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约40多岁的妇女警觉地问我：“你说你是学生，你的学生证呢？”我拿出一套早已编好的假话告诉她，我现在是休学，学生证扣在学校了。那妇女摇摇头表示不信。旁边开始有人插嘴：“肯定是假的！”又有人说：“要真是假的肯定会去买个假证，现在办个假证还不是容易得很！”他们说着笑着也很快离开了。
1小时的光景，我的面前站了几拨人，又走了几拨人。不时有人递来1元、2元的钞票，最多的一个人给了10元。我暗自记录了一下给钱的人，以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其中30岁左右的妇女最为慷慨，出手最大方，一般给5元甚至10元。其次是小孩子，大都是父母让他们给的，不问真假、缘由递过来1元2元的表示爱心。议论最多的是年龄偏大的中老年人，他们似乎更像是看热闹，考究分析议论一番，然后也不下结论地离开。
到下午1时，我的膝部酸胀疼痛得厉害，大腿已经麻木了，遂收拾起胸前的纸板起身“收工”。走到一处没人的地方，我清点了一下口袋和手里的钱数，其中10元的纸币一张，5元的纸币3张，2元的纸币5张，1元的纸币3张，5角的纸币1张，另加1元的硬币1枚。
2小时的时间，“进账”39元5角！
第七章 大毛、二毛和他们的“神仙老爸”
1、开车门讨钱的流浪儿
——12岁的孩子说：“老子要是有枪，一枪把那个王八蛋干掉！”
——孩子们的“阿爸”：“农村太苦了，宁可在城市里当疯子，也不愿在农村当主子。”
——在城市，像这样由不同的流浪汉、流浪儿组合起来的家庭并不少见，有缘分的碰到一起共租一处就成立了简单的“新家庭”。
开车门讨钱的流浪儿
2002年11月初，我和小曹从汉口转移到武昌，住在武昌丁字桥附近的一栋长期闲置的烂尾楼里。大楼尚未封顶，只立起了一个架子。每个楼层四面通风，满目钢筋水泥板和四处堆放的建筑垃圾。在这里，小曹曾居住了近两个月。据他讲，当时楼上楼下一度住进了七八个乞丐。后来一家报纸曝了光，指出这样的楼里住人会对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有关单位遂出面赶走了这群乞丐。我和小曹四处找可以挡风避雨、能够安静躺下的地方。来到这栋楼下，感觉对憩身之所的渴望远远超出了生命的自我保护意识，看看无人干涉，于是偷偷地住了进去。
这之前，小曹还建议我住在路边供电部门用以放置变压器的电杆的空中平台上，那上面他也有居住的经验。他还向我示范爬上电杆躺在上面。我实在害怕旁边的高压电线和巨型变压器，而没有同意。我告诉小曹，哪怕以后睡街头也再不许爬到那上面去睡，会被电死的。小曹似乎不以为然，还说那上面舒服得很。
我住在丁字桥时认识了流浪儿大毛和二毛。出丁字桥往西不到一站地，是武昌傅家坡长途客运站，也是一个人流量很大的地盘。在长途客运站前的人行天桥下，大毛、二毛每天就在那里“工作”。
他们的“工作”，是替坐出租车的客人打开车门。每天，都有大量的旅客坐出租车赶到客运站，而出租车按规定不允许进站，一般只能停靠在站前马路人行天桥下两侧的空地上。大毛、二毛便时刻守候在那里，只要有车停下，他们便飞快地跑上去，帮车内的人拉开车门，然后伸着手向对方讨取“小费”。对方如果不给，他们便拉着衣角死磨硬缠。逼于无奈，许多人会给个1元、2元。遇上一毛不拔的主儿，大毛、二毛会冲他们吐舌头瞪眼，然后飞快地跑开。
这种讨钱的方法极易奏效。坐出租车赶到客运站的，一般都急着赶车或是买票，衣角被拽心一急，干脆掏钱免了麻烦。再者，许多赶车的都是外地人，怕这些孩子背后有人监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往往也掏钱了事。事实也证明如此，曾有一个上午，我站在天桥上观察，二毛在近1个小时内，拦了二十几辆出租车，有12人次掏了腰包。
两个专替别人开车门讨钱的流浪儿引起了我的兴趣。两个孩子看起来都不大，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很活泼，特别是那个小一点的流浪儿，整日在那里蹦蹦跳跳，脸上始终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他的人缘很好，旁边街道上卖副食、卖水果的生意人看起来和他都很熟，动不动就把他招过去，掐他脸蛋，和他嬉笑打闹。
这两个孩子极可能是受人指使的。流浪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不到15岁的流浪儿背后一般都有大人。在客运站附近观察了两天，发现除了一个拄着拐杖、40多岁模样、总是在天桥附近晃悠的“算命先生”，经常走到他们身边或呵斥或嘟囔外，其他人都不太像和他们有直接的“领导”关系。难道那“算命先生”就是他们幕后的指使人？
2、二毛舒家华
我试图跟这两个流浪儿接触，但找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话，他们要么避而不理，要么就是嬉皮笑脸地冲我做个鬼脸蹦蹦跳跳地走开。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干脆对我说：“不要问这问那，阿爸说了，不跟不认识的人讲话！”
阿爸？！看来猜得不错，他们背后果真有大人的。
我忙问：“阿爸在哪里？”那小一点的孩子拿眼瞪了我半天，转而露出一副调皮的样子，说：“你是公安局派来的吧？想抓我阿爸？哼，不告诉你！”
和两个孩子接触了两三天，任凭怎么跟他们交流，始终都得不到关于他们姓名、从哪里来、住在哪里，以及他们所说“阿爸”的任何信息。只听旁边卖烧饼的喊那个大的孩子“大毛”，喊那个小一点的孩子“二毛”。他们是不是姓毛，卖烧饼的说自己也搞不清楚，别人这么喊所以也就跟着喊。还有，就是那个大点的孩子说过一句：“我阿爸是神仙，一看人就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又不认识你，你这几天总在我们跟前晃，阿爸说了肯定不是好人，想打我们的坏主意！”说得我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他们话。
然而机会终于来了。一天下午，两个年轻小伙子坐出租车刚到天桥下，“二毛”跑过去拉开车门，照例伸手朝他们要钱。谁知惹恼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抓着“二毛”的衣领粗暴地往旁边推。“二毛”骂了一句，还朝空中吐了一口唾沫。小伙子被激怒了，骂骂咧咧地追上“二毛”要动手打人。眼见一场暴力事件就要当街发生，我忙跑上去拉开那个小伙子的手，向他赔礼道歉。见有人出面，那小伙子也软了手脚，指着“二毛”的鼻子骂了几句便被同伴拉走了。
“二毛”像一头受惊的小鹿，满脸惊恐地立在那里。“大毛”则远远地站在一处看热闹，一副于己无关的样子，还不时幸灾乐祸地笑。我把“二毛”拉到一边坐下，半晌，从他咬牙切齿的口中竟冒出一句：“老子要是有枪，一枪把那个王八蛋干掉！”
这话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口里说出来，让人吃惊不小。一个从小混迹市井的孩子，经受的屈辱多了，很容易培养起对社会的仇恨感，一旦他们长大成人，拥有制造犯罪的能力的时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用极端的手段来宣泄他们的仇恨？
不过通过这次“事件”，“二毛”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起来。以前的敌意被打消了，我问什么他也不再遮遮掩掩的了。“二毛”说，他的大名叫舒家华，那个“大毛”是他的亲哥哥，叫舒胜利。两个人多大年龄他搞不清楚，他说自己大约12岁吧。哥俩儿是湖北赤壁人，两年前扒火车到武汉来的。问及他的父母，舒家华说，妈妈早就去世了，只有爸爸在老家，爸爸不喜欢他们，所以他们就从家里跑出来了。他还说家里不好玩，没有大城市好玩，在外面习惯了，一点都不想家。
我问他在武汉住哪里，那个“阿爸”又是谁？舒家华说：“看你样子也不像是公安局的，不过可要保密哦。”然后抬头看了看天桥，很神秘地告诉我：“我阿爸现在不在这里，他是神仙，专门给人算命的！”
我问是不是拄着拐杖、40多岁的那个男的？他点点头。他说，“阿爸”是1年前在武汉认识的，当时他和哥哥夜宿在中南商业大楼前的天桥下，有一帮“流氓”（后来才知那是一帮同性恋、恋童癖者——作者注）经常过来找他们，对他们动手动脚，还让他们哥俩儿过去陪他们睡觉。恰巧一天晚上“阿爸”也在桥底下睡觉，他把那帮人呵斥跑了，就这样认识了他们哥俩。
从此以后他们三人就在一起了。“阿爸”后来租了间房子，叫他们过去住，平时给他们洗头、洗衣服、做饭吃，早上还给他俩洗尿片。不过，他们每天讨的钱都得如数交给“阿爸”，交给“阿爸”的钱越多，“阿爸”就越高兴。
舒家华说，他也不知道“阿爸”叫什么，是哪里人，总之，“阿爸”对他们哥俩很好，从来不打他们，他们有时还打“阿爸”。
我问能不能带我去他们住的地方。舒家华说，那得问“阿爸”同不同意。然后他又伸出手朝我一本正经地说：“虽然说你今天帮了我，但我告诉你这么多事情，你总得给我几块钱吧！”
我没想到这个12岁的小家伙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我问：“你要多少？”
他伸着手：“至少5块！”
3、孩子的“阿爸”：李辉银
从与舒家华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他们的“阿爸”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特别对公安人员心存戒虑。从几日来的观察和接触来看也是如此，虽然他的“职业”是给人算命的，却很少见他像别的“算命先生”那样主动迎住路人，拉别人算命。他总是举一块小牌子，静静地站在天桥一侧，等待着别人主动“上门”。
由于我经常在人行天桥上走动，又和“大毛”、“二毛”打成一片，因此和他们的“阿爸”早就混得眼熟了。我看见他会主动地笑一笑，他也会作为回应地冲我点点头。
从外貌看，他是那种长得有几分清秀的男人，脸较白，正前额的一块地方虽然谢了顶，但四周的头发很有型地贴在脑后和耳际。他常穿一件蓝色、西服式领口的中长风衣，虽然有些旧，但还算干净。他的怀里，总夹着一只铁制拐杖，但走起路来也看不出有太大的异样。
终于有一次，我停在他的身边，主动地问他生意好不好。他说，现在算命的太多了，一天挣不到几个钱。又说生意好不好他无所谓，反正也不靠这个吃饭。
我有意提到那两个流浪儿，说有人告诉我，你是他们的“阿爸”。他并没有太大反应，只是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也是流浪到此地，经常在这一带捡渣子，还告诉他我住的地方就在附近的丁字桥。他说那个地方他也住过，不过总是有人管，弄不好还会被抓起来。
慢慢地和他聊多了，他对我也放松了警惕性。他告诉我，他叫李辉银，是湖南省邵阳洞口县农村人，今年45岁，1976年初中毕业（实际上没有毕业），说起来也算是个“文化人”。
李辉银说，之所以现在沦落到以算命为生，是因为他曾犯过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口气他一直憋在心里。1975年，初中毕业前夕，他看到“文革”中有大量的老干部被打倒，就在日记本上写道：党的领导同志可能在这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就因为这一句话，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了5年牢，右腿下肢被打残，以至今天不得不拄着一只拐杖。1980年平反后，他就不断上访。他看到城里的同志平反后算工资算工龄，还有补偿，而他一个农村人什么都没有。他咽不下这口气，这一上访就是十几年。为了生活，他在90年代曾组织人上山造绿，到过云南、甘肃张掖，去内蒙古搞药材卖，当时一天可卖二三十块钱。2001年11月又从甘肃流落到武汉。到武汉时已经几乎身无分文，只好凭借以前曾看过几本“周易”的书，对易理略知一二，干起了“算命先生”这一“行”。
问他为什么不回家。李辉银显得非常激动，他说家乡太苦了，宁可在城市里当疯子，也不愿在农村当主子。1987年到1990年，李辉银曾有过短暂婚史，并于1989年生下一个儿子。如今，李辉银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回过家了。
谈起两个流浪儿舒胜利和舒家华，李辉银说，2001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睡在中南路人行天桥下时，看到两个大人在猥亵一旁的两个流浪儿。那两个大人也是附近要饭的，当时他就觉得他们不是善类，不是同性恋就是有恋童癖好的。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冲上前骂那两个人，把他们骂跑了。后来那个小一点的舒家华就对他说，他们害怕，问能不能跟他们一起睡。见两个孩子可怜，他便开始与他们相依为命。
李辉银说，刚开始，孩子们有很多病：尿道炎、皮肤长疮、脚癣，他就给两个孩子买药治病。在他的细心呵护下，孩子的病慢慢好了。因为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缺少爱，他们之间渐渐变得难舍难分了。30多天后，小的开始主动要认他作干爹，喊他“阿爸”；大的一个性格内向一些，直到现在才开始喊他“阿爸”。
4、流浪组合“家庭”
谈起舒胜利和舒家华，李辉银的脸上总荡起很开心的笑容。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又义愤填膺。他的语调很大，完全不顾路人的眼光，这与最初猜测的他谨慎、内敛的性格有些不太吻合。
慢慢与李辉银混得熟了，我提出到他们租住的地方去看一下。李辉银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只不过有些远，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我说没关系。
这天晚上“收工”后，李辉银带着舒胜利、舒家华和我一起回家。走了约40分钟的路程，在位于姚家岭吴家湾村的一座垃圾场旁边，李辉银指着一排低矮的露着红色墙砖的房屋中的一个“布帘”门说，那就是我们的家。
房间的面积很小，只有几个平方，设施也很简陋，除了床几乎再找不出什么家具。门口挂着一个又破又脏的大“布帘”，李辉银说，那是一块蚊帐，因为附近是垃圾场，苍蝇铺天盖地，门口不得不挂起这块蚊帐来挡苍蝇。李辉银还半开玩笑地说，这里是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