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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夏天，钱副官生病请假，老先生身边只剩下李大伟和王文皓两个副官伺候他，排班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又打电话把我从中央党部调上阳明山的中兴宾馆，照料身体正在日渐衰弱的“总统”。
因为，那次钱副官是请的两个星期的病假，所以，两个星期之后，我便又下山回到中央党部工作。
当年的八九月间，老先生从梨山到日月潭，一路上不知怎的，李大伟的腰扭伤了，副官排班又少了个人，老先生还是想到我，他直接告诉蒋经国，并让其转告秦孝仪副秘书长：“去把翁元给我找回来。”
如此，又是一通电话，我被召到涵碧楼行馆，从此，一直待到老先生过世为止。
陪蒋介石微服私访
蒋家父子都有微服出巡的习惯，而他们也都有出巡的小插曲，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1966～1967年间的一天，我随侍老先生吃完中午饭，他交代要到北海岸淡水公路兜风，于是护卫车队就遵照他的指示，往淡水方向出发。当车队到达淡水基督书院附近，也就是卫戍师某部队的驻扎地点时，他要座车靠边停下来，侍卫人员都不知道他有何意图，只大概了解他可能要上那个部队的营区看看，我们便陪着他拾阶而上。到了那个营区，老先生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
这时，门口的卫兵也不清楚他是何许人也，见他一个劲地往营区闯，连忙举起枪来，高声喝斥：“你是谁？！”并且作势瞄准。我们立刻蜂拥而上，侍卫长这时亮出身分，大声骂道：“见到总统还不敬礼，这样成何体统？”“总统”这时不但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告诉侍卫长：“卫兵同志做得很好，不要责备他。”
“总统”视察部队通常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直接到部队的营房、厨房、厕所去看卫生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觉得如果一个部队连这些最起码的卫生工作都做不好的话，部队的军纪、素质根本不用谈了。
记得有一次，也是在随侍他到外面兜风途中，在经过一处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他忽然看到车窗外有一个服装不整的士兵，一路走了过来，他脸上略有怒容地说：“这个士兵究竟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连衣服都穿得歪七扭八的，查一查是哪个部队的，要好好处分他。”
侍卫长立刻吩咐座车停下来，他要侍卫去叫住那个士兵，抄下他的兵籍番号，到下一个歇脚地点，侍卫长就去联络所属部队的部队长，要部队长深刻检讨，好好管束自己的手下。
还有一回，也是60年代的事情，“总统”到部队视察，竟然看见部队还是在睡稻草铺的床铺，营房也是茅草屋，心里非常不高兴。第二天找来军团司令郑为元将军问他，怎么现在有的部队还在睡茅草房？郑将军回答：“因为经费不够，所以还没来得及改建！”后来，老先生亲自下令，要“国防部”编列预算，把现有的台军营房全部改建为钢筋水泥建筑。
疑心病与老迷信
陪蒋介石出门的次数渐多，我也愈来愈熟悉他的心理与习性。
坦白地说，老先生是一个疑心病相当重的人，连我们陪他外出，外卫、中卫、内卫那么多人保护他一个人，他还是从某些小地方显现出了他的小心谨慎。
比如说，他在外地要睡觉之前，一定会检查里里外外所有的门窗，直到每一扇窗户都确信关好了，他才敢放心地入睡。通常，他也会问我们，到底门窗有没有锁好啊？我们便从命在他的房间四处探视一遍，看看门窗的确锁好以后，才敢回到各自的安全岗位上。
蒋介石虽是军人出身，可是，他在某些方面却显得十分胆怯而重迷信。例如他每次以“总统”或是国民党总裁身分，去丧家或是殡仪馆悼丧回来以后，一定要在洗手间里把双手洗上老半天，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为什么洗手要洗那么久。当然，这种事不必问也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讲迷信的老式人物，他相信如果去悼丧回来之后不好好洗手的话，就会把丧家的秽气也带进自己家门。
所以，原则上，他是不轻易出席丧葬场合的，除非万不得已才去丧家或是殡仪馆露个脸，回到家必定先去洗手间把手彻彻底底地洗一遍，他才安心去做别的事情。
中国历代的帝王年纪愈大，愈有忌讳，老先生似乎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
官邸大大小小的人员，大家都清楚，蒋介石非常讨厌黑色的东西，他认为黑色是最不吉利的一种颜色，所以官邸内外，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的装饰是黑色的。
可是有一次，官邸的裁缝师傅却犯了他的大忌讳，让蒋介石大发雷霆。记得官邸曾在他的书房装了一台电视，事实上他偶尔看看新闻，平时很少使用，但他办公、卧榻时，荧光屏的反光影响他的视线，就交代我们想办法做一个套子或用一块布来覆盖电视荧屏，于是就叫官邸的专职裁缝师傅去准备，不多时裁缝师傅拿来一块黑色的布幔，铺在电视屏幕上，等老先生回来一看，顿时怒火中烧，大声吼道：“真是莫名其妙，谁叫你们搞块黑布来？还不跟我拿走！是谁的主意？”
愈是到了晚年，老先生愈是迷信，可是有趣的是，官邸内部也有一些无稽的传闻围绕着老先生。然而，这些传闻因为和事实的差距不大，所以一时之间，便在台北的官场传了开来。
比如，在政坛就有一个说法，凡是有人身体欠安的时候，只要蒋介石去医院探望的话，这个人八成就会在几天后驾鹤西去。还记得当年退役的“空军总司令”陈嘉尚，在担任驻约旦“大使”时因病返台医治住荣民总医院，有一天突然老先生光临医院看他，陈嘉尚自己也听过有关的传说，可是老先生是未经通知直接驾临，他根本连回绝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躺在病房中接受探慰，心中真是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真是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几天光景，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将军，终于寿终正寝，离开人世。这究竟是巧合还是陈将军原本就是年寿已尽，实在是个令人不敢骤下断语的问题。事实上当老先生得知其病重无法医治时，才会驾临探视慰问。
蒋介石深信风水，这也是士林官邸半公开的秘密，就以当年修建慈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
最早，慈湖当然不是要供作老先生的身后用地，而是他计划用来作为“总统府”的“战时疏散办公署”。60年代，特别是在祖国大陆搞“文革”的那段时期，他曾经一度幻想，是不是可以趁大陆动乱的时刻军事反攻大陆，他和军方人士考虑到台北距离大陆还是太近，中共的喷气式战斗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临空攻袭，台北的“总统府”和官邸在战时事实上并不安全。基于这样的考虑，当局便在台北市郊积极寻觅适当的土地，希望建立一个战时的“中央政府办公署”，于是，“总统府”三局便着手办理。
不久，当局得知林本源家族有意捐献一块土地，这块土地位于桃园大溪，是林家的发源地，也是许多风水专家口中的所谓“龙穴”（例如风水专家曾子南就认为慈湖是风水宝地）。蒋介石得知林家有意捐地，真是高兴极了，林家从清代就和内地的王公贵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人际关系，例如和清末的盛宣怀家族，两家就是姻亲关系，林家和蒋家本来就有往来，加上这次的捐地，两家的关系便更上一层楼。
地有了着落，这还不能确定，还要等老先生亲自去看过一次，才能算数。老先生对慈湖的土木工程很是重视，在得到林家这片土地以后，立刻亲自到这块土地的地址，去实地鉴赏一下究竟是不是外人所谓的风水宝地。
经过蒋介石的实地察看，对这块地皮十分满意。他觉得以这个地点，应该可以抵抗中共来自空中的任何攻击，而且，这里是林家发迹的风水宝地，如果以这个地方作为政府中枢的办公地点以及蒋家的官邸，乃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于是就在他龙心大悦的情况下，当局开始在这里大兴土木，这也是慈湖的由来。没有想到老先生在经历阳明山那场车祸以后，身体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慈湖没有成为老先生的行宫官邸，反而成了他身后的遗体暂厝的停灵处，这难道是造化弄人？
老先生基本上是很相信风水之说的，他住的地方原则上喜欢朝东或是朝南，取国人喜爱向阳面、阳气较盛的老观念，他住的几个官邸，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简单的风水原则建筑的。
老先生对风水深信不疑，连带的使得官邸内部有些人对风水也有颇多议论。特别是他在阳明山发生车祸事件，乃至身体日渐衰弱以后，这种把老先生乃至蒋家命运走下坡的种种，都把它说成是蒋家官邸的风水出了差错，这样的说法此起彼落地在官邸内外流传着。
其中，最盛行的一种讲法，是关于中兴宾馆的风水传闻。
老先生当初流亡到台北时，是住在阳明山的一处原属台湾糖业公司的招待所。因为台湾的气候比大陆湿热，他初来的时候，极不适应台湾的海岛气候，但是，他在阳明山住下来以后，觉得那儿不但清静，而且夏天也比较凉爽，所以便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到每年的六月间，没有特殊事故，老先生夫妇就搬到阳明山去避暑，到当年的“双十节”前后下山回士林官邸。
然而，毕竟阳明山的后草山那个招待所比较简陋一些，阳明山管理局为了让“总统”住得舒适一点，就另外选择了阳明山一块地方，给他盖新的避暑官邸。1970年，中兴宾馆正式落成，老先生就在那年的夏天住进簇新的中兴宾馆。可是，住不了多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不幸的事件，因而，中兴宾馆风水不佳的流言四起。中兴宾馆的地点位于后草山的顶上，大门面对七星山、背对台北市区，进入宾馆之前，要经过老先生的爱将胡宗南将军的墓地。起先，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墓地在宾馆附近，直到住进宾馆的第一天，车队快进入宾馆大门时，映入眼帘的一块修剪成四颗星的草坪，我们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一个胡宗南的坟墓。
等到蒋宋夫妇在仰德大道发生车祸的第二年，有些官邸内的人员就在那儿窃窃私语，认为老先生会遇到这样的意外事故，必定是因为中兴宾馆的风水不佳所致。因为，往常住在士林和后草山时，从来也不曾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谁晓得中兴宾馆还在兴建，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并且连续发生几次意外事故，于是，各种穿凿附会之说便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第五章：蒋介石的二十四小时
老一辈的中国人，立身处世莫不有自己的一套座右铭和日常的作息规律。蒋介石自不例外，他严谨的生活规律，我们随从人员点点滴滴看在眼里，他生前的音容和形貌，总是不知不觉就浮现在我们脑海。在名义上我们叫贴身副官，实质上却扮演着佣人的角色，做的工作有时也像古时皇帝内侍做的事，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老先生自是更有直接而深入的认识。
清晨起床必做七件事
东方大地还是一片昏暗，蒋介石已经起床。黑暗中，他拿着一支钢笔手电筒，蹑手蹑脚，摸索走进盥洗室洗脸。
他所以如此，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想吵醒还在睡梦中的宋美龄。老夫人是个当年台北官场知名的夜猫子，当老先生起床的时刻，老夫人其实才入睡不到两三个钟头。长年以来，他们虽然是夫妻，可是实质上，他们之间的生活作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然而，弥足珍贵的是，他们彼此间从来不相互影响干预。在保持彼此的生活形态上，他们的确是相敬如宾的。
当蒋介石轻轻带动门把手，轻声走出房门的那一刻，警觉的侍卫人员已经按下一声电铃，告诉当班的贴身副官，该到先生的身边服侍他了。在官邸，一般的情况下，按一声电铃代表是蒋介石那里找人服务，如果是按两声电铃，那是夫人传唤随从人员的讯号。
假如，蒋介石自己召唤副官，通常是叫一声：“喂！”据说，这已经是十分“礼貌”性的一种叫法。在大陆时期，他是以喊“卫兵”召来随从的。其实，这也无所谓礼貌不礼貌的，即使是侍卫长在他以往的意识里，也不过是“卫兵头”而已，叫我们“喂”，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客气了。
为了配合老先生的作息以及任务的需要，我们副官基本上分为正班、副班、空班等三个班次。副官人员必须在每天清晨5点以前就起床，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差事就是烧开水，烧好开水就倒好两杯，一杯是温的，大概五六十度，另外一杯是滚烫的，将近100度，以备老先生早上起床饮用。
老先生不愧是个军人，他做任何事情，乃至早晨起床盥洗，都是那样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从他打开洗手间电灯，到他完成洗脸的动作，我们都训练到可以算出他这一连串动作，需要多少时间。在他做梳洗动作的时候，照例我们是不发一言，完全在他身后随侍而已，但是，我站在他身后，看他盥洗这么多年，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似乎都已熟悉到可以在脑海里反复重演的地步。
就以他拧毛巾的方法来说，都是千篇一律的方法，他一定是以交叉拧扭的方式，把毛巾的水分扭挤到几乎最干的程度，再一寸寸细心地擦拭他的脸孔。他是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脸，大概是从他日本当兵时代，就已经养成的习惯。洗完脸，再用干毛巾擦拭自己的脸部，据说他这样是为了保持面部的血液循环，至于效果如何，大概可以从老先生总是红光满面看出来。
老先生不但是一个非常讲究卫生习惯的人，他的卫生习惯也和他受的军事训练有密切的关系。就拿他盥洗用的毛巾来说，都是订做的，每次订个20到30打，由工厂派人送来官邸，老先生喜欢的毛巾是纯白色的。为了区分为洗脸和洗澡两种，印蓝色线条的是洗脸和擦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