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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们很多正常人都羡慕我们这些流浪的，说我们自由自在的，不用操心上班的事，每天都很快乐。”
“那你觉得快乐吗？”我问。
“如果晚上有地方睡，没有收容所的抓我，没有其他的赖子欺负我，我觉得也挺好，至少比在广州上班强，让人管着，多不自在呀！当然有的乞丐是真可怜，像我这样身子残的，还有一些老的，儿女们不管的，他们是没办法才要饭！”
小曹顿了顿又说：“你知不知道，有些残疾乞丐是假的，他们是有老板的，被人逼着讨钱的！那些老板最黑心，靠残疾人养他们，有的还发了大财！”
小曹一席话惊得我哑口无言，他的讲述似乎为我打开了一幅奇诞光怪、色彩迷离的乞丐群像画卷。记者的敏感让我觉得小曹周围的那个乞丐群体大有文章可做，不光是他们形形色色的生活状态，还包括他们似真却幻、难以捉摸的心理世界。
一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一身丐相和小曹一起真正走进他的那个七彩迷离的“丐帮”社会，探寻他们生存的真实“秘密”的时候，回想起来，正是那个燥热的夏天的下午，小曹的一番倾吐拨动了我久存心中的那根“流浪情弦”，并最终把它释放为这本书里所记叙的一切作为。
从记者到“乞丐”
小曹最终还是小曹。1998年，我在武昌洪山公园第一次认识他时，他是一个蹦跳着去捡路边矿泉水瓶，并幸福地把残水喝干的小乞丐。时过4年，小曹依然在我面前上演着同样的动作，展示着同样的笑容。惟一改变的是他的年龄，他从15岁长到了19岁。还有伴随年龄而变化的身体特征：鼻梁开始隆起，脸上的轮廓开始分明，并长出喉结，那种时而清亮、纤细的童声渐渐褪去。4年来，我和我的同事所做的一些努力除了让小曹长了一些人生见识，对其命运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
隔三差五，我会在或忙或闲的时候接到小曹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小曹讲的最多的还是他周围的那些乞丐朋友。“我又碰到了那个拉二胡的老乡，他不知从哪里找了个瞎女人，每天和他一起卖唱，逢人就说是他老婆，其实根本就不是的……”“我又认识了一个卖花的女孩，才13岁，她可好了，说要不是我腿有毛病，说不定这辈子会嫁给我！我到她住的地方去过，那里有好多女孩子，都是卖花的，还有一个男的，是他们的头，很凶的，把我撵出来了……”“一个在地上写字的湖南人答应收我做徒弟，他说可以教我写字，很搞钱的，一天可以讨五六十块钱，可是这几天他人不知跑哪里去了。他不会是骗我吧？”
在小曹的交游世界里，作为同类的流浪汉和乞丐们是他惟一可以自然接近和亲密的。他所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流浪汉或乞丐朋友的故事，每次都吸引着我，刺激着我心理猎奇的那部分元素，并对都市里的乞丐群体有着越来越多的思考。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做乞丐？哪些是真实的乞丐？哪些是现代都市里的假乞丐？为什么有的乞丐宁愿捡着吃，也不愿意去做力所能及的事？还有，乞丐发展到今天都有哪些新的特征？他们和城市的关系，他们的人权、尊严，他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留给社会的思考又是什么？还有再譬如，我们该怎样认识乞丐、对待乞丐？这些思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抓噬着我的心，让我困惑，也让我有了愈来愈为强烈的探求欲。
时光终于走到了2002年10月份。10月6日，陶醉在这年国庆节7日长假里的人们正纷纷从各地的旅游景点尽兴而归，我坐在楚天都市报社静静的编辑部里静静地写下了一份辞职报告，向与我相伴了5年的记者工作做静静的道别。这是一份我热爱的工作，但那里每天快餐式的采编事务使我无法分身，无法抽出时间来从事我计划中想要做的一切。我想如小曹那般地去流浪，不光作为一个局外人，拿着记者的身份去靠近他们，观察他们，更想脱去一切社会身份，把自己变成流浪者甚至乞丐，体验、感受属于他们的真实的内心和世界！而这个近乎疯狂的念头，是我所在的这家媒体不能给予的。身为任何一个单位的从业人员、一分子，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是维持这个单位的正常运转，一切个人的极端想法都会和单位的整体运行机制相悖。说白一点，报社的管理规定不允许一名记者长期脱岗，去从事某项单一的社会体验或新闻采访，他们更看重的是一名记者每天能搜罗回来不同内容的新闻信息，充实业已半商品化的每天的报纸版面。所以，在思考、犹疑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我选择了离开《楚天都市报》——这家能带给我荣誉感、给我丰厚薪酬、效益和发展势头都不错的新闻媒体，而投身那更能震颤我内心、长期以来充盈我整个躯壳的乞丐梦想！
这里我要提到两个人，也就是这本书的另外两位著者：高汉明和李宇新，他们曾是我在报社工作期间的两位铁杆通讯员。高汉明是武汉另一家报纸媒体的编辑记者，李宇新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摄影师。他们在我离开单位、变成一个流浪汉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其中高汉明受我的影响，2002年10月29日也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和我一起深入乞丐群体，体验那种露宿街头、食风品雨的浪者况味。李宇新则在他工作的闲暇之际，拿着他的专业照相机，跟随我们，记录下40多天来我们所遭遇的乞丐百相。
第二章 黄鹤楼下的柳州“花脸”
1、15元的“乞丐服”
——“我的脸？被蚊子咬的，后来用洗衣粉洗，一洗就发炎了，留下这些疙疙瘩瘩。”
——他明明流着泪想家，可电话打到家乡，回家的机会摆在眼前，他却令人费解地把它放掉了。
——这个柳州的36岁的男青年，还会这样地在外面漂流多久？
15元的“乞丐服”
2002年10月23日，一个有着阳光的午后，从记者变成自由人的我来到武汉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人流中。
我的流浪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我知道，这样的天气对小曹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出行日。他一定会在武昌最繁华的中南商业大楼附近，惬意地徜徉街头，看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群，观摩商场前为顾客准备的各种免费促销表演，然后等待中午餐馆消费高峰的到来——捡食客们吃剩留在桌上的饭菜，或是捡商店、公司门前被员工丢弃的盒饭。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在这样的繁华地段，很容易找到属于他的美食。
午后时分，果然，在中南路行人匆促的人流中，我找到了目标。他正拎一个捡垃圾用的蛇皮袋，一瘸一拐向前走着。猛然抬头看到我，他露出了一口灰脸衬托下的白色、欣喜的牙。
“记者，你来了！”他从不当面喊我的姓，只叫我“记者”。
我和小曹并排坐在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人行阶梯上。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从今天起，我们在一起生活一个月，可能更长。你愿意吗？”
小曹的脸滑过一丝喜悦，“是不是你们报社又派你来采访我？我是不是又可以见报了？”
“是的。”我干脆将错就错，“报社这次派我来和你一起住，和你一起过流浪的日子。不光采访你，还要采访你周围的那些朋友。”
“那太好了！”小曹想了想又问，“晚上也和我住在一起吗？不会像我一样睡马路吧？”
“我跟着你，你睡哪儿我就睡哪儿。”
下午2时许，我和小曹来到附近的公交车站，夹杂在人群中翘首等待着521路公交车的到来。按照小曹的提议，做乞丐必须得有个乞丐的样儿，而我西装革履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得换一身“行头”。小曹建议我到武昌中华路码头附近的旧衣市场去买一件旧衣服。“那里的衣服便宜，几块钱一件，虽然不是新的，但穿起来一样暖和，很多民工都是到那里买的衣服。”
52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便是中华路。那是一辆新式公交车，车身采用流线型设计，车的内饰和座位都比较豪华。2002年下半年，武汉市公交大“换脸”，一批旧式公交车被淘汰，521等线路纷纷换成“子弹头”和现代化的公交车，它们在城市中穿梭，成为都市里的一道风景。坐在公交车上的小曹有些异常，很拘束的样子，不敢抬头看周围或站或坐的乘客，我甚至看到他额头有津津汗渍。“这车好高级！”小曹偷偷地小声对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坐过这样高级的车。”“你在武汉没坐过公交车吗？”我问。“没有。不敢坐。”小曹小声地说。一种酸酸的味道突然涌向我的鼻腔。我没想到，和普通市民日日打交道的再普通不过的代步公交车，在小曹眼里居然也成为一种奢侈品和敬畏物。
车到中华路。一下车，小曹便导游一般带领我光顾那里的一家家旧衣店铺。看得出，他对这一带很熟。
紧挨码头有一处较大规模的露天旧衣市场，成排成排的衣架上，挂满了各种成色、各种式样的外套、毛衣、裤子。小曹帮我看中了一件黑色套面、有绒毛内胆的厚茄克。他欣喜地把这件衣服捧给我说，穿这衣服晚上不怕冷，还可以过冬。我拿过衣服一看，上面有几个似乎是被烟头烫破的洞，布面皱巴巴的，还有一股霉味扑面而来。但的确很厚实，里面的绒毛还算干净。老板娘喊价18元，最后讨价还价到10元，买下了这件衣服。随后我们又在那里挑了一条裤子，咖啡色的，虽然很旧，裤口还有些破损，但一样有结实耐用的特征，花费是5元。
购置完“新衣”，我和小曹有些欢天喜地，一路说笑着沿江边走到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下的一处观景平台。在那里，我换下身上的一套西装，穿上带破洞的茄克和咖啡色的长裤。
茄克罩在身上，一股霉味顺着领口蹿入鼻孔，我赶紧把拉链拉严，让那种刺鼻的味道减少一些。小曹站在一旁边欣赏我的“新衣”，边笑嘻嘻地说道：“有点像我们流浪汉了！过两天等你的头发乱了，脸脏了，就更像了！”正常人和乞丐的区别无非就是一套衣服——看着自己5分钟内突然“换”了一个人，我的脑海蓦地蹦出这么一种想法，但随即又觉得这种理解虽有道理，却并不严谨。
我提着装有衣物的塑料袋，小曹提着他的蛇皮袋，我们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去。然而就在这一刻，我的流浪生活就这样地开始了。
2、花脸乞丐谭东
实在不知该到哪里去。也许这就是流浪，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有的只是大把的时间。
我提议去找小曹所认识的乞丐朋友。小曹若有所思，突然一脸兴奋地对我说：“‘花脸’！对，我们去找‘花脸’吧！他就在附近的黄鹤楼下面，我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小曹像是想起了一个久违的老朋友，幻想着见到他时的愉悦。
“‘花脸’？”
“是他的绰号。他满脸都是红疙瘩，所以我们管他叫‘花脸’。他好可怜的，总说想回家却没有路费。对，你是记者，你可以想办法帮他回家吗？”
武汉的黄鹤楼，临江而峙，高耸于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段的蛇山上。从我们所站的江边观景台往东走几十米，顺一蜿蜒的石阶而上，就可以直达它的正门入口处。作为武汉最有名气的旅游景点，黄鹤楼的入口处人群熙攘，到处都是挎着相机、戴着旅行帽的游客。我跟着小曹在人流中搜寻半天，没有找到他所说的那个“花脸”。“他平常都在这里的，今天天气好，他肯定会来这里捡东西。”
“他住在哪里？”我问。
“没有固定的地方，但就在附近。我们在这里等等吧，他一会儿肯定会来。”
小曹言语很肯定，也许是“同行”的缘故吧，他更了解“同事”的出行规律和习惯。事实证明小曹的推测是正确的。我们仅在黄鹤楼入口处的石阶上坐了10分钟，就看到从远处的人流中冒出一个男子身影，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背上背着一个大布袋，手里还拎着一个垃圾袋，眼睛搜寻着地面的扔弃物，慢腾腾地朝这边走来。发现目标的小曹忙不迭站起来，喊一声长长的“喂”，向对方一瘸一拐地跳去。
那男子看到小曹，脸皮扯出弯弯的笑，站在那里拍小曹的肩膀和他说话。两人像久未见面突然在某一隅邂逅的老友，有很多话想要吐露。那男子被小曹拉着带到我身边的时候我才看清，果然，他的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红里带黑、如粉刺般的圆疙瘩，从额头到脸颊再到耳根，几乎是一个挨一个。大多已经蔫萎，但斑疤很明显，配上那副没洗干净灰蒙蒙的脸，乍一看着实会让人竖起几根汗毛。难怪小曹管他叫“花脸”。
我跟“花脸”打招呼，说是小曹的新朋友。“花脸”很老实的样子，只冲着我笑，并不说话。半天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你不是讨饭的吧？看着不像。”
我感觉自己扮相的失败。也许是头发梳得太顺溜，脸上还太干净，再加上说话没有乞丐的江湖味，“花脸”对我有明显的警惕性。小曹忙在一旁解释：“他是昨天才到武汉的，刚开始讨饭，让我介绍朋友给他认识，我就带他找你来了。”
好半天，“花脸”终于消除了对我的戒心，开始畅所欲言。我问他什么他也如实回答，我们谈得投机起来。原来，“花脸”真名叫谭东，36岁，是广西柳州柳江县白鹅村人。1999年，他和同村几个年轻人扒货车离乡，先后到过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宝鸡、郑州等地。给别人打过短工，后来被炒了，于是开始四处流浪。听别人说武汉地方好，几个月前和一个东北人扒货车来到武汉，没信心找工作，干脆过起了流浪生活。每天晚上露宿街头，白天就在黄鹤楼下捡瓶瓶罐罐的卖钱过活。
“现在东西不好捡。这一带虽然游人很多，但捡垃圾的人也多，一天捡20多个瓶子，5分钱一个，也才卖一块多钱。反正我是捡一点算一点，捡够了3块钱，我就买酒喝。我的原则是饭可以不吃，酒是不能不喝的。”谭东的话里有着浓重的广西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