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夏埃尔·于尔格斯-战争中的平安夜- 第14部分

　　1915年拳击日，早上8点不到一点，确切地说是7点50分，好像是个有利的时机。这时候，大本营的人还没有从圣诞大餐中醉醒过来。再说，这么早有谁愿意从大后方跑到前线来。这时对面吹起口哨，接着，一个德国人出现在防卫墙上，挥动着双臂，第二个、第三个也都跟了上来，所有的人先后从战壕里走出来，但都在铁丝网边上停下了，犹豫着。这一切尤尔特都看在眼里，但他没有作出反应，而他的苏格兰部下已经正确地作出了解释，于是他们也立即从战壕里爬出来，跑了出去。同时，对面的德国人动了起来，双方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这种压倒一切的、对人性的渴望，这种产生于希望和恐惧的、不可阻挡的冲动鼓舞着人们，就像流行病那样快速传播着。”尤尔特记录道。出于必要的小心，他没有将这些记入兵团的战争日志，而是记在个人的日记中。

　　士兵们互相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像成功地捉弄了严格的老师的小学生一样。但有一个很大区别，现在军官们是老师，士兵们是男孩子；还有，小学生们的行为不会产生严重后果，而士兵们有可能被起诉而走上军事法庭。可是很显然，大家对此都无所谓。他们哈哈笑着，他们用饼干换酸泡菜。倘若用语言不能沟通，他们便默默地指指他们自己没有、但对方有的东西——这儿的英国军大衣，那儿厚厚的德国羊绒衫。

　　这些细节是尤尔特在战争结束以后写的，比如对话中的句子是凭记忆写的，不可能一字不差：

　　“这见鬼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春季攻势以后。”

　　“是的，春季攻势以后。”

　　“你们的战壕怎么样？”

　　“糟透了，水和泥浆没到膝盖。连猪都受不了。”

　　“你们也非常厌倦战争吗？我们非常厌倦。”

　　“这一切进行得很快，”尤尔特结束了他的经历报道，他称此报道为“第二次友好——第二次圣诞停战的快乐回忆”，因为从他们对面的巴伐利亚第95后备兵团突然走出了2个军官。他们没有任何恶意，但他们带着照相机，要为英国人照相，并愿意为此提供雪茄作为报酬，被尤尔特制止了，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些照片发表了会出什么事，再说照片上还有自己呢。

　　苏格兰人和巴伐利亚人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还要讨论一个方案，剩下的拳击日时间怎么过，确定一下以后几天该如何举止。两个德国军官中的一个转向尤尔特，请他把他的部下重新送回战壕，因为他刚才得知，再过5分钟，德军的炮兵要开火了。于是大家都回去，但是刚才的时间也够他们作必要的商量了。这个战区连续48小时都没有再听到枪声，此后又平静了几天，直至重新开仗。

　　原因在于“大家的不幸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尤尔特自问道，“还是上帝的宽容在起作用，或者是人类对别人的好奇？”圣诞节灰蒙蒙的早晨，英国和巴伐利亚人在战场上约好了友好相会，尽管只持续了10分钟，但凡是经历了这10分钟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

　　那些各自待在自己战壕里的诗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互相并不了解，他们没有名气，只是每个参战国的普通士兵，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当他们把这些感受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时，他们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诗句听起来总有一种相同的感受：忧伤。

　　我是杀死你的敌人，我的朋友。

　　我知道你在黑暗中：你是如此不满，

　　昨天，我把你捅死和杀死。

　　我避开，可是我的手是讨厌的、冰冷的。

　　我们现在睡吧……

　　威尔弗雷德·欧文在歌颂一个虚构的敌人，是他将这个敌人杀死的，就在昨天。他的手和这个敌人的手一样的冰冷。在对方也有一个叫格里特·恩格尔克的士兵在想念一个敌人，这个德国二等兵以《致大战中的士兵》为题所写的诗完全可以看成出自英国二等兵欧文之手：

　　你躺在伊珀尔，它已被摧毁？我也躺在那里，

　　在米尔，那儿也荒芜？我就在那儿。

　　在迪克斯迈德，被冲刷的地方？我就躺在你对面。

　　在地狱的深谷，炮火浓烟，就像你在乌烟瘴气中；

　　和你一起，在迪那堡的雪地里，又冷又阴沉。

　　在吞吃尸体的索姆河畔，我就在你的对岸，

　　任何地方，我都在你对面，你却不知道！

　　敌人挨着敌人，人挨着人，躯体挨着躯体，

　　温暖又紧密。

　　欧文于1918年11月大战快要结束前的一次进攻中被打死。他曾被炮弹震击而在精神病院治疗，后被作为治愈而出院，重新送往前线。被称为“无产阶级出身的第一个文学天才”的恩格尔克死于1918年10月13日前不久，中弹抢救不愈，在一家英军野战医院去世。佛兰德战地博物馆有他们俩的事迹记载。

　　他们两人阵亡的时候，整个国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万人墓，它至今还留在佛兰德人那里，柔软的绿草地覆盖着过去，有时候土翻到了上面，如果耕犁把土地掀起来的话，尸体又被吐了出来，尸体的残余部分、骨头等又露了出来。

　　虽有来自上面的各种威胁，前线的其他地方在圣诞节期间像尤尔特的部下一样，实行了战争小憩。圣诞节前几个星期，第235后备兵团的符滕堡士兵们就开始为演出而排练，演出已被官方允许。他们要用赞美诗让自己的人高兴高兴。如果白天没事情可做的话，男声歌咏团便在地下掩蔽部练几首流行的德国圣诞歌，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还是让人觉得不好听，好在尚能听出他们在唱歌。

　　1915年12月24日终于来到，歌手们集中到最前线，但都待在掩蔽部里，等天黑下来了，他们爬到静静的夜幕中，站在防卫墙上唱了起来，歌声传到80米远的英国人阵地，唱了约半个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国人只是静静听着，不像去年那样鼓掌，也没有用一首歌来回答，但他们也不开枪。

　　“敌人好像很少举动，只是大声歌唱、说话和拉手风琴。可以听见他们在喊‘巴伐利亚人’和‘伙计’等。”

　　德军第10巴伐利亚野战炮旅的马克西米利安·埃贝迈尔上校于1915年12月26日在他的日记里简要地这样记载着。去年这个时候他曾禁止任何没有必要的射击。根据所有的兵团日志记载，每次都是敌人的士兵们发起停战的，在埃贝尔迈尔的记载中是英国人发起的，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记载中是德国人发起的。这样的记载是否真实，还是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不让人看到自己的所谓弱势，已经没有办法去验证了。

　　恩斯特·云格尔在他的日记中只提到是外部环境造成人们在圣诞节的接近，而不是内在因素：“双方战壕里的士兵们被可怕的泥浆赶到了防卫墙上，因此在双方的铁丝网之间出现了活跃的往来和交换烧酒、卷烟、军装纽扣及其他物品的现象。”由于疏忽，有一个德国兵被射死了，于是立即开始了愤怒的射击，和格拉弗斯部队里发生的完全一样，和平就这样破灭了。

　　然而英军少将卡万在写给总司令部的一份秘密汇报中承认，他不得不报告，1915年12月25日，尽管有各种命令和警告，英军还是和对方的巴伐利亚第13后备兵团在无人区进行了友好接触。被告急的指挥官“20分钟之内就到了现场”，开始将士兵们赶回战壕去，这又用了30至40分钟。“我已命令进行详细调查，怎么会发生违反军令的行为的”。虽说是德国人发起友好活动的，就像去年一样，“但这是不能原谅的，对这件事情我感到说不出的遗憾”。

　　来自柏林的志愿兵奥托·海涅巴赫甚至梦想，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渴望最终势必会导致战争的结束。他的理由是，否则人们对人性的东西都会绝望的；他给家里写信时就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家里人发生在前线另外一个战区的圣诞节停战，同时也以此增加自己的勇气：

　　“昨天我听说了可靠消息，在卢斯……经历了恐怖后，接着到来的是一个完全像约定了的停战时期。双方无忧无虑地在掩蔽部的上面走动，离敌人只有几米远，双方都没有开枪。我相信，这样的行动是最符合双方的心情的。”在卢斯，英国人首次对德国人采用毒气。半年前在伊珀尔，是德国人将这种被人唾弃的方法用到战争中的。

　　海涅巴赫所听到的以及在卢斯真正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谣言。德国人和法国人在那儿踢足球。“我们很快都觉得非常快活。”一个法国士兵说。法国军官禁止他们，并用机枪来威逼自己的部下回到掩蔽部去。那位一起踢足球的不知名的法国士兵显然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战后他这样结束他的报道：“要是能把1万个足球分到整个前线战场，让大家都踢足球，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办法吗？不是成了不流血的战争吗？”

　　这位德国哲学系大学生海涅巴赫敢于作这样的政治预言：对战争的普遍厌倦——从圣诞节的例子可以看出——完全可能引起其他后果。他幻想，参战国互相缔结一个无临时外交关系的协议：结束战争。和科堡及波默罗伊的故事一样，这种结果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幻想孕育着希望：“于是以巨大海啸般的民族主义激情爆发的世界大战就无疑会结束，就像一个滑稽的插曲。不过我相信，世界历史上有过更多这样的悲喜剧。”

　　奥托·海涅巴赫阵亡时只有24岁。

　　第139萨克森步兵兵团和苏格兰戈登高地兵团已经互相习惯，在通常的突然袭击中尽可能减少伤亡。这该死的突然袭击，不管它在其他语言里叫什么，它基本上和自杀命令没有什么区别。对此，人们采取了恰当的对策：大声说话和咳嗽，把枪栓推得咔哒咔哒地响。只要从一方发出这些声音，对方便立即用阻拦射击来对付敌方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最固执的军官也不会逼着部下迎上去的。

　　说不定军官们也有些害怕？他们大概也听说过传言，有的级别较高的凶狗会因为他们的杀人命令而在背部挨上最终的一枪，不是被对方的敌人击中，而是被自己阵营里的敌人。这是真的还是编造的，他们也不知道。

　　麦肯齐·伍德少校是属于第6戈登高地兵团的，1914年他所经历的事情以及1915年在各种威胁下仍然成功地实现了的和平，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英国议院大厦，他再次为难以忘却的圣诞奇迹投了一票，他自己的一票。

　　1930年3月31日，将近18时，大楼里听不到老兵们通常所作的回忆报告，听不到他们在表达爱国主义立场。自由党议员默多克·麦肯齐·伍德有自己的立场，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是否还要把那些人再吸收为公务人员，他们在战争爆发前有他们的职务，战争结束后他们回来了，但他们的位置已被那些出于某些原因而不必上前线打仗的人所占据。

　　问题非常复杂。

　　这次会议中牵涉到的其实是原则性问题，事关“拒服兵役权”。在这次辩论中，当年戈登高地兵团的少校麦肯齐·伍德的个人声明让党内的同志和敌人都感到吃惊。他非常尊敬出于良心上的原因而拒服兵役的人，因为在举国上下充满激情欢呼战争的时候，敢于和社会舆论及大英帝国的军事机器对着干，这是需要极大的个人勇气的。

　　此话怎讲？

　　首先，英国有足够的男人可以上前线打仗，先让那些微不足道的老油子去，然后再派皇家基钦纳元帅的志愿兵。当然，每天的军力损失会导致部队人员的减少，所以要实行兵役法。于是，“拒服兵役者协会”的成员被送上法庭。凭良心行动的权利是没有的，这一论点的代言人是伯特兰·拉塞尔，他已出名，但并不著名。1540名和平主义者分别被判2年劳动改造，这是当时通行的量刑尺度。为了彻底吓住拒服兵役者，必须判几个死刑，所以国防部想出了一个愚笨而荒唐的主意，将34名拒服兵役的男子强制送往法国的临时军事法庭，因为那里有战争法。后因舆论的强烈抗议才将死刑改判成监禁。

　　在英国尽管法律上有规定，公民享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权利，法国和德国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不愿服兵役可以写申请，但是这样的申请很少有用，因为如果被法官驳回，那就只有一条路可选了：要么乖乖地去打仗，要么进监狱。即使是普通的抗议战争，也会受到惩罚的。有一个男子在伦敦散发传单，传单上提到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表示反对战争，结果被判6个月监禁。在德国，所有的和平主义组织和协会当然早已被禁止。

　　在英国这个阶级社会里，比判刑更糟糕的是鄙视，拒服兵役倘若情节严重就会公判死刑。罗伯特·格拉弗斯跟西格弗里德·沙逊谈到这个问题，当时沙逊正住在一家精神病院检查他的精神状态。如果检查后证明这个被授予战争英雄称号的战地诗人确实患有突发性思想混乱（据说是因一次神经性休克引起的），那么他就可以免上法庭。如果他坚持出于良心而从现在起反对战争，那么等待他的就是被起诉，因为他曾于1917年6月因初期所写的反战诗而被作为恐战神经病人送进医院。将军们以及他的朋友们都不想让他受到起诉，因为沙逊是一个有声望的诗人，如果他在法庭上出现，那么所有报纸的头版都要让给他了，引起舆论界的辩论只会对他有利。

　　帕特·巴克虽然在他的小说《无人区》中把西格弗里德·沙逊的故事作为幻想小说来描述，而且对话也是凭空臆想的，就像格拉弗斯处理波默罗伊和科堡这两个人物一样，但是不得不说一句：事情是真实的，这叫“现时代幻想”。沙逊是格拉弗斯的朋友，格拉弗斯确实到医院去看望过他，在那儿还碰到了另一个年轻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欧文是被诊断为炮弹休克而送进精神病院的，然而战场上的炮轰使他得了另外一种休克，这种休克使他脱离了所有幻想。

　　沙逊在战争初期非常狂热，他要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