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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回贴：很深刻啊，原来以为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也从不置疑这种让人热血沸腾的灌输，细细想来，当我们宣传这种残酷的作战方法的时候的确比日本人的狭隘的民族精神又会好多少呢，整个东亚的人民都需要对自己的过去好好的反思！
【漫谈】奥尔布莱特曾语重声长地指出，须知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个独裁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理性出牌，而恐怖分子、游击队和自由战士这样的凭着宗教信仰，或类似宗教信仰行事的人，是不会在乎他国或本国利益的，他们追求的是狂热的理想主义，是对整个世界的改造。与改造世界这样的伟大理想相比，众人或一国之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盲目信仰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盲目信仰的群体则更加心恨手辣。如果有人相信另一个“上帝”，或者即使他也相信同一个上帝，但膜拜的仪式不同，盲目信仰可以驱使人们判处这个人死刑。可以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以把他烧死在火刑柱上，可以用十字军战士的利剑刺死他，也可以在贝鲁特的街头枪决他，或者在贝尔法斯特的酒吧间里炸死他。促使人们施行冷酷无情的手段而“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正是那盲目信仰。这种丧失人性，心恨手辣的行为准则，对盲目的爱国主义和政治上的盲目信仰以及宗教上的盲目信仰者来说，其依据都是一样的。
鲁迅曾有句名言：“愚弱的国民，无论有怎样健全的体魄，怎样的长寿也是毫无意义的，我等的首要是改造国民的精神，我认为此为文艺的第一要务。”老子则早在二千多年前就为着国民群体的肤浅的潮流意识而深深地忧虑，因为老子对此有着一种高屋建瓴般的透彻看法，他以敏锐的目光洞见到这种盲目的概念意识潜伏着极大的灾祸隐患。
【漫谈】群体的成见和习惯的力量总是大于个人的立异和创新。网上有个帖子，从一个小的测面见证了反群体的成见、潮流是多么不容易。现录于下：
73年底74年初，北京出了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反潮流事件”（主要是反“师道尊严”），河北出了一个马振扶中学学生自杀事件，以这两个事件为引子，一场以批判修正主义复辟“回潮”为核心的“反潮流”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大概是借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东风吧）
那时，我刚刚升入我们下三村联办小学新开的戴帽初中读一年级班 ，在班上的职务也由学习委员升到了班长兼文艺委员。我这个双料的班干部做得就有些累。因为我当时并不是由同学推选上去的，而是因为学习成绩好被老师看中的。 ……这就难免让一些同学对我另眼相看，产生一些看法。
起初，我也没有觉察到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班长无非就是上课时喊喊“立正”，兼个文艺委员，也就是在上课之前起头领大家唱歌，根本没有现在学校里的那么多说不出来的名堂，更没有那种贵族化的学生“干部”意识。要说优越感，大队干部子弟倒有一些，像我小学时的班长和初中时的副班长，都是这样。听说老师让我当初中班的班长，他们都有些不服气，因为他们的成绩虽然比不上我，但是身边总围着五六个人，“群众基础”却比我好得多——我虽然在学习方面乐于助人，帮过很多同学做作业，自己的作业本经常被人传来传去地抄，但跟同学一起玩的时间不多，也没有特别铁的哥们儿，因此，碰到“关键时候”，就显得特别孤单。
那时，我们班上的音乐老师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班主任，这位青年女教师是区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在小学里本来是教语文的，歌唱得没有我们小学时候的音乐老师（也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教师）好，人也不如那个老师漂亮、和气，因此，开学的时候，听说学校里要让她而不是那个漂亮的女老师来当我们的音乐老师，大家都有些奇怪、遗憾，甚至有些愤愤不平。尤其是原来属于另一班的同学，因为另一个老师一直担任他们小学时的班主任，平时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好。正好那个时候社会上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的势头还很猛，老师们摸不着头脑，大多很小心，对学生的管束也很放松，于是，一些同学就借机在班上搞了一个“反潮流”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个不受欢迎的音乐老师。每当上音乐课的时候，总有一部分同学起哄，老师要教这首歌，同学就说这首歌不好听，老师换了另一首歌来教，同学又说她唱得不好，常常搞得这个老师下不了台。本来，我作为班长，对维护班上的纪律应该负有责任；而且，从师生关系来说，这个老师过去待我也很不错，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放学后回家闹着要饭吃，被家长打了几下，我赌气没有去上学，这位老师知道后，就跑到我家，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回到学校里。按理，无论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帮她。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我去帮那个老师，势必就要引火烧身，成为班上许多同学的对头，被他们当作听话的“小绵羊”加以嘲弄，成为他们围攻的对象；更何况我当时心里的确也觉得另一个女老师上音乐课比较好。所以，当其他同学在音乐课上起哄的时候，我总是作壁上观，不加阻止，内心里夹杂着不安和兴奋。不料，有一次，那个老师被捉弄得急了，涨红了脸，指名道姓要我这个做班长兼文艺委员的出来说几句话，想让我给她解围——“你们让他说说看，到底哪一首歌好听？我又怎么唱得不好？”她的话一说出口，全班同学的眼睛就唰唰唰地全落到了我身上，我的脸也唰地一下涨红了。情急之下，我站了起来，表态说：“这首歌唱得就是不好！”老师没料到我会这样说，一时恼羞成怒，就把火发到了我头上，追着问我该唱哪一首歌，我就胡乱地说了一首，全班一片叫好，老师也无话可说，只得唱起了我说的那一首歌。
过了一个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班上的“反潮流”运动也不了了之，我们的音乐课仍然由那个不受欢迎的老师来上，她在上课的时候，照样会征询同学的意见，不过，上过一段时间以后，成了习惯，挑剔的人就都没有脾气了。学校里也不见有人再议论我们“反潮流”的事。倒是我，碰到那个音乐老师就有些尴尬，感觉到有些抱歉、有些负疚，同时还有些遗憾：既遗憾我和这一个老师的师生关系不能跟过去一样融洽，也遗憾另一个老师最后还是不能代替这个老师来给我们上音乐课。而我在班上的某种孤立地位也并没有因为我的从众行为而得以改变，过了一年，当我因为向一个女同学借小说而遭到围攻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教室里的处境就跟我们当时围攻的那个音乐老师一样（只要我说一句话，就有人挑剔起哄，就连喊“立正”，也有人不愿站起来）。只不过，大家围攻老师的依据是“反潮流”，围攻我的理由却是我的“与众不同”。可见一群人要围攻一个人，总是能找到借口的（当然，如果是有政治主流提供的权力，那自然最好）。而被围攻者，即使想“反潮流”，恐怕也反不了吧？
所以，盲目“从众”可能是人类发展的最大的潜在障碍。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注释】熙熙：欢乐的样子。享太牢：享用丰盛的筵席。太牢，古代祭祀时用的牛羊猪等祭品。如春登台：好象春天登台眺望美景一样。
众人那热衷于外饰伪学和迎合时尚理念的样子，好象去参加盛大的筵会，又好象去登台春游。但是，礼，只是注重于表面形式，却改变不了人们心灵的素质根本。人们随同世俗都去学礼，反正都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内心却根本无动于衷。大家都以为找到了能融洽人群、融洽社会、消除矛盾的灵丹妙药，各人也都自以为自己学到了能嬴得人们称誉的技艺，故而都欢乐庆幸，却不知这些东西将会腐蚀掉人民天性的纯朴，会给社会的真诚与和谐带来难以消除的隐患。
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
【注释】泊：淡泊，恬静。沌沌：混混沌沌。
修德之人，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其心不劳，其应物无方，淳厚诚朴，唯道是守。故而其真诚纯洁若似尚未长大的婴儿。
范应元说：“圣人之心，淡然无欲。谓众人熙熙然悦乐伪学，恣纵情欲，如享太牢之味，如登春台而观远，外失真而不自觉。我独静居情欲未兆之始，如婴儿之未有分别也。”
【漫谈】人就像动物一样有着模仿的天性。模仿对人来说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有这种必然性，才使得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甚至服装，有几人能有足够的勇气敢与时尚作对？支配着大众思想行为的是社会潮流，不是论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敢干坦白地反对公认的观念，会变得非常困难。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相异于潮流的人，他们往往显得孤独、弱小。在这种情势下：狂妄奸邪者，往往是刺激、操纵群体的偏见，并将其推向极端；幼稚浮躁者，则是随波逐流，偏听偏信、盲目迎合；睿智朴直者，则是遗世而独立，似诎且愚；而大智大勇者，则是避实就虚、因利乘便进行拨乱反正，使之浊以静之徐清。而高智权威者，则事先“为无为”，防微杜渐，不使群体滋生偏见。我们的十年浩劫，和后来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不是正似如此吗？
儡儡兮，若无所归。
【注释】儽儽：平和虚静，无所贪求的样子。
修道之人，其平和虚静，无所贪求的样子，就好象若无所归。范应元说：〃圣人之心，常虚常静，无来无去，故儡儡兮外无文饰，其若不足，内不离道，似无所归也。〃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注释】有余：丰足有余，形容洋洋自得的样子。遗失：缺少。
圣人之心，淡泊宁静，无得无失。众人皆以学得外饰伪学为学有所余，认为能够理解和趋随时尚社会潮流为学有所得，而老子思想与道合同，并无所增益，故相对而言是若有所失。
【漫谈】实证科学往往是忽视总体、整体，而重视细枝末节。它的指导思想认为，“把握整体的关键是分化”，要研究一个事物，就把它细分、再细分，研究清楚每一个细节，再还原到整体，称为还原论。而实际上，由于领域 、学科分得太细、太专，根本就无法还原到整体，甚至各学科之间都不能完全了解，还原论成了泡影。实际上实证科学发展的结果，已经无法把握整体，那么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就是：实证科学无法全面认识事物。这条发展科学的路线的局限性一目了然。例如在社会道德领域，就出现了以下两种极端：
第一种极端；进化论的滥用误导了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许多领域，误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它让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恶视为欺骗，败坏精神寄托和道德制约；它告诉人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竞争中采取各种手段发展自己；它强调个性的发展，让人们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畸变可能出现更进化的、更好的结果；它让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让人相信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西方心理学进一步发展认为：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进化出来的最好的本性，为物欲横流和伦理的败坏从科学上解除了约束，这种宣传已经充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种种这类走向极端的败坏的因素渗透进现代常人社会的一切，潜在地推动了人类道德的滑坡。科学使人们相信人是自然的主宰，对自然进行贪婪的掠夺和破坏，无孔不入无休止的竞争、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惨列的战争、为所欲为、只为自己、不计后果。人们强调著个性，一面放纵地发展、“进化”自己，一面在紧张的竞争和顾虑中生存。人越来越自私，当自私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们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会上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幸福的真正含义。失去道德的约束，人们失控发展私欲，短暂的享受和荣耀，换取著无可挽回的一切，人类对此则无能为力。
第二种极端：主观主义发展到现代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抛弃传统，抛弃实践，只是凭借精英人物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各种愿望效力，就能建立一种新道德、新习俗、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这种“建构主义”或“理性主义”、“唯科学主义”，其严重背离社会客观现实的错误虽然显而易见，但它凭借其富丽堂皇的设计，美妙高尚的理念，仍然在支配着许多科学家的思想，也在支配着怀有良好意愿的文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而且，它可能会在今后相当长的岁月里，继续制约着有关理性在人类事务中不应夸大作用的严肃思考。这种狂妄自大病态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滥用理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人类各种社会制度的发生和性质做出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解释。各种豪杰先知、真假人物还会利用这种解释，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去诱导民众去干各种严重扭曲自然的事物，这将会给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