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1972年，毛泽东在与我的晤谈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划，以一种概括我们的晤谈甚至是概括中国全貌的姿态，对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大元帅不赞成这次会谈〃稍顷，他接着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比你们之间的友谊的历史还要长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这位大元帅在谈到中国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手势，清楚地表明，他的谈话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适用于他的堡垒——台湾。
我觉察到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都采用有点类似帝王的姿态。毛和蒋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是和自己浑为一体的。这两位领导人在历史上同时出现了。他们之间没有妥协，只有冲突。一位成为胜利者，一位成为失败者。
说来也奇怪，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许多方面都很相象。他们都是东方人，毛泽东一生只有两次离开中国，1949年和1957年，他先后两次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蒋介石也只有两次出访，离开亚洲：一次是1923年受命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去开罗出席四强会议。他们两人经常长期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毛泽东利用这一时间写诗：蒋介石则经常一边在山间散步，一边背诵古诗。这两个人都是革命家。毛泽东造了他专横的父亲的反和整个社会的反，蒋介石则造了国内腐败、对外软弱无能的满清王朝的反。有趣的是，蒋介石割掉他的辫子——这是造反的象征——比毛泽东还早七年。
他们两人之间，既有表面上的差别，也有实质上的差别。
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毛泽东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们二人的差异，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爱国的方式方面。
他们都爱国，毛泽东力求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蒋介石则力求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国家。胜利之后，毛泽东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于书写，而且是为了铲除造形复杂的汉字所写成的历史。蒋介石在溃败之时，还在接送难民的分舰队中腾出地方，枪运了近400，000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去台湾），而把他的许多忠实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陆。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提到蒋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还把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匪徒〃。我问毛泽东：〃你们怎样称呼蒋介石？〃他笑了笑，周思来接过话头回答：〃一般说来，我们叫他们为'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罗，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周思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象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来在黄浦军校工作时，是蒋介石的下属。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称赞周恩来是一位〃明智的共产党员〃。几年之后，蒋介石却又悬赏八万美元搜捕周恩来。但总的说来，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官员在提到蒋介石时，他们对蒋的态度显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蒋介石；作为中国人，他们又尊敬甚至钦佩蒋介石。在我与蒋介石的所有谈话中，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有何尊重可言。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第三位伟大的领袖——蒋介石。我既以美国副总统的身分、也以美国公民身分与他保持着联系，并与他建立了极其珍贵的私人友谊。我高度评价这一友谊。这就是与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对我来说是如此深刻的、曲折的个人经历的原因。
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经常欢迎我致他们在台北的豪华公馆作客。蒋夫人充当谈话的翻译，但她有时也参加讨论。象蒋夫人这样曾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充当翻译，真是再好不过了。她的汉语和英语都十分娴熟，很有辩才，再加上她对她丈夫的想法了解透彻，所以她在翻译中遇到汉语或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时，都能够斟酌损益，把原意准确地表达出来。
更重要的是，蒋夫人远不只是他丈夫的一位翻译。历来育一种风尚，这就是贬低领袖们的夫人在历史上和个人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她们的扬名、显赫，只不过是与其丈夫结婚的自然结果。这不仅忽略了这些领袖夫人在幕后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贬低了她们所具有的品德和特性。我认为，蒋夫人凭她的才智、说服力和道义上的力量，完全可以使她本人成为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蒋夫人与毛泽东的第四位妻子江青相比，其性格的差异比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差异更大。蒋夫人是一位有教养的、修饰华美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江青则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的、狂热的、典型的共产党女人。惠特克·钱伯斯曾经告诉我：〃当您遇到一对信仰共产主义的夫妇时，您会经常发现，那个女的准是两个中最狂热的一个。〃就江青而论，惠特克的话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江青更加冷酷、更为粗野的人了。当我和她一起观看她特意为我安排的文艺宣传节目时，她看起来既没有毛泽东的热情，也没有周恩来的优雅。
她显得非常紧张，以致于她的前额和手都冒出了汗珠。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典型地表现出她那种令人不悦的、好战的态度。她说：〃你为什么从前不来中国？〃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与江青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女性。
我在1972年见过她：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不久，又见到了她。
邓颖超看起来差不多与周恩来一样的优雅和干练。除了和周恩来的关系外，她本人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在党内独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然而，邓颖超不象江青那样，她不允许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损伤她的妇女的气质。
饶有兴趣的是：周恩来一生只娶了一位妻子，而毛泽东有四位。
中国内战造成的分裂给宋氏家族带来了不幸的结局。蒋夫人的父亲——查理·宋因印刷和销售《圣经》而成为富翁。
他有三个女儿：蔼龄、美龄和庆龄。霭龄嫁给了中国银行的总裁，在中国大陆陷落之后移居美国。美龄与蒋介石结了婚，和他一起反对共产党人，后来又一起流亡到台湾，直至蒋介石去世。美龄现在住在美国。庆龄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孙中山结了婚。在中国内战时期，她站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边，后来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受人尊敬的典范。她于1981年去世，北京为她举行了国葬。
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遭到了问霞族的反对，因为他不是基督教徒。宋美龄的家庭坚持蒋介石只有成为基督教徒，才能和宋美龄结婚。不愿轻易皈依宗教的蒋介石说，如果他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基督徒。不过他还是答应在与宋美龄结婚后，认真学习《圣经》。这样，问霞族才同意年之后，蒋介石一一一皈依了基督教。从此以后，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经常在早晨一起作一个小时的祈祷。蒋介石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能够信赖别人和多情的人，但他不久便完全被宋美龄征服了，和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国家事务方面，美龄成为蒋介石最亲密的知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龄还作为蒋介石私人的密使，多次访问美国。她那迷人的亲切的举止，使她成为一位国际上的知名人士，也使蒋介石冷酷生硬的形象变得温和一些。
蒋介石在私人交往中，经常披着黑色的斗篷，头剃得光光的，使他显得更加严峻和沉默寡言。当我说完一段话时，他总是发出〃好，好，〃的声音，但精神似乎有点紧张。他目光如射，显示出他的自信和毅力。他的眼珠是黑色的，偶尔也熠熠发光。在我和蒋介石开始讨论之前，他的目光常常先扫视一下房间的四周。到了和我谈话的时候，他就一直注视着我。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不同也表现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蒋介石周围的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包括他的衣着，办公室和他的家庭，都是如此。从各个方面来说，蒋介石都是一位讲风纪、有条理的人。用〃整齐〃和〃清洁〃来形容他给人们的印象，这是毫不过分的。毛泽东恰好与蒋介石相反，他的书房摆满了书报。如果以书桌的整齐清洁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办公人员是否合格的话，那毛泽东准是不及格的。毛泽东的杂乱无章和蒋介石的井然有序，毛泽东的漫无拘束和蒋介石的循规蹈矩，都造成鲜明的对比。从外貌看来，用〃不修边幅〃来形容毛泽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蒋介石是政界人物中最罕见的一个典型，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美国的革命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的社会，这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保守的。他们为已经获得但一度失去的自由而战斗。法国大革命受挫的部分原因，则是法国领导人想实现一个纯理性的、抽象的幻想——它在法国民族的历史上是没有基础的。
蒋介石的想法跟美国的想法更为相似，而与法国的想法不同。他想恢复中国的传统。他反对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腐败现象，对吸鸦片的恶习和仍然普遍存在的缠脚陋习也进行了斗争。不过，尽管蒋介石采用了立宪政府的做法，他毕竟还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从蒋介石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民主太少了，而是大多了，这个国家需要的是纪律，一如孙中山所说：〃中国已经成为一盘散沙。〃蒋介石所寻求的纪律将会使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生产力得到解放。
他的想法在台湾推行的结果，产生了经济上的奇迹。尽管1965年以前蒋介石一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
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对中国人民来说，经济上的统计数字不可能改变共产党人赢得中国大陆这个悲剧，但这些数字毕竟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共产党人实行了农业生产集体化，但今天大陆生产的稻米按每人的平均数来说还低于解放之前。蒋介石采用的办法是：用钱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再把土地分给农民，卖了土地的地主把大量的钱投资到工业方面；政府同时鼓励外国投资。结果，台湾现在人平均收入是大陆的五倍；一千八百万人口的台湾的出口额，大约比十亿人口的大陆的出口额高百分之五十。
蒋介石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动荡不定的生涯中，多次获得了成功，因此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具有绝对自信。他喜欢读儒家学派的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王阳明认为：〃知而不行，实与不知无异。〃
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溃败了，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自信。
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另一次暂时的挫折罢了。我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要谈到光复大陆。他的许多助手对光复大陆已失去希望，但他本人从未失去信心。
蒋介石为自己取了〃介石〃这个名字，译成英文就是〃搬不动的石头〃之意。从他的个性来看，这个名字是取得再好也没有了。我非常钦佩他的决心。他从来不相信应该在任何〃不可避免之事〃面前屈服——它们只不过是看起来难以避免而已。经常有人会对某一个社会活动家说：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些人缺少创造性的远见。他们经常把某些事情看作是不可能实现的，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以前没有人做过而已。蒋介石对此十分清楚。他曾经写道：〃敌人总是包围着我，有时他们的力量还超过我。但是我知道如何忍耐。〃
尽管蒋介石的性格很顽强，但他还是有很多失算之处。不过，象大陆失守这样的悲剧，也不应该只归咎于某一个人。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是，由于他一丝不苟地照搬书本，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在一个假定的战略设想的范围之内，他的判断是敏捷而又果断的。他只照他所知道的章程行事。如果这些设想的情况没有变化的话，几乎没有什么人战胜他。但他很难超越这些设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许多历史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框框都提出了挑战。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人。这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
在蒋介石的军队出师北伐以用武力统一中国之时，这个国家一部分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一部分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一部分处于各自为政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蒋介石逐步取得进展，组成了一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若干年后，他被宣布为统一的中国的统治者。
但是，这种统一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蒋介石虽然使他的对手屈服了，但并未征服他们，他同意让他的对于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既臣服于他这位上司，又与他结为盟友，以此保全对方的面子。这也许是他最大的错误。马基雅维利也许应该告诫蒋介石：不应该让军阀继续当政和指挥他们的军队。因为这样会使蒋介石的征服得不到保证。忠诚只有通过下级对上级的依赖才能够实现。
也许马基雅维利是对的。蒋介石从来没有全面地控制过中国。他的部队穷于应付，以求维持国家的统一。如果他要向中国某个地方增调部队的话，另一地方的军阀就会以脱离政府相威胁。结果，蒋介石一天到晚忙于对付各地军阀提出的挑战。
这使他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