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涩。他不热情，但也不是一个严厉的人。我愿说，他几乎是文雅的。但是，正象大部分领导人一样，文雅的举止是一回事，奉行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他们的本性上都有文雅的一面，但是因此把他们称作文雅人那将是一个错误。真正文雅的人很少是善于行使权力的。一个领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有时必须要强硬到残忍的地步。如果因为工作棘手而过于烦燥，如果他过分地被柔情束缚住的话，那么该做好的事就做不好，甚至根本不去做它。
随着这些年我对戴高乐的加深了解，对他作为领袖或他个人，我都逐渐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和他彼此似乎都对对方有同样的感觉。1967年，我的朋友维蒙·沃尔特斯到巴黎去担任美国大使馆武官，他从1942年起就认识戴高乐了。戴高乐在为波伦大使举行的告别午餐后，召见了沃尔特斯，问他最近是否见到过我。沃尔特斯回答说见过。他便以强调的口气说他相信我是会当选总统的，又补充道，他和我〃都已越过'荒凉的境地'〃——一个他经常用来描述他失去权力的那些岁月的词。之后，他又说了一句话，沃尔特斯不可思议地发现竟是个预言：〃尼克松先生象我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流放的日子。〃
戴高乐是二十世纪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纪的。他把法国引向前进，又引向倒退。从他整个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国历史的延续和法国的过去。从他的名字本身——夏尔·戴高乐能听到夏尔马涅和高卢中的回响——伟大、光荣、崇高——法文grandeur一词，用在戴高乐的文章或讲话里的时候，有时译者就用这几个意思去表达，在他看来，这个词对于一个国家，特别对法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乐说成是历史人物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决心那样干的。他把他的一生致力于使历史按他想象的格局来形成。正如一位评论家写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政治首先不是可能的艺术；它是有志者的艺术。〃对戴高乐来说，意志是国家的主要动力。他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的能力是有高度信心的。
他也感到需要使法国决心朝着伟大的方向发展。他始终如一地号召他的人民去攀登〃高峰〃，虽然这些〃高峰〃只是隐约可见或朦胧难辨的。对于戴高乐来说，重要的事是让人民自己觉得是在攀登，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变得伟大。他曾经说过：〃法国只有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时，才能显示她的真正面目。〃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国的化身，他的责任是奋发法兰西精神。
作为一个人，戴高乐是有诱惑力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他在充当领导人必备的条件和如何发挥非凡的洞察力的领导艺术方面给予我们启示。在分析问题的说服力方面或写出那样透彻的文章方面，很少有人可与他比拟，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对自己的方法作出清楚的交待，然而，也很少有人能在交待清楚后，使笼罩自己的迷雾并不消散。而他甚至在解释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也总是能把这层神秘的迷雾紧密地围裹着自己。他是一个幻想大师。象熟练的幻想家那样，他是一个万能的魔术师。似乎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常常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多数伟大领导人身上是罕见的——揭穿戴高乐的神秘，其关键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不仅可以在他的表达非凡的文学作品中和有创见的回忆录中找到，也可以从他早年的分析作品中找到。
在他第一次崭露头角后又接着掌权的很久以前，就写了一本实际上相当于领导指南的小册子——《剑刃》，原先是作为法国军事学院的讲义而写的，以后于1932破了复杂的情况，抓住了本质。然后理智才能把从客观得来的所谓〃原材料〃进行阐述、塑造和提炼。
他争辩说，只有当一位领袖在理智与直觉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时，他作出的决定才可能具有先见之明的特点。
预见，就是知道向什么方向引导，是伟大领导人的领导艺术核心。领袖这个词就蕴藏着有充当向导能力的含义，在拟定通向未来的航程时，眼光超越了目前的情况。我在1969年访问法国时，戴高乐对我说：〃我要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大多数领导人被纠缠于当天报纸的大标题新闻及瞬间的压力，结果就见不到长远的前景，然而戴高乐并不是为〃瞬间〃而活着，他是利用〃瞬间〃的人。
在戴高乐出名之前很久，他就显示出一种超过同时代人观察事物的天才。实际上，在反对马其诺防线的争论中，在作出反对向希特勒投降的决定时，在反对草率地拼凑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时，他基本上都是孤立无援的。然而，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上，事实证明他都是正确的。
1934年，戴高乐在一本名为《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概述了他关于现代化战争性质的理论。他争辩说，由于技术革命：内燃机的发明，那种事先精心策划好的战略已经过时。他写道：〃机器掌握了我们的命运。〃各种机器改变着生活的各个领域，战争也不能例外。真正的开始。那时看到这点的法国人并不多。他飞到英国，决定继续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愿抵抗。他坚持说：〃法国输掉了一次战役，但是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在他第一次从伦敦发出的广播呼吁中，戴高乐宣布法国不是孤立的，因为法国的战斗已经点燃了另一次世界大战之火。
他说，法国的殖民地在英国海上优势和美国军火生产上的巨大潜在能力的支持下，能把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并能最终取得胜利。那种先见之明使得戴高乐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使他有可能在那个极为黑暗的年代里，成为法兰西灵魂永燃不熄的火焰的看守人。
战后，戴高乐对法国所抱的希望在〃政治不变〃这块巨石上碰得粉碎。尽管法国人把戴高乐拥为救世主，但是对他建议的各种宪法修改方案却置之不理，因而使战前的政治家和各政党能迫使他下台。
戴高乐反对恢复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度，因为他认为由于军事政策不健全而导致的1940年的惨败，应归咎于议会制度。
那时有那么多的政党，但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多数票，得以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军事政策来。吵吵嚷嚷的会议与霍布斯所描写的自然界状态一样，是一场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的混战。戴高乐警告说，如果议会制恢复的话，那么议会政府只能产生一系列极其软弱无能的联合内阁。这些内阁在最轻微的政治震动下就会倒台。正如许多年后他说的：〃议员们只会使行动瘫痪，他们不能发动行动。〃
戴高乐知道，法国在本质上是一个拉丁民族的国家。一度为波多黎各总督的路易·穆纳茨。马林讲到自己的拉丁传统时，曾告诉我：〃我为我的拉丁传统而自豪。我们对家庭、教会的忠诚，在哲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贡献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我们拉丁民族恰恰不善于搞政治。我们感到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间搞平衡是很难的。我们走极端——不是秩序大多自由太少，就是自由大多秩序太少。〃戴高乐的天才是，他有能力在法国保持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因为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对回到〃党派政权〃去，许多左翼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指责他寻求建立专制制度。他们对他判断错了。在法国解放斗争期间和解放之初，确实需要戴高乐所谓的〃某种君主制度〃。当环境许可时，他毫不拖延地允许人们选择自己的政府。他从不向统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提出挑战。但是他相信，统一意见的领导就是没有领导，总统或总理必须领导议会而不是跟着议会跑。
在1945年后期，戴高乐认识到他在这场争论中失败了。
第四共和国宪法建立的是控制着一个软弱的行政机构的、有无限权力的立法机构。他深信应辞去政府职务，应该在〃事情把人甩开之前，从事情中摆脱出来〃。他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他辞去职务的决定后，遽然大步走出了房间，引退了。
他坚信法国召他来领导的时刻会到来的，但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条件来领导。戴高乐又一次表现出他的预见性，他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他有一种命运感，并不想为当总统而当总统。只有在他觉得唯独他能实现国家所需要的领导时，才愿意当总统。在政治活动中，人的成年和童年的区别是：童年想要高位以出人头地；而成年想要高位则是做一番事业。戴高乐想要权力，并不是为了权力能为他做些什么，而是为了用权力去做些什么。
在放弃权力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戴高乐发动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去夺回权力。他改造自己的个性，以求能成为伟大事件中的主宰。现在他轻蔑地注视着别人笨拙地处理小事情。
由于不耐烦再继续等待法国来召回他，便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建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使自己重登政坛。
1947年，冷战的阴云刚在地平线上出现，法国人民正忍受着物资匾乏、工资低、物价高的折磨。戴高乐没有去关心他们的生活琐事。他说，他解放法国并不是为了〃操心通心粉供应定量问题的〃，相反，他瞩目于全球力量的问题，并宣告法国的伟大。
在那些混乱的岁月里，被法国人经常称为〃暴风雨中的人〃的戴高乐，他的政治股票戏剧性地上涨了。1951年，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比其他党派要多。从一开始戴高乐就禁止他的代表们支持任何政府，这道命令的奇特效果，是使法兰西人民联盟与共产党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
由于来自左、右两翼顽固的反对，几届中间派政府接连下台。但是，情况尽管如此，他们到五十年代初期时，还是几乎不费气力而在改善国内和国际处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实上，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是沾了这位〃暴风雨中的人〃的光。戴高乐似乎也承认：〃共和国政府治理不好法国，但它把自己保卫得不错。〃——这是戴高乐在失望中向来访者说的话。
到1952年时，法兰西人民联盟显然已经不可能打倒第四共和国了。在戴高乐命令他的代表们拒绝筹组政府的邀请后，党的纪律涣散了。到1953年，背叛联盟的人越来越多，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里的地位微弱。在以后的几次市议会竞选中，由于境况凄凉，戴高乐便脱离了这个运动。
法兰西人民联盟这一段长插曲证明，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并不一定是一贯正确的。戴高乐对未来看得很远，但是有时现实却愚弄了他。有时他对他的人民有一种本能的敬畏情感。在其他的时候，他又不关注人民的心情，他的政党的失败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对议会制政体的批评将证实是有预见性的。但是时机还未成熟，他为实现预言所做的努力却带来了灾难住的后果。
造成戴高乐重新掌权的危机起源于1954年下半年，阿尔及利亚的部分穆斯林人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并且开始发动游击战争来反对法国的殖民当局。战争拖延了多年，随着战争受挫，法国军队的残忍性在增长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表明，是战是和，他们自己都没有能力来结束这场战争。
1958年，这个政权无力解决它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各种问题，因而导致了一次政府危机。特别是1954年军队在印度支那蒙受失败的耻辱后，法国军队已下定决心，将不惜一切代价使法属阿尔及利亚仍归属法国。戴高乐派人士、右翼政治家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与军队站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反对法国政府，准备在政府没有能力时采取行动。
当阿尔及利亚问题达到危急关头时，第四共和国正处在从戴高乐1946年辞职以来的第二十四次内阁危机中，无政府状态几乎已达一个月之久。一群暴徒袭击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大楼，而当地治安部队却静悄悄地在一旁观看。将军们在重新建立秩序的借口下，推翻了法国阿尔及利亚政府。不到两个星期后，驻守在科西嘉岛上的军队参加到反叛将军一方去了。阿尔及利亚的将军们打算继续干下去，想在几天之内征服宗主国法国，政府却没有能力来阻挡他们。
在整个事件中，戴高乐表现了政治上的英明。他既拒绝谴责，也拒绝公开赞同军事政变，尽管卷入的人中有些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沉默有利于在他最后宣布已经：〃准备接管共和国权力〃的时候大家都听他的。他一直注视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用尽他们所有的招数，最后转而向他求教的时候，便可以按他的条件进行合作。
虽然政府对他提出的条件唯命是从，可是这些条件中并没有使他成为独裁者的条件，然而，许多法国人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传记作者布莱恩·克罗泽写道：在听了戴高乐重新执政的条件后，国民议长安德烈·勒·特罗奎尔对他大声说：〃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从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后，我就对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独裁者的灵魂，你太喜欢个人的权力了！〃戴高乐严厉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国，特罗奎尔先生。〃
到戴高乐接管政权时，第四共和国政府已分崩离析，陷入如此可怜的状态。如果说戴高乐是靠政变上了台的，那就错了。
他不过是使奄奄一息的政权免受痛苦而给予慈悲的一击而已。
戴高乐要求第四共和国授予他权力，以便在公民投票中直接向人民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通过这些办法，他颁布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宪法的核心是总统的职权。总统被授予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权力，而不受国民议会不适当的干涉。这样就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瘫痪状态，而这些状态曾把第四共和国推向政治、经济、社会崩溃的边缘。
有人批评戴高乐给了总统如此多的权力。但是从事后清醒的认识来看，我认为这部宪法给法国带来的政治稳定是戴高乐的最大的遗产，正如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的最大遗产一样。
在我任副总统期间，总是我去机场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