痕迹了，终于有了梦寐以求和最适合在欧美国家寻求同情和庇护的身份，排除了我这里傻乎乎的干扰尝试。他对查禁肯定暗暗高兴，肯定把这种高兴秘而不宣。他从此更有理由在报刊以及海报的一切照片上深沉，在各种低调摄影中闪耀着黑暗中痛苦不堪的眸子，还有总是侧过来的坚硬下腭，钢铁一般冷冷撞击着观众的眼光。
他永远没有笑容只是从那以后，我一见到他的头像就更忍不住大笑。
岁月
时间越过越快，尤其是最近这十多年，因为速度太快而拉成了一道花白，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就如没过一样。回想起来，记忆最深的生活也就是最困苦的生活，让人心有余悸的记忆，几乎可以落实到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也许，正是害怕这种记忆的丢失，我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制造着困苦，就像孩子无聊时情愿把自己的指头咬痛。我从湖南迁居到了海南，住进了一间简陋破旧的军营平房。我面临着严重缺电的情况，每天晚上都只能点上昏暗的蜡烛，看街头那些铺面，都叭叭叭的有小电机四处冒烟。我也面临着缺水的局面，常常刚开始做饭水管就断流，需要人提着桶子四处找水，当然更需要把海边和河边当作浴场。这时候的海口，还算不上一个城市，更像一个大集镇和大渔村，缺少交通红绿灯，缺少下水道，到处都有绿色农田和荒坡，野生的火鸡、兔子不时闯入家门。还有黑压压的热带蚂蚁，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涌上墙头，使白墙变成了黑墙，不一会又突然消失，让白墙完好无损地重现人间，就像一匹从墙根涌出的神秘黑浪来去无踪。
我们是三家合租房子和合灶吃饭，其实岂止是三家，海南建省办特区的热潮送来了很多不速之客，有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几乎逼着我们每一天都是开流水席，吃完了一拨又吃一拨，有一天竟把电饭锅从早上烧到晚，一直在忙着煮饭。到了夜晚，客人需要借宿，逼得我们又拼桌子又搭椅子，把孩子们从梦中叫醒从这张床赶到那张床……我现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能想象自己当时的抱怨和苦恼，但更庆幸自己记忆能力的复活。比较而言，那是一段盛产记忆的岁月，使生活变成结实、坚硬而且伸手可触。相反，当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当自己终于也搬进宽大明亮的住宅，有了整洁干净的书房以及可以跷起腿来看看电视的沙发以后，当家里变得让人浑身轻松并且一踏进去就如两脚生根很难再迈出门的时候，日子就突然加速了，而且一再提速。刚刚过完新年一眨眼又是新年，刚刚是孩子进中学一眨眼就是孩子进大学：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光吗？凭什么说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光？时光为什么突然流失到沙发后面、餐桌下面以及书橱夹缝并且无影无踪？
人都希望生活的安定和舒适，但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的劫夺。这是一种两难。尼采说过：“要使你的生命变得长一点吗？让你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见《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危险，还有广义的危险，包括贫困、歧视、动荡不安等等，能使我们的感官充分地开放，对信息的吸纳力成倍地增强，身边任何动静都难以错过或逃出我们的关注，并且最终成为记忆烙入心头我们不妨称之为感觉的“紧张增效规律”。危险还往往与陌生的处境相随，往往能打破某种定型的生活模式，提供各种新的刺激，使我们的每一天都有异于前一天，每一年都有异于前一年，避免感觉在无限重复的过程中渐渐麻木和消失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感觉的“重复衰减规律”。只有凭藉感觉的丰收，凭藉具象在记忆中的丰富储存，人们才能证明生活的存在，证明自己不同于病床上那些植物人我见过这样的植物人，是我们单位一位退休大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受过什么刑法挨过什么打。身上插着四种管子，连通四台复杂的机器，靠单位和家属支付的高额医疗费维持着饮食和排泄，维持着基本正常的呼吸、脉跳、体温以及血压。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她与常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她同时承受着四套医疗大刑，感知能力仍然无法恢复。
然而安逸也正在磨灭着感知力，人们一直在追求着的幸福正在使我们植物人化。
安逸就是感觉的催眠者，是一部能让人兴奋几天的美妙电影，一部将千百次重复从而让人昏昏入睡的电影，最后让观众在暖洋洋的沙发里成为一个空，一个没有走进医院的植物人。这些人其实没有生命，因为他们没有痛苦的“度日如年”而有幸福的“度年如日”，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个日子，人们几乎已经不能从记忆中找出任何图景或声响，作为岁月存在过的物证。
生活就是苏醒，是从全宇宙漫漫长夜里一次苏醒过来的机会，每个人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已经打了几个盹，一次次差一点睡去。因此我必须让自己惊醒，让自己被激活，永远能够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摸到什么，就像我遭遇奇迹时检验自己是否在梦中一样。我必须走出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这一个大睡袋，洗洗脸，刷刷牙，走到外面刺眼炫目的感觉中去。我知道，出外旅游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旅游都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视机里的良辰美景来一次放大的复习；酒吧茶馆的社交也是无济于事的，任何社交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话筒里寒暄客套来一次面对面的可视性复习。我甚至明白，读书和写作也不管用，这些文字运动能滋养我的大脑却可能荒废了感官，让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口舌、肌肤等等过早地机能衰退。
我羡慕阿梅。她是一个身体小巧的女人，永远微笑并且对人关怀备至的女人，身为香港教授却总是活跃在中国、印度、孟加拉、菲律宾、韩国乃至巴西，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她，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她踏着一双旧式凉鞋的赤脚，完全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女甘地和女格瓦拉。她在大学里拿着据称“自己一说就脸红”的高薪，一个月几万元，但清贫得家徒四壁，一张旧书桌旁边，只有几大箱市面上最便宜的方便面，省下的薪金全部变成了组织活动经费，变成了抗议独裁者和跨国投机资本的宣传品，变成了印度乡村学校的校舍和中国贵州乡村种植的百合她带着学生在街头推销这些百合，再把所得寄还贵州。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但在教室里转身板书的一刹那都可以睡着，醒来后照常写字，不为任何学生察觉；开一场会可以睡上二三十觉，每次在别人前一句睡着然后在别人后一句醒来，接上别人的发言，居然可以不跑题。正因为如此，任何身强力壮的大汉，跟着她不到三天就要累得趴下，都怯于跟着她奔波于死亡边缘，包括在孟加拉翻车，从菲律宾土匪的枪弹下逃脱。
我也羡慕大头。他永远快乐、永远吹牛皮并且永远在女人那里糟践自己，直到结婚和移居美国以后也积习不改。他在剧团当画工时就成天泡在女演员宿舍楼里，被她们赶出来以后，操着电钻在每间寝室的墙上打洞，猖狂地宣称自己就是要偷看她们，偷看她们换衣和洗脚，当然更激起她们的惊慌。他经常搭拉着脸，为偷看而诚恳道歉，让对方又羞又气，最后好容易下决心原谅了他的过失，却发现他不过是编个故事逗个乐，于是恨不得拔他的毛和抽他的筋。总之，他有很多这样的诡计来博取女人的羞涩、气愤、同情、快活、疯傻以及惊吓，逐一加以享受，笑得自己在床上翻斤斗。他当然也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尽管他喜欢女人但并不喜欢同她们上床，尽管他觉得女人的可爱在于风情各异和仪态万千而无关乎老少美丑，但男人们不相信，女人们也不相信。他说自己偶有失身，至今一回想起事后洗洗刷刷的气味就要作呕。人们不信。他说自己曾经在一个电影制片厂被两个新潮女士追着要强奸，好容易才逃出虎口。人们更不信。他最终被一个女兽医的丈夫顶在墙上，脖子上被割得鲜血淋淋，差一点就像只鸡被人放了血。
如果仅从感觉开发的角度来说，我还羡慕很多人，很多生活，甚至是监狱里的生活，灾难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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