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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椎骨。中央委员张继沉着敏捷地抱住了刺客，张学良从旁边飞起一脚踢掉刺客手中的枪，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壁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但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的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冲出枪击汪精卫。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过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蒋汪彻底决裂
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后的第三年，汪精卫又一次成为被暗杀的对象。而这次下暗杀令的居然是蒋介石。
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蒋介石因此对汪精卫恨之入骨。1939年元旦，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并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时候，汪精卫其实是孤独和失落的。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此刻的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为此，他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最后的游说。结果，谷正鼎无功而返。
3月19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次日上午9时，陈恭澍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到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
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对于刺汪行动的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房就是汪精卫的卧室。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大汉奸之死
病死日本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旧创复发，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这年秋天，侵华日军限令汪精卫调集大米100万石、壮丁20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对汪精卫的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10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 1940年4月，汪精卫等在南京举行“还都大典”后，接受日本“大使”的“国书”。图中左为汪伪政府人员，右为日本人。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一直留在背上的那颗子弹时时发作，疼痛不已。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精卫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手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这位中医姓刘，是江苏吴县人，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立马就可好。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 日本驻南京汪伪政府“大使馆”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意识到是刘一帖
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骨盆，而且高烧的次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
1944年2月，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一行来南京诊治，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 1941年12月20日，汪精卫（右下）访问
日本，受到东条英机的“礼遇”。
1944年3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对外叫作“梅号”。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主刀施行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一周后，X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他的体温高至385摄氏度而降不下来。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医院血库的血用完了，而此时，日本本土不时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为其父亲输血。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汪精卫的病情日益严重，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
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挨的一天，又惊又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至41摄氏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治疗，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只能再活10年，果然应验。
被毒死于虹桥对上述汪精卫病死日本的说法，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中就刊有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最终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的说法。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霍实子认为，1944年3月，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此后的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随后，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请他回国后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这份密电当即由国民党情报机关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
这期间，陈璧君不在上海，是因为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她亲自处理。而后来证明，将陈璧君吸引到广州，是国民党的声东击西之计。
■ 1946年4月16日，陈璧君（中穿长袍者）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出庭，接受审判。
原来，汪伪政权成立，陈璧君的官衔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而实际职务，则是“广东省政治指导员”。在陈璧君的一手操纵下，成立了伪省政府。她提议由她的胞弟陈耀祖出任省主席，汪精卫怕陈耀祖年轻办事毛躁，就封陈璧君为“广东省政治指导员”，代表“中央”坐镇广东，像垂帘听政一般，大小事务都要经过陈璧君点头方才算数。
汪精卫去日本后，国民党想趁机刺杀汪精卫，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