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当代丐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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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当代丐帮-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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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磕头男子站起身来,朝附近的人行天桥上走去,和天桥上另一个中年男子嘀咕了几句后,就径直向天桥的另一端走去。而那个中年男子则来到刚才矮个男子磕头乞讨的位置,伏下身双手拄地,使劲地磕起头来。
  原来,他们是在“交接班”!
  此时,我基本将他们的“生存之道”摸清楚了:一个或两个外乡的中年男子带着小孩来到武汉,让小孩装病,睡在地上的被子里,自己则跪着不停磕头,给人们一种孩子病了,急需用钱的假象,以博取人们的同情。而过路的人要么是同情躺在地上的孩子,要么单看磕头者磕头的频率,就很容易生出恻隐之情,动起怜悯之心,慷慨解囊相助了——这的确是很“毒辣”、很管用的一招!
  我走上前去,逗那个躺在地上的小男孩玩。他并不害羞,还冲我挤眉弄眼的。我指着旁边磕头的男子悄悄地问:“小朋友,告诉我,他是不是你爸爸?”小男孩冲我摇了摇头。我瞧了瞧中年男子,又瞧了瞧小男孩,发现他们长得的确不太像。我又问:“刚才在这儿磕头的那个人是你爸爸吗?”他再次摇了摇头。
  这就奇怪了。磕头的两个男子如果都不是小孩的爸爸的话,那么孩子的爸爸又在哪里?孩子和磕头的男人又是怎样的关系?我正准备继续问那小男孩话,旁边磕头的男子突然回过头,冲那小男孩喊了一句,并对他做了一个手势,然后我再怎么问小男孩,他也什么都不说了。
  我起身,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继续观察。一个在此发广告单的年轻小伙子凑上来说:“你是记者吧?我看了你半天了。”然后他告诉我,他每天在这儿发广告单,也几乎每天都看到这两个中年男子换班在这里磕头乞讨。“别看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你猜他们一天能讨多少钱?”说着,那小伙子冲我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我帮他们算过,天气好的话,他们一天至少要讨三百块钱!”
  三百块?我有些不敢相信。那小伙子神情肯定,并且颇为羡慕地说:“哪一天我要能放下面子,我也跪着磕头去,比发传单强多了,发传单一个月也才挣几百块钱呢!”
  小伙子所言可能有些夸大,但从我观察来看,磕头男子的“收入”的确可观,隔不一段时间他面前的瓷碗便会被钞票装满,磕头男子则不时地将钞票塞进上衣的口袋里。在我所接触到的乞丐类型中,磕头的乞丐应该算得上是最“挣钱”的一类了。
  约下午5时,那男子起身收拾好钱物,牵着小男孩远去。我决定跟踪。但显然被那男子发现了,拐过几条街道后,就再也觅不到他们的踪影了。
  3、跟踪
  从前几次与磕头乞丐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之所以不能与他们靠近,是自己的扮相还不太像一个乞丐。因此,为了能获得他们的信任,我把自己打扮得更“乞丐”了。
  2002年11月10日,晚上8点多,我在汉口的航空路十字路口又碰到一个磕头的年轻人。他二十多岁,长得比较清瘦,很精明的样子,伏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旁边的地上也躺着一个小男孩。
  这天晚上的风比较大,路上行人很少。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看到他的“收入”并不好,大概只有几元钱“入账”。大约1小时以后,一个獐头鼠目、头发蓬乱的50多岁的男子来到他的跟前,与他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通话。那瘦个子站起来,双手抱臂四处转悠,不时与旁边的商贩搭讪。小孩也站起身来,呆呆地站立一旁。突然,青年男子卷起地上的被子,塞进蛇皮袋后,然后牵着小孩,和那50多岁的男子一起朝青年路方向走去了。
  我尾随他们而行。走到航空路公交车站点,他们停下来等车。一辆38路公汽开过来,他们上了车,我也跟着上去了。
  车上很空。50多岁的男子和小男孩坐在一排两人的座位上,瘦个子则单独坐在他们后面一排。旁边的一个座位空着,我干脆坐了上去。
  小男孩一声不吭,呆呆地坐着。我揣测着他和旁边这两个大人的关系。从长相看,他们都不太像。那50多岁的男子偶尔回过头和瘦个子说一两句话,听口音,很像是安徽一带的。
  车一直开到终点站,他们三人才慢腾腾地站起身来下车。
  我跟在他们身后,一下车,便装作外地人向那个瘦个子打听,问他附近有没有住宿的地方,既便宜又卫生?那瘦个子看了看我,并没起戒心,说:“金家墩的××招待所很便宜,5块钱一个晚上。”
  我说我是外地的,对这一带不熟,请求他们带我去。那瘦个子说,跟他们一起走就行了,他们就住在这家招待所。
  我一听,喜出望外。然后进一步跟瘦个子套近乎:“师傅,你贵姓呀?”
  瘦个子头也不抬,很干脆地说:“姓张。”随后,我又问那个年纪大些的男子,他说姓陈。闲聊中得知,他们都是安徽淮北人,张姓男子今年27岁,陈姓男子看起来50多岁的样子,实际年龄却只有47岁。
  我指着小孩问瘦个子:“这是你的儿子吗?”
  张说:“不是,是老陈的。”
  老陈的?老陈今年快50岁了,而这孩子只六七岁的样子,我调侃地对老陈说:“看来你是晚生贵子,老来得福哦!”
  老陈瞅了瘦个子一眼,说:“瞎说什么!”然后对我说,孩子今年6岁,不愿意上学,我到武汉打工,他非要跟着一块来。
  看老陈和小张挤眉弄眼的样子,我隐约地感到,孩子也不是老陈的。而且一路上,老陈和孩子并不亲密。如果不是他的,那又是谁的呢?
  思忖间,我们已经走到了汉口火车站东边的金家墩。这一带因为靠近火车站,小型旅社、招待所众多,大概有20多家。到了小张所说的××招待所,在登记处,他指着我向老板打招呼:“这是我的老乡,便宜一点。”看样子,老板与他很熟。老板对我说,和小张他们一样,一个晚上收5元钱。开完票,小张有些炫耀地对我说:“我们在这一块住了半年多了,家家旅社的老板我都熟。我们一起有三四十人呢,现在很多都走了。”
  安顿好房间,我跑出来找到老陈和小张,说请他们到附近的小餐馆吃炒菜,我人生地不熟,很荣幸碰到他们,希望和他们交个朋友,吃顿饭算是“见面礼”。
  两人也不客气,带着孩子和我一起出门找了家小餐馆。小张说炒菜贵,他坚持点了三盘炒粉。
  吃饭时,我问小张的工作。他只是故作神秘地说自己在帮别人打工,做一种技术活,至于什么技术活,他说要保密,薪水很低,每月也就800元钱,除去吃喝、住店,没多少节余。他说,半年前刚来武汉时,他曾在一家医院康护中心做过康护员,一个月540元钱,因为薪水实在太低,他才改做“技术活”的。
  为了试探小孩到底是不是老陈的,我对老陈说:“您应该送孩子去上学,耽误了他可是一辈子的事。”
  老陈干笑了一下,没有做声。一直没有开口的小孩却说话了:“我不想上学,我要在这里玩。”
  趁小张和老陈倒茶的间隙,我俯下身套小孩的话:“你一天可以赚多少钱呀,小朋友?”
  “我不晓得,他们把钱给我的爸爸和妈妈。”那孩子天真地说。
  果然!孩子不是老陈的。我接着问:“那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孩子刚想回答,看看小张和老陈已经回来,就闭嘴不做声了。
  4、“冤家”路窄
  吃完炒粉,小张和老陈并没有回到招待所,而是朝另一条巷子里走去。我问他们去哪儿,小张说去另外一家旅社,看他的另外几个老乡。我说你有多少老乡在这里,他说现在不多了,只有十几个。我说闲着无事,跟他们一起去看看。
  小张带着我们走进了附近的一家旅社。在里面一个房间的床上,躺着两个人,我抬头仔细一看,不禁吓了一大跳——
  那两个男子中的一个,分明就是一个星期前在佳丽广场前跪着磕头乞讨的胖中年男子!我一愣,想回避来不及了。干脆镇定下来,装作不认识他,与他们两个人打招呼、递烟、点火。
  我一坐下来,那胖中年男子就对我开了口:“老板,我认识你,你好厉害的。”语调完全不像初次遇到时的孱弱,吐词清晰且话语犀利。
  我还是装作莫名其妙地问:“你叫我老板?我想你认错人了。我是打工的,不是老板。”
  胖中年男子说自己绝对没有记错,他对我有深刻的印象,并说出了“佳丽广场”四个字。他一再强调,对我们做“记者”的很敏感,所以我不用装糊涂了。房间内其他人一听我是“记者”,都不再做声,只听着我们两个讲话。
  我问胖中年男子贵姓,他说既然我了解了他们的很多事情,并“打”到了他们的老巢,姓什么就没有必要知道了。然后他很伤感地讲起自己的家庭情况。两年前,他花3000多元钱,买了一个四川子(方言,指四川女人),可那个子生了一个小孩后就跑了。家里田地很窄(少),收的粮食不够吃饭的,上有几十岁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不出来搞几个钱怎么办?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谁愿意不要人格,在街头作践自己呢?这且不说,跪着磕头非常累,每天膝盖都跪肿了,腰也很酸疼,头经常痛。尽管这样,为了生活,只得忍受着身体的折磨。
  房间内只有他一个人在倾诉,我们都默默地听着。他说完这些,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每天都看报,我晓得很多法律方面的事。我们只是讨几个生活费,并没有犯法。我并不怕你曝光,你想报道就报道呐!”
  我知道此时跟他解释我是不是记者,为什么要跟踪他们意义都不大了。我说,你们讨钱并没有犯法,不错,但以小孩子为借口欺骗别人,这种做法就不对了。在法律上,这就属于诈骗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男子不语。
  我问:“那些孩子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胖中年男子回答:“反正我们也准备离开了,武汉现在不好混,说给你听也无所谓。我们许多人带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要向他们家长交10元钱的租金。”他边说边露出一副轻蔑的笑:“这些城市人一个个都是傻×嘛,哄了他们还不知道!”
  原来如此!难怪这些孩子和大人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缺少一种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原来他们是被人利用来骗钱的一种道具!
  胖中年男子还说,武汉市几乎所有磕头的乞丐其实都是他们一伙的,都来自安徽淮北,最鼎盛时曾有三四十人,白天分头“工作”,夜晚就都回到这一片居住地。这段时间因为武汉要召开“两会”,且快到年关,对他们的管理严起来了,有一部分人已经转移到其他城市去了。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磕头帮”内部约定,凡有人打听他们是哪里的,就都统一口径说是河南的。他们还分工协作,将武汉人流集中的地区分成片,每个片划给不同的人,以免内部产生“冲突”。
  谈起收入,胖中年男子也不掩饰,说每个人、每天的“收入”都不等,好的话一天可以搞几百元钱,差的话只能搞几十元钱。这一“行”,相对于其他的乞讨形式而言,他承认是属于“高收入”的一类。
  “但我们也很辛苦,每天磕完头后,脖子都快要断了。”胖中年男子一说,屋内其他人也都纷纷为自己叫起苦来。看着这些身强力壮却又显得灰暗萎缩的男人,我不知该对他们抱以同情,还是该用另外一种心情或态度去审视他们。
  晚上,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着这群磕头的乞丐们,不时有一些酸楚的味道涌上心头,为这些跪地磕头的七尺男人们,更为那些被父母租给他人充作乞讨工具的孩子们。然而一想到那些广大的、因被蒙蔽而施舍给他们的善良的人们,我的心头又立刻填满一些叫作“义愤”的东西。
第十一章 “街头书法家”李宗秋
   1、拜“写字老人”为师
  认识李宗秋,是在2002年11月25日的上午,在武昌中南路的一条商业街上。当时,他正趴坐在人行道上写粉笔字,一手楷体字写得苍劲有力、飘逸潇洒。许多路人都驻足观看,不时有人把5角、1元、2元的硬币或纸钞丢进他面前的瓷缸里。他一直低头自顾自地在地上写字,旁人七嘴八舌地评说,甚至拍照都丝毫没影响到他,惟有好心人丢钱到他的瓷缸时,他才微微抬一下头,朝那人点点头或说声谢谢。
  在武汉,在一些人流集中的地段,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在地上写粉笔字的乞讨者,他们靠着一手好字来赢取人们的同情。相比其他类型的乞讨者来讲,人们对这种“街头卖艺”式的讨要方法还比较宽容,也乐于施舍。
  我看了一下他在地上写的内容,抬头是两个大字“求援”。下面分行整整齐齐地写道: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
  游客及社会各界人士千
  禧马年首先祝您全家幸
  福老少平安万事如意恭
  喜发财一年四季大发财
  我是河南人现已六十岁
  跟前无儿无女是个无依
  无靠的孤苦老人饥饿冷
  暖衣食住行以及患病卧
  床均无人管万般无奈才
  外出谋生来到贵地流落
  街头只好乞求大多数善
  良的人望你做点好事伸
  出你的援助之手就是给
  丢上一分钱也是您的好
  心意使我万分感激终生
  难忘您的助人为乐的高
  尚品德一定会千古传颂
  ……
  地上的粉笔字写得很工整,并且是用不同颜色的粉笔错列着写的,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前半部分是介绍老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后半部分则是《周公解梦》的一些内容。
  我在一旁看了很久,为了跟这位写字老人接触,我想佯称拜他为师。我蹲下来,和他搭话。见他对我并不反感,就接着说,自己是一个流浪汉,想拜他为师学在地上写字,也像他一样靠“手艺”吃饭。他抬头看了看我,说行,收我为徒没问题。接着他又颇为得意地说,你不是第一个朝我拜师的人了。据他讲,两年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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