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想了想，拨通沈萝的手机，许久，电话通了。方正慢慢说道，你还好吗？
沈萝说，我很好。
方正说，那就好。
方正挂断电话，往窗外望。窗外不知是谁在唱歌。“一朵花开不为春，姹紫嫣红才是真。柔情让你香喷喷，我对青天喊一声。清风不会再寒冷，万物醒来细雨生。女儿本来是佳人，洗尽铅华要倾城。”方正叹口气。月亮又出来了，像一大滴眼泪。这个春天真冷啊。
方正与海圆的影子拧在一起。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作者：黄孝阳 李家悦
一
我是一个躲在果壳里靠稿费维持生计的人，每天要接到数量不等的读者来信。一些人夸奖我，一些人批评我。阅读这些信件，是我的荣幸。写作因为阅读变得意味深长，不再是一种极端的个体行为。词语凝结成一面面形状迥异的镜子，因为情感，凹凸不平。他们帮助彳亍在时间荒涯里的我，洞悉各种面具所遮掩的那个难以言说的真实，让我得以明白“那一月，我转过所有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纹”是六世达赖活佛仓央嘉措写下的情歌。他们提醒我倾听上帝的声音，包括倾听暗夜里几百米外泥土里的菌子、蚁虫以及地面上蕨草苔藓的喃喃低语。他们甚至还为那个试图在果壳中构建宇宙的我提供了一束束神秘的微弱的光。
2006年7月25日的黄昏，我像往日那样打开电脑，用Outlook登陆电子信箱，里面有十二封邮件。我逐一回复完毕，正准备退出，屏幕右下方弹出新邮件的标志，邮件主题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以为这是一封令人讨厌的垃圾邮件，随手删除。我读过茨威格写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作者以一种细腻哀婉近乎绝望的笔调讲述了一个“我爱你，但与你无关”的爱情。我也看过导演徐静蕾耗资二千万人民币拍摄的同名影片，那是一次相当不错的翻拍，充分演绎出原作精神，还把二、三十年代北京小胡同里的冬夜拍出缠绵的味道。
我点燃一根烟，开始写作。这是一个早已构思好的题材，写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我一向以为自己是有那颗悲悯之心。素材来源于一则不起眼的新闻：一个上了年纪的民工，在小饭店吃完面后，无钱付账。餐馆老板把他绑在树上，让太阳暴晒。民工中暑死亡。小老板与闻讯赶来的民工的儿子打起官司。官司一打就是三年。民工的儿子中止大学学业，以捡垃圾为生，独自与那个他所无法理解的关系网抗争。最后在报社的介入下，终于赢得官司。但法院的判决却未能得到执行。那个倔犟的孩子一怒之下变成杀人犯。
故事很普通，不过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填充血肉。民工为什么没钱付账？钱包被偷了吗？区区一碗阳春面，餐馆老板为何要这样做？他是否懂得这触犯了刑法？是不是有人经常在店里吃白食？他的日常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在想像中勾勒他那张脸庞：污秽的，被生活折腾得不成样子的，暴躁易怒的，左眉上有一颗黑痣……那个受过一定教育的孩子在杀人之前想了些什么？我可以贴着现实写，以内敛冷静的笔调呈现出当下一部分人的生存实况；可以揉碎文本，添加进寓言、比喻及其他，建立起一组彼此投射的人物镜像，透过层层表相讲述那些被遮蔽的社会真相；或许还能使用循环往复的结构，让这个普通的故事富有一种神秘的特质，从而抵达那不可言说的生命深处。
路看上去有很多，其实只有一条。我选了第一条路。这是一条最困难的路。一个细节的错误就会导致文本彻底失败。幸好，还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对不熟悉的，一笔带过；对我熟悉的，比如在太阳底下暴晒十几个小时，不妨浓墨重笔。这是写作的技巧之一。
我趴在桌边写到午夜。写到后面，脑袋里是生锈的水。再强写下去，显然不适宜。我关掉文档，打算去读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这是一部伟大的杰作。很多年前，我读过它，但看不懂。现在，命运把这本书通过一个朋友转交到我的手上，而我也到了真正能理解它的时候。我这样想着，突然觉得有必要重读一下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它似乎并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好像还能称得上是一种宗教情感。爱情是俗世男女的游戏，是性这张臭皮囊上附着美丽的毛，欺人，也供人自欺。它并非博大与永恒之物，是嘴唇上咬出的血，有几个星期或几年的保质期。宗教毫无疑问比爱情要博大深刻得多。
我下意识回到outlook的页面，打开垃圾箱，点开那封尚未删除到回收站的邮件。
二
你好。请原谅我的鲁莽。请原谅我用这个偷来的题目给你写信。我只是希望我的来信能引起你的注意。
我读过你写的每一行文字——不是每一部作品。你出版的作品我都买了，搁在枕头边。你发表过的文章，我都收集了，把它们剪贴在一个十六开的大本子上。比我的枕头还要厚。在许多个凌晨，我反复刷新你的博客，那里有你写下的片言碎语。我像得了强迫症。而你的文字是我的毒，是我的天堂，也是我的地狱。我并非一个文学青年。文学这种奢侈物离我已经太远。我却在一次无意的阅读中大吃一惊。它们如此新鲜可口，横竖撇捺折，无一不散发出被雨水洗后的田野的光泽。每一句、每一段，是那么干净，并且清脆，是一群或大或小在早晨鸣叫的鸟，叫出了满山满坡的露珠儿。我好像是一个不由自主坐上疯狂过山车的人，跟随着你的文字，在天地间旋转翻覆。人世间的种种情绪，正面的与负面的，都在眼前摇摆着透明的光。里面夹杂的哲学思辨、个人精神狂想与社会生活碰撞的火花，让我泪流满脸。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你那样年轻，我已经年过不惑。我为自己这种不可理喻的痴迷常暗自发笑。但这与爱情无关。我对你没有一丁点肉体上的想法，也没有与你来一段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欲望。该怎么比喻呢？比喻是恶俗的，但它是把甲与乙联系起来的方法，可能是最形象的且接近禅的那种方法。对我来说，你就是一团火，而我就是那只蛾。
胃在抽搐。眼眶里充满酸涩的液体。舌尖抵至口腔上方。我怕自己吐出“灵魂”两字。我是多么害怕自己说出：你就是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你在我不可触摸处，在暗夜里日复一日敲打着键盘，我能依稀看见你的轮廓，看见那一根根从你内心深处浮出的带着金属质地的线条。那线条上带着刀刃，那刀刃上滴着血。它们往四周迸射，具有不可思议的深度与广度。
我的灵魂啊，你是否能听我诉说？听一个年逾四十的狼狈不堪的女人诉说？请你保持缄默。我害怕你一开口，我会丧失掉诉说的勇气。
我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之人。尽管我有家，一个是与夫君、儿子的三口之家， 一个是把我哺育养大还到处借债供我读书的娘家。我有好多的亲人。我爱他们，如果要把我的心和肝都挖出来献给他们，我也毫不犹豫。可是他们给我的只是寒心。家是枷锁是牢笼是铁链，是一个让人生不如死的东西。它甚至比不上街头巷尾的小旅馆，或者是野地里被风吹得摇摇摆摆的帐篷。一个没有家的人该有多好哇，想到哪就到哪，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爱就爱，想死就死——人死了就没了痛苦。痛苦的是我们这些像狗一样活着的人。我曾经好多次想过：哪一天，把家打扫得干净，把东西摆放整齐，留下一封信，背起简单的行囊，一个人悄悄地离家而去，去走访名山大川，再寻一处长满鲜花和绿草的地方，吃下一瓶安眠药，静静地睡去。
我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女孩。按理说小的应该是最幸福的，最受宠的。我却成了整个娘家的支柱，从精神到物质。父亲年逾九十。母亲在七年前过世了，她比我爸小十岁，一生过于操劳，终积劳成疾，不治而死。大哥二岁时因病不能及时治疗，双目失明，至今未婚，只能做简单农活。二哥身体倒健康，早早自立门户。三哥生在闹饥荒的年月，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六岁才会走路。还有一个大弟，高中辍学，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大姐在我上大学的那年5月患癌症死了。二姐嫁在隔壁村庄，因为田在那条绕村而过的河边，庄稼年年受灾，日子很不好过。三姐嫁了一个木匠，日子仅够温饱。我还有两个夭折了的哥哥，一个是死在大姐背上。那时妈妈去队里挣工分，让大姐照看弟弟。姐还不懂事，只会背着弟弟走来走去，绳子勒进弟弟的脖子，到晚上妈妈回到家时才发现弟弟窒息死了。还有一个是在去山上偷人家的红薯吃时摔死的。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抓着一只红薯。
1990年，我刚结婚，村里因电线短路起火酿成火灾。娘家财产全被烧光，虽然没什么钱，但全年口粮、队里分山时得到的30多根可做大梁的杉木及檀条，还有所有衣物家具全付之一烬。同一个屋檐下的二哥家也烧光了。一共烧了十二户人家。县政府送来几件炊具，保险公司给了一千元的赔偿金。母亲不得不到处借钱买米，借钱起房子。我腆起脸给大学的同学写信求援。同学纷纷解囊相助，多则二百，少则五十。当时我们的工资也不过是九十多元。
火灾前的那年，爸妈东挪西借，为体弱多病的三哥娶了媳妇，生了一个儿子。火灾后不到两个月，小侄子不幸落水淹死。三嫂的精神近于崩溃边缘，最后离家出走，据说在某村另外找了一个男人。我们没钱去找她，也不能给她能吃饱肚子的生活，只能衷心祝愿她过得好。三哥手巧，能用山上的藤条编藤篮，过去家里是指望这点钱换些油盐，出事后，他把这点钱拿去醉生梦死，喝醉了，就拿大哥出气，说他这个死瞎子咋不早死。就是他的八字不好，才害得全家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气得妈妈生病住院，用拳头打肚子，骂自己生下一个孽种。
家里就三亩薄田，还有几块零散的旱地，种出来的粮食除了养人，就是养几头猪。村子比较大，有近二百户人家，经常闹瘟疫，好不容易养大一头猪，到头来却给瘟疫害死。家中每天的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二哥也是老实人，除了种地了没别的收入。他有三个孩子。经常来向我借钱凑孩子的学费。整整八年，我一直在水深火热中。每个月二、三百块钱，要吃饭，要给孩子读书，要应付没完没了的红白喜事，要照顾家中的老弱病残……是朱总理救了我们大多数的穷干部啊。98年，朱总理上台了，给干部增加了工资，我才不必整天为吃饭发愁。
火灾翌年，房子还没起好，家里又因为买了假种子全年无收。到冬天，房子上梁了，按风俗得摆酒。刚巧我三哥在捡垃圾时，在河边发现一条死肥猪，扛回家，洗刷干净，煮出一大锅肉。亲戚们说三哥福气好，有了这头猪能省下不少钱。谁知那猪是吃农药死的，结果第二天有十九个人中毒，上吐下泻，都送进医院……我一个人东奔西跑，找钱找车把他们送去医院，之后几个晚上在看护他们，累得几乎要断气。
除了大难之外，每年家里都有人生病。农村人最怕生病，只在家种那几亩薄地，勉强能解决温饱，随便遇上一点小病小灾都承受不不起。我爷爷名下的这个家族有十个大家庭，只有我出来工作，吃上皇粮——我算家族里最有出息的。结果大家有困难的时候都来找我。经常半夜有人来敲门，敲得人心惊肉跳。日子过得恐怖极了。我这人天生不懂拒绝，脸皮薄，心软，亲人抹着眼泪说上几句，自己的眼眶也红了，到处借钱。借来借去，债大了。夫君对我发起脾气，说，咱家又不是救济所。等我家的兄弟姐妹再来，他把门关上。我像做贼一样躲在门里听着敲门声，等到半个小时后，敲门声停了，胆战心惊地把门打开，我三哥正把路上捡的报纸铺在地上，背靠着墙有滋有味地咂着他那只酒葫芦。
最可恨的是我大伯家的四哥，最是自私自利，不是我亲哥哥，还老找我借钱。十几年下来借了几千钱，不还也就罢了，还从不肯帮我家做白工。90年火灾，我弟弟给他带钱去邻村买木头起房子，去了一天回来后他扣了20元钱！说是人工。他家屋基旁边有一面坡，坡里长着一堆青石，开采出来可以下基脚、砌墙。我二哥提出借他的石头，他不肯，说要拿去卖钱。可这些年过去了，石头还躺在那里。他儿子念高中时在我家住了两年一分钱也不交。我儿子的新自行车让他儿子用了，不到一个学期给人偷了，后来被派出所拿回来，他儿子说要三十元钱才能领回来。我给了，结果车没领回来，钱也用了。我问原因。他儿子说要有发票才行。我找到卖车人，补开发票，再给了三十块钱，还是没有拿到车，也不和我说是什么原因。我又多嘴问了一下。他儿子仿佛受了莫大的委屈，马上跑到他爸爸那里告状，说我欺负他。想想都是愤怒。大伯家的四哥还常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和夫君，他才不理我们家。可是他理什么呢？他都当我的钱是泥巴里长出的草。我才不希望他理。他是来吃我们家的。我爸没喝过他一瓶酒，我家人没谁用过他一分钱。他凭什么这样？我也没欠他的债啊。
前天，我回了一趟老家。每次回家，父亲总要高高兴兴地说上几天。父亲年轻时参加过红军。1927年革命失败后，回到故乡。后来国民党抓壮丁把他抓去，在白崇禧的手下当了八年兵，还真打过日本，好多战友都死了，他算是命大。他是30多岁才结婚的。他从75岁开始每晚喝酒，然后讲他的革命故事。这是他惟一的安慰。我们听得很腻了，也不知道他说的事是不是真的，因为和史书上不一样。村庄里还有他的战友，年纪比他轻，说他讲得夸张了。比如他说地雷战是他们发明的，。以前我哥爱反驳他，现在就由他说了，大家吃完饭都走开，让他自言自语。他常因此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