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五郎先生，那边那个穿深蓝色衣服的女孩是什么人？”
“那边吗，先生？那是菊子小姐。她跟着别人上这儿来，是想看看……她招您喜欢吗？”他突然问，觉察到他办砸了的事有了其他补救办法。
于是，他忘掉了所有的客套、所有的礼仪、所有的日本规矩，他拉着她的手，强迫她站起来，要她面对落日的光让人瞧。她呢，注意到了我们的目光，开始猜出是怎么回事，于是低下了头，有点局促不安，嘴噘得更高了，但也益发动人。她半笑半恼，想往后缩。
“没关系，”勘五郎先生接着说，“这一个也好办，她还没嫁人，先生！！……”
她还没嫁人！那么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她说给我，而说了另一个呢？这个笨蛋！……临了，那另一个大大引起了我的怜悯，可怜的小姑娘，还有她那浅灰色的袍子，她的花发髻，她那伤心的表情，还有那像是因极度悲哀而挤起的双眼。
“这事好办，先生！”勘五郎又说了一遍，现在他完全是一副下层社会拉皮条的嘴脸，完全是坏蛋的嘴脸。
只是，他说我们—一伊弗和我——在谈判中是多余的，——这时菊子小姐一直低垂着眼，表明已经同意；那些亲属们，脸上表露出各种不同程度的惊诧、不同层次的期待，依然围成圈坐在洁白的席上。——他把我们俩打发到阳台上，这时我们瞧见下面深谷里迷漫着烟雾的长崎，因天黑下来而染上了黛色……
他们用日语谈了很长时间，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勘五郎先生不过是个洗熨工，法语水平很低，为了办交涉，又拾起了他们国家那种冗长的表达方式。有时，我不耐烦了，便问这位我越来越瞧不上眼的家伙：
“喂，勘五郎，快告诉我们，事情是不是办妥了，是不是快谈完了？”
“马上完，先生，马上完。”
他于是重新以他经济学家的态度，来处理社会问题。
瞧，必须忍受这个民族的拖拉作风。当黑夜如幕布一般在这座日本城市冉冉垂落时，我满有空闲带些伤感地考虑这桩背着我作成的买卖。
夜降临了，漫地一片黑，必须点灯了。
到一切谈妥，讨论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钟，勘五郎先生过来告诉我：
“说定了，先生！每月二十皮阿斯特，她父母就把她给你，和茉莉小姐价钱一样……”
这时我真的心烦意乱了：这么匆忙就作出决定，把自己和这小女子联结——即使是暂时的——在一起，和她一起住在这孤零零的小房子里……
我们回到屋里。她此刻坐在圆圈中间，人们在她头发里插了一支花簪。真的，这个女子，她的目光有表情，几乎有一种思索的神情……
对她那种端庄稳重的举止，那种临出嫁的少女羞答答的神情，伊弗感到很惊讶，他完全想象不出结婚这样的事会是这个样子。我也没想到，我承认。
“啊！不过她是很可爱的，’他说，“很可爱，兄弟，你听我的没错！”
这些人，这些习俗，这种场面，使他惊异不置，至此尚未平静下来。“啊，对了！”他想到写一封长信，把这一切告诉他在图旺的妻子，不禁大为高兴。
菊子和我，我们握了握手。伊弗也上前碰了碰她细嫩的小爪子。再说，我之所以娶她，他起了很大作用。若不是他向我点出她很漂亮，我根本就没注意到她。谁知道这个家将会怎么样？她是个女人还是个布娃娃？几天以后，我就可能弄清楚……
那帮亲属，点燃了他们细棍顶端那些五颜六色的灯笼，准备回去了。又是一大堆恭维、客套、鞠躬、行礼。到下楼的时候，她们谁也不下去，在某一个时刻，所有的人都跪倒在地，一动不动，喃喃地说着种种客气话……
“得往下推吗？”伊弗笑着说。（“往下推”是海员们的用语，表示某些地方发生堵塞现象时所采取的措施。）
好不容易，这些人移动了，下楼了，伴着最后一阵客套、礼貌话的嗡嗡声，一步一步地，声音小了下去，终于结束了。只剩下我们自己，他和我，留在这奇特的空房子里，席上还散乱地放着小茶杯，古里古怪的小烟斗和小巧精致的托盘。
“瞧瞧她们怎么走！”伊弗边说边往外探出身子。
到花园门口，又是同样的一通打躬、行礼，然后两群妇女分手了。她们用手指掂着灯笼提竿的一端，像是手拿钓竿在黑暗中钓取夜鸟，那些彩绘的纸灯笼，在柔韧的细棍顶端颤动、摇晃，渐渐远去。茉莉小姐那支不走运的队伍重新上山；菊子小姐的行列则沿着一条半似阶梯、半似山羊道的通往城里的老街下坡而行。
接着，我们也出门了。夜里清静、凉爽，十分可人，空中充满蝉儿们永恒的乐曲。我们还看见我那些新的亲属提着的红灯笼正在远处移动，一直朝下，消失在那巨大的深坑里，深坑的底部，便是长崎。
我们自己也在朝下走，不过是在对面一个山坡，沿着一些陡峭的、通向大海的小径朝下走。
待我回到船上，待山上这幕场景在我脑海中再现时，我觉得自己仿佛闹着玩似的，在木偶戏里订了婚……
五
一八八五年七月十日
这是三天以前的事情了。
山下，在那些外表已国际化的一个新区的中心，有一座神气活现的丑陋建筑，这儿是个办理身分登记的机构。婚事就是在这里面，当着一群可笑的小生物——从前是穿着丝绸长袍的武士①，如今是一些穿戴紧身上衣和俄式大盖帽的警察——以奇形怪状的文字，在登记簿上签署注册的。
①日本过去由武士担任行政长官。
事情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进行。菊子和她母亲从她们家来，我从我这边去。我们的神情像是来签订什么见不得人的协定，两个女人在那些粗俗的小人物面前簌簌发抖，在她们眼里，这些人就代表了法律。
在这份天书般的官方文件中，他们让我用法文写上了自己的姓名和身分，然后交给我一张特别的和纸，这就是九州岛民事当局同意我和芳名菊子的女士住在位于修善寺郊区一所房子里的许可证。许可证经签署立即生效，整个我在日本小住期间，都将受到警察当局的保护。
不过，晚上在我们山上那个宿营地里，气氛大不相同，小小的婚礼又变得优雅可爱，提着灯笼的行列，盛大的茶会，还有点音乐……的确，这是不可少的。
现在，我们几乎是老夫老妻了。我们之间，已经慢慢建立起一套习惯。
菊子负责钢花瓶里的插花，相当精心地穿衣打扮，脚上套一双大趾头分开的布袜，整日里弹拨一种长柄的吉他，奏出哀伤凄凉的音乐……
六
我们家里，和一般日本居室的景象差不多：只有一些小屏风和搁花瓶的式样奇特的小几。房间深处，在一个作祭坛用的小角落，供着一尊带莲花座的镀金菩萨。
这房子，正是我到这儿之前，值夜班的时候，在我的旅日计划中隐约看见的模样：它高高栖在宁静的郊区，隐没在一片浓绿的花园当中，纸糊的壁板，像儿童的玩具一样，可以随意拆卸。各种各样的蝉从早到晚在有共鸣的古老房顶上唱歌。从我们的阳台上，令人头晕目眩地垂直看到底下的长崎，它的街道、帆船和大寺院，在某些时辰，这一切都在我们脚下熠熠发光，像梦幻剧中的布景。
七
从外表看，这位菊子小姑娘，大家到处都见过。谁要是看过一帧目前充斥市场的那些瓷器或丝绸上的绘画，准会记得这精心制作的漂亮发式，这老是俯身向前以便再度行礼如仪的姿势，这在背后结成一块大软垫的腰带，这宽大下垂的袖子，这有点缠住小腿的袍子，上面还有一块斜裁的、蜥蜴尾巴模样的裙裾。
但是她的脸，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见过，这是相当有特色的一张脸。
再说，日本人喜欢画在大瓷花瓶上的女性典范，在他们国家几乎是一种例外，只是在贵族阶级中，才偶尔能发现这种涂了淡红胭脂的苍白的大脸盘、动物似的长脖和鹳鸟般的神态。这等出众的类型（我承认，茉莉小姐就是这种）是很罕见的，特别在长崎。
在市民阶层和一般百姓中，人们往往有一张更快活的丑脸，经常极为客气，总是长着那么一双勉强能睁开的太小的眼，面孔却更圆，更黑，也更有生气。在女人身上，面部轮廓常常不大鲜明，直到生命结束还保留着某些孩童的特点。
所有这些日本布娃娃，那么爱笑，那么快乐！——多少有点装出来的快乐，真的，有点做作，那笑声有时听来很虚假。然而人们照样受到迷惑。
菊子是个例外，因为她忧郁。在她的小脑袋瓜里，究竟想些什么呢？以我所掌握的日语，还不足以弄清这个问题。何况，十有八九里面什么也没有。反正，我对这根本不在乎！……
我娶她是为了给自己解闷，我宁愿看见她像别人一样，属于无忧无虑、毫无头脑的小姐们中的一个。
八
入夜以后，我们按宗教形式点燃两盏吊灯，让它们在镀金佛像面前一直燃到早晨。
我们在地上睡觉，衬一块薄薄的棉垫，每天夜晚把它摊开，铺在白席上。菊子的枕头是一个小小的桃花心木支架，正好托住她的后颈，这样就不至于弄乱那庞大的发髻，这种发型是从来不拆开的，我大概永远不会看见这头美丽的黑发披散开来的模样。我的枕头是中国式的，类似一种方方的、蒙着蛇皮的小鼓。
我们睡在一顶深湖蓝色——夜的颜色——的纱罗帐下，这纱帐用一些枯黄色带子张挂（这是些惯用的色调，所有长崎的体面人家，都用这样的纱帐），像帐篷一样将我们罩住，蚊子和尺蛾只好在它周围飞舞。
所有这一切，说起来几乎很美，写下来也像不错。然而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说不清缺了点什么，真够可悲的。
在地球上其他国家，在大洋洲风光迷人的小岛上，在斯坦布尔①那些死气沉沉的古老街区，词语仿佛从来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我国自己没有能力运用一种人类语言深入表现事物的魅力而苦苦搏斗。
①斯坦布尔（Stamboul），即土耳其的海港城市伊斯坦布尔，亦即古代的君士坦丁堡。
在这儿，恰恰相反，词语恰恰总是分量太重、太响亮，往往把事物美化了。我仿佛在为自己演出什么蹩脚、平庸的喜剧。每当我试图认真对待我的家庭，我就瞧见勘五郎先生——那个拉皮条的人——的形象嘲弄地矗在我面前，我的幸福是靠他促成的呀。
九
七月十二日
伊弗一有空就上我们家来，一般是下午五点钟，船上的工作结束以后。
他是我们推一的欧洲客人。除了有时和邻居礼尚往来、喝喝茶以外，我们总是深居简出。仅仅在夜间，提着那挑在小棍顶端的灯笼，沿着那条陡直的小路，下坡去长崎，到剧院、茶舍或集市上散心。
伊弗把我的女人当娃娃似的逗着玩，且一再对我说她很可爱。
我呢，我可觉得她像屋顶上的蝉儿一样惹人厌。每当我独自在家，呆在这个拨弄长柄吉他的小人儿身旁，面对那佛塔和群山的迷人景致，我真难过得想要哭出来……
十
七月十三日
这天晚上，我们正躺在修善寺郊区的日式屋顶下，——薄木板搭成的古老屋顶，被百年来的太阳晒干，一点轻微的声音就能使它像绷着皮的鼓一样震颤——在凌晨两点钟的寂寥中，一支真正的坑道猎队在我们头顶上疾驰而过。
“尼祖米！（耗子）”菊子说。
突然，这个词令我想起了从前在别处，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听到的，以完全不同的语言说出的另一个词，是在类似的情境下，在夜间恐惧的一刻，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在我身旁道出的一个词：“赛尚。”那时我们刚到斯坦布尔不久，周围还遍布危险。一天晚上，在艾尤卜①神秘的屋顶下，楼梯踏级上响起一种声音，使我们不寒而栗。她也一样，那亲爱的小土耳其女郎②，用她可爱的语言对我说：“赛尚！”（耗子）……
①艾尤卜（Eyoub）：即《圣经》中的约伯，此处指土耳其以艾尤卜命名的一地区。
②即《阿姬亚黛》中的女主人公。
忆起这件事，一阵强烈的颤栗震撼了我整个身心，好似从十年的酣睡中猛然惊醒。我带着憎恨瞧着躺在我身边的大玩偶，自省在这卧榻上的所作所为，忽然感到一阵恶心和内疚。我站起身，走出蓝色的纱罗帐幕……
我一直走到阳台，停下来凝望星空的深处。长崎已在我脚下入睡，似乎睡得不怎么安稳，不怎么熟，在月光下，在微红色光辉的奇境中，还有千百种昆虫的喊喳声。我转过头，看见了身后的镀金佛像，在它面前，通宵燃着我们的守夜灯。佛像以菩萨那种毫无表情的笑容微笑着。它的存在似乎给这房间投入了无法言喻的某种陌生且难以理解的成分。在我已逝岁月的任何时期，还不曾在这样的神明注视下安睡过……
在夜间的宁静与沉寂中，我想要重新捕捉我在斯坦布尔的那些伤心的感受。唉！不，她再也不会来了，这地方太远，也太陌生……透过蓝色的纱帐，可以隐约看见那日本女人，身着深色睡袍，以一种奇特的优雅姿势躺着，后颈搁在木头支架上，头发梳成溜光的大鸡冠形。她那琥珀色的手臂，娇柔美丽，从宽大的袖中伸出，直裸到肩头。
“屋顶上这些耗子给我掏什么乱呢。”菊子自言自语地说。自然，她不明白。她以猫儿般的温存，用她的凤目膘了我一眼，问我为什么不来睡觉，于是我转身回来，在她身边躺下。
十一
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