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下)〔德〕克劳塞维茨-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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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数十万常备军出征，其余各强国也都可以派出相应数量的军队。各国的其他情况也同以前不同了。　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与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不像从前那样，必然牵涉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政治关系仍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结合，可是它们是可以观察到的并且随时可根据概然性加以确定的。各国都已变成了内部关系十分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与影响已逐渐消失，政府是个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个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能够具有同它的概念相互符合的形态。在此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　阿道夫、查理十二与腓特烈大帝。　他们企图利用数量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小国建成强大的王国，并打垮所有的敌人。　他们假如也同亚洲的国家发生过战争，那么就其作用来说他们和亚历山大就更相似了。　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拿破仑的先辈。然而，战争从这方面获得的威力和彻底性，又因为另一方面的原因而失去了。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君主几乎把国库看成是他私人的金库，至少看作是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的东西。　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一些贸易往来以外，大部分只涉及国库或者政府的利益而不涉及人民的利益，至少这正是一种普遍的看法。　因此，政府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不断努力增加财富，但是它的臣民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　鞑靼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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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多数人民——如果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指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可在十八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根本未直接参加战争，只是通过其一般素质的优劣对战争有一些间接的影响。这样，当政府脱离了人民并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纯粹是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了。　于是各国政府所能够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彼此都能估计出来的。　有了这种限度，战争的最危险的方面就消除了，即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联系的一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消失了。人们大体上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与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　在战争开始时大量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　知道了敌人最多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也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　既然不致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可是这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君主甚至于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　如果军队被粉碎了，他就无法建立新的军队，并且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什么也没有了。　这要求在采取行动时特别慎重。　只有当时机极为有利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　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创造这样一种极为有利的时机。　在这种时机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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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的时候，仿佛人们就无事可做，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也就是所有的动机就都像是静止的。　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消失于谨慎与踌躇之中。这样，实质上战争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与围攻是重要的外交文书。　即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只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我们已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　但是，像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能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由于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以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　而如今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　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至于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一把利剑以外还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笔，即便如此，他在征服别国方面还是很少有大的进展。路易十四虽然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他已不必担心普遍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的，这恰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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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王国的军队，但是就其性质来说，仍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一样的。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于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在已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　人们都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并且它所打击的与其说是敌国政府，不如说是敌国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作用，它只能够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　军队及其要塞和构筑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国，战争要素在其中就慢慢地消失了。　整个欧洲都因为有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是种误解（正像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而且以后还要再说的那样，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

　　　　，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促使战争更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在此时期，一个国家假如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占领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倘若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计划在于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当为了达到目的会战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　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统帅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作是卤莽的统帅。通常，一次战局只会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就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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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　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接触几乎完全中断，所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与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边界。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显然是弱者，那么就连会战和围攻也不会发生，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于是就只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与仓库或者按部就班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只要战争到处是这样进行的，战争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是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状态中就不会发现矛盾，就会认为这一切都处于最正常的状态之中。　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注意到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　于是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于连道恩元帅也似乎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　特利莎完全没达到目的。　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拥有优势的兵力，就应该争取到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无论玩弄什么技巧都是没把仗打好。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况就是这样。　奥地利和普鲁士试着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　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不够用了。　在当时，人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观察事物，将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大的军队上，可是，在１７９３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　我们不能在这里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只能探讨在这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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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决定意义的结论。　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恰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　这时，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经没有一定的界限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所以，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假如说，在上述情况下整个革命战争还没有使人充分地感觉到它的威力，还没有使人完全认识它，就已经过去了，倘若说革命的将领们没有毫不停顿地向最后的目标前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若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能够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挡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只不过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造成的。　他们的这种不完善最初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后就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当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趋于完善之后，这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欧洲，粉碎了一切抵抗，在任何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来没有产生过犹豫。　反抗的力量还是及时地苏醒了。　战争在西班牙，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１８０９年政府首先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便接近了预定的目标，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以前认为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１８１２年，俄国仿效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先例，这个国家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迟的准备也能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在德意志普鲁士首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与根本没有金钱与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１８０６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余各邦也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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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效了普鲁士的先例。　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１８０９年小，可是也出动了无比巨大的兵力。　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与俄国在１８１３年及１８１４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作战的威力在这种情况下，也比以前提高了，虽然尚没有完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畏缩情绪还占主要地位）

　　　　，可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方式，而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　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移到塞纳河，骄傲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怕的拿破仑已被捆缚着倒在地上。战争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首先在作战的一方，而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　战争中用的手段已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　由于手段增多，能取得的成果的范围扩大，由于人们的激情极为强烈，作战的威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垮敌人便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　只有当敌人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能停止行动，可以据目的进行谈判了。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　这是因为各国人民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国家事务。　而人民所以参加，一方面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上述情况是否将永远存在呢？未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将都是倾全国力量进行的，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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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利益才进行的呢？

　　　　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呢？

　　　　这是难以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只不过，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着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上述那些限制，一旦这些限制被打破，就不易再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重大的利害关系时，双方的敌对情绪得用今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就到此为止。　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就想匆忙地为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自己特有的限制条件和范围。　因此，虽然到处及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　由此可见，在判断各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去洞察大事件，深入地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与评价。可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还必然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带有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理论首先应该来研究的。最近，战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形态，战争含有普遍适用的与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　然而，正像战争一旦突破了限制就不可能重新被紧紧地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　因此，如果理论只是研究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把这些情况当作错误而加以责难。　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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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应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