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私”给单位的女性同事打电话，让他们夫妇来我家一趟。需要说明的是，警察为了节约我的电话费，只让我用他们的电话通话。看来警察还是公私分明。既然抓捕我是他们的工作，我也就毫不客气的用他们的电话了。
半个小时后，同事夫妇来到我家，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我笑着说：“我要到公安局喝咖啡去啦，要和警察先生好好谈心，只好麻烦你们给我暂时看孩子啦。”
值得欣慰的是，直到这时，我的女儿仍在安睡，对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我让我的女儿避免了李思怡悲剧的重演，同一时刻，在加拿大已经为我“招聘保姆”的任不寐，也一定和我一样想到了李思怡这个永远令人伤痛的名字吧。lz
C、在“盾形大楼”里十多年前，我主持拍摄一集介绍建筑艺术的专题片，设计人员把我带到刚刚竣工的海口市公安局大楼，向我介绍他的设计思想：像一面巨大的盾牌，在有限的空间尽可能夸张的表现出威严，两翼的线条展现无坚不摧的力量……现在我像老鹰抓小鸡一样被抓到这座“盾形大楼”，虽然我迈着轻松的脚步，但高耸的“盾形大楼”仍像一头巨大的恐怖怪兽，用它闪光的大嘴，一口将我吞没……
乘电梯来到6楼一间会议室，请我坐下后，由两名警察寸步不离的看守起来，接下来也开始了一次漫长的午夜等待。我事后分析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让恐惧、焦虑、烦躁的情绪在漫长的等待中，把我的理智慢慢摧毁，以便在接下来就要进行的审讯中使我无处设防，束手就擒；二是因为抓捕我是上边临时布置下来的紧急任务，人已经拿到了，但拿他来干什么、如何干，还需要等待新的指示，同时他们也要开会研究、策划，以便制定一个科学的审讯方案，确定审讯的方式、提问的技巧、手段等等。
就在这种等待的煎熬中，已经有各地的朋友可能从“现场直播”中知道我被捕的消息而打电话、发短信过来了，但我被告知不得接听电话。我表面保持着我惯有的镇定自若，处之泰然，但内心无比着急。我记挂着还在熟睡的女儿，平时在家，她入睡时，我关掉电视、拔掉电话线、把手机调整到无声状态，不让声音吵扰她的睡眠。记得她小时候，有一次我哄她入睡时，她的外婆告诉我外边有人找我，我说让他先等着吧，外婆说人家说有重要的事，我说就是邓小平来了也得等，外婆说你就那么了不起！我说不是我了不起，而是在我眼里，孩子比邓小平还重要！但现在，几名警察就可以把我抓走，使我脱离监护人的岗位，我无力拒绝，也无力反抗。我担心的是，同事夫妇在我家里看电视、打电话、谈话会不会无意把她吵醒？如果她夜里起来上厕所发现我不在家怎么办？她不久前感冒现在还在咳嗽，如果夜里把被子蹬掉使感冒加重怎么办？明天一早同事夫妇如何给她解释并安排她的早餐？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也转移我对女儿的担心，我开始参观国保支队会议室的满墙荣誉：制止1989暴乱集体三等功、保卫16大集体二等功、打击法轮功邪教三等功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1957年的“政治保卫先进单位”奖状，这是我有机会了解到国保支队与“政治组”、“政保科”的历史沿革。在满墙荣誉的左边，挂着一面“感谢610办公室亲人关怀”的锦旗，我说这一定是法轮功学员送的吧。看守我的警察很吃惊，说你也知道610办公室？！我笑而不答，警察说外边的人很少人知道610的。我问610是因为6月10日讲话、指示，还是因为设在公安部6楼10号而得名？警察如实回答：我也不知道。
时间就这样在等待中流逝，窗外汽车偶尔发出的引擎声告诉我，整个城市差不多已经入睡了。
D、审讯终于开始22日凌晨1：30时，审讯终于开始了。
当审讯我的4名警察各自坐定后，是我首先提问的：“现在你们应该给我一个正式的法律手续了。”但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口头传唤，在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了。”为首的警察这样说。我仔细回忆，也许是他们以为在我家门口说的“带你到公安局问话”就是“传唤通知”吧？也行。我接着要求：现在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为首的警察说：“我叫温保，国保支队政保二科科长。”另一位自我介绍说“陈永清，二科副科长”，还有两位没有自我介绍，但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晚负责记录的警察叫小王。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吗？”温科长用警察传统的开场白问我。
“知道，但又不确切知道。”我回答，“大概是知道的，但究竟是为什么，我也不能自以为
是的瞎猜吧。”
“你最近做过什么事？”温科长开始切入主题了。
如果不是记挂着家了的孩子，我一定会用开玩笑的方式，把我近期的吃喝拉撒针头线脑全部如实交代一番的。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情，我开门见山：“我在1月17日中午给刚去世的赵紫阳敬献了一个悼念花篮，在当天晚些时候，还写了一篇《我为什么要给赵紫阳献花篮》的文章。”见我如此坦白，他们就抓住机会一鼓作气，让我把送花篮的时间、地点、过程、花篮价格、动机、文章内容、发在何处一一交代清楚。其实在回答之前，我还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今天机会正好。我想问问，我送给赵紫阳的花篮是不是被你们拿走的？”无人回答。我只好说：“第二天中午我还去看过，发现花篮不见了，我第一反应是被无耻的盗贼偷走了。但我在公园看了一下，冯白驹将军雕像前谁送的花篮还在，只有英雄碑下我送给赵紫阳的不见了，因此才怀疑是你们拿走的。”
温科长说：“这个问题你就不要问了，我们也不知道，请继续回答我们的问题。”接下来，他们的提问回到了我的个人经历、重点当然是我在1989年的经历、我的所有家人的详细情况。对这样的提问，我面露不悦。因为我的行为与我家人毫无关系，为什么要我所有家人的详细资料？难道还要回到株连九族的时代吗？何况我个人的全部情况，他们本来就有详细的档案资料。我说这样的问题纯属浪费时间。温科长说为了不浪费时间，你就一一回答。
无奈，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只好按照他们的要求、极不耐烦的回答了问题。之后，话题再次回到在审讯开始时就已经“打开的突破口”上。
当我交代完我文章中对赵紫阳的评价内容后，说：“对他的悼念，是一个普通公民应该做的，悼念活动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曾经是你们的总书记，现在仍然是你们的同志，我认为首先应该悼念他、为他敬献花篮的是你们而不是我，更不是来抓为他敬献花篮的人！”温科长回避说：“咱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你说你送花篮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不放在人更多的闹市中？为什么第二天还要去看？是不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仿效你的行为？”我说：“花篮上写‘赵公紫阳千古，公民秦耕敬挽’，意思很明白，相信你们也能明白。之所以放在海口人民公园的英雄碑下，是因为海口再找不到更合适的可以悼念地方了。”审讯进行到我以为快要结束时，温科长话锋一转，说：“你一点也不坦率！我们今天找你来，并非因为你送花篮、写文章。你说你还做过什么？”
我真的很茫然，实在想不起来我还做过什么能让他们产生兴趣、值得彻夜不睡的听我讲的事情。但我还是明白，接下来才进入他们计划中的审讯的关键阶段，他们变换角度反复盘问，而我则是搜肠刮肚尽量交代。他们问我通过互联网和谁交往？和北京、上海、广州什么人往来密切？和那些人志同道合？问我在海南有那些志同道合者？和什么人经常在一起？与那些人交流思想？我回答有朋友来海南旅游，我请他们吃过饭，在互联网上交往的朋友，也仅仅限于互相阅读文章，经常为了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何谈志同道合？至于在海南，我实在太孤独了，找不到可以进行思想交流的人。
他们出去了一趟，回来后点了几个人名字，要我具体回答如何交往。我回答记不清楚交往的具体细节了。在审讯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出去，我明白在附近的一间屋子，还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坐镇指挥。经过多次请示和对我的反复盘问，温科长终于点题了：“你最近签过名没有？”我说：“听说网上有一个帖子，也听说我签了名。”
其实网络有两个帖子，一个是网络签名悼念的，我名列发起人；听说还有一个提出若干主张的帖子，我没有看见，但听朋友说我已经在上边签名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问的是那一个，只能这样回答。至于谁告诉我的、用什么方式告诉的，我回答不记得了。审讯进行到这里，我多少也明白今天为什么抓我了。这就是，自己可以送花篮、写文章，但不能组织、联络、鼓动其他人参与悼念。因为在审讯中，陈永清说，你自己在家里设灵堂、甚至绝食悼念，我们管不着，但你公开组织其他人参与，那性质就不同啦。
至此，审讯并无告一段落的迹象，他们仍要求我继续交代。我说：“不知道还有什么要说的了，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完全公开的，我做了什么，就是不说，你们也会知道的；你们现在所不知道的，也是我没有做过的。总不至于让我这里虚构吧。”
又经过长时间的僵持和他们的多次请示，审讯真的进入了尾声。
E、警察请我喝咖啡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不时穿插我与警察之间的趣味对话，因为与审讯主题无关，所以专门记录在此，以飨读者。
警察：“你是民主人士吧？”
我：“我从来没有、也不愿意这样称呼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所做的，不过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普通事，是你们更应该做的。”
警察：“你现在如何看待64？”
我：“我从来没有使用过64这个名词，你们的说法从动乱、暴乱到64风波、春夏之交那场风波，而我使用的称谓一直是伟大的89爱国民主运动。”
警察：“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在你说的89爱国民主运动中的行为？”
我：“我的想法始终没有改变，如果有变化，那就是现在的认识更清醒、更深刻。”警察：“我其实看过你写的文章。”
我：“具体是那一篇？”心中暗自得意，连警察也看我的文章，只不知是以读者的眼光还是以警察的眼光？
警察：“你回去后是不是也要把今天的事写成文章？”
我：“当然要写！题目就叫《警察请我喝咖啡》。”我现在明白了，警察所看过的我的文章，肯定是那个还没有发表完的《狱中纪实》系列。
警察：“今天没有咖啡，你要喝吗？要就让送一杯。”
我：“不用了，矿泉水也不错，我写的时候专门说明你们给了，是我自己不需要咖啡的。”警察：“你说，如果你再有其他活动怎么办吧！”
我：“那你们就再抓我吧。”
警察：“好！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啊。”
我心想：真好玩儿，难道警察可以把我说的话作为执法依据？我说抓就抓，那我如果说不许抓呢？
F、天亮前释放我在审讯结束前，温科长、陈副科长以及后来亲自出面的一位省厅官员，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不乏开导、劝说、恳求，但更多的是对我进行各种方式的威胁、恐吓和警告。要放在过去，我肯定用尖锐、犀利的语言回敬，让他们面子上先受不了的。但今天，我牵挂着女儿，克制自己，默不作声，以便他们孤掌难鸣，尽快结束自己的单方讲话。
实话说，对于劝说，他们只是从本职工作出发的，我能够理解，但对于威胁，我十分反感。我当然不惧怕，但这里也不想写出来，因为总的来说，当晚执行任务的几位警察先生，对我还是很礼貌的，我这里也回敬一个人情给他们。我始终相信，他们也是和我一样的人，在他们内心，也会认同我的所作所为，抓我审我，是他们的职责，而承担那份职责，又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么多年，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么多年了，警察的抓捕风格始终没有长进，还是当年老百姓给八路军带队那一套。1989年抓我时，就是让基层干部带队的。我出狱后家人告之我，是谁谁带警察来的，言语中十分记恨。我立即劝解，不能怪他们，是警察要求他们做的，就是他们不带路，警察也会抓到我。这一次，他们仍是让我所住的学校里的校警带路上门的。我回来后这几天，每次出入大门碰到当晚带路的校警，他总是低下头或迅速的把脸转开，显得十分痛苦，仿佛他做了伤天害理、对不起我的事。警察要求群众带路这种做法，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伤害，这是应该改进的。已经21世纪了，总不能继续用“土八路”的作风办案。
在警察送我回家时，我诚恳的向他们说了抱歉，因为我的原因，使他们彻夜难眠，也让他们的家人彻夜等待。
回家后才知道，同事夫妇在凌晨一时，把我女儿叫醒，接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告诉我的孩子，你爸爸加班工作去了。第二天一早，当我去他们家接女儿回家时，她一脸灿烂的笑容，向我奔过来。
她完全不知道我经历的漫长的恐怖之夜，我心里稍感安慰。
2005。1。30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