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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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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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蒋经国选择“七海”作为他的官邸,到整个建筑完成,有几位功臣是蒋经国相当赏识的,像经手的钟湖滨、夏龙和当时的“行政院”办公室主任叶昌桐,这些人都为经国先生的乔迁尽心尽力,后来,他们都是军、政界相当有成就的人物。


蒋经国迷路



  早年的蒋经国是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的,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资历,蒋经国打心眼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跑,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所以,打从长安东路时代,我就意识到,蒋经国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父亲,在作风上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一次虚惊一场的迷路事件,却让这位“太子”被迫慢慢改变了不带随从的习惯。
  那是1968年间的事情。当时,蒋经国是“国防部部长”,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说要去台北七星山上面的一个空军雷达站视察。于是,他就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司机邰学海,由他开着部长座车,直接上阳明山后面的七星山。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车子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只有走路上去才能到那个雷达站,蒋经国就吩咐司机邰师傅,要他在山下等候,他只要上山到那个部队视察一下防务就马上下来。
  说完,蒋经国已经消失在羊肠小径之中,这位老驾驶在车上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天都黑了,雾气包围了整个七星山区,看看手表,竟然都已经快晚上8点钟了,却还没见到“教育长”(蒋经国命令所有的下属称他为“教育长”)下山。邰学海心想这下麻烦了,天已经暗了下来,连他都看不清山上的路了,何况是蒋经国,如果他再在这里傻傻地等,八成是凶多吉少。于是他毫不迟疑,拿起车上的无线电,呼叫“国防部”的电台,向“国防部”报告蒋经国可能已经迷路的消息。“国防部”向山上雷达部队查证,证实蒋“太子”迷路了。这还了得,立刻向官邸老先生报告。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相当吃惊,他立刻命令“国防部”连夜组成一支搜索队,这支搜索队是由介寿馆的宪兵警卫营所编组,带队官是介寿馆警卫组长唐茂昊,集合队伍之后,便立即上山进行搜索,在照明灯具的照耀下,沿着山路一路找寻。
  那时,老先生还没有把主要的权力全部交给蒋经国,但是,他事实上一路在做给儿子蒋经国接班的准备。所以,蒋经国的切身安危远比一切事情来得重要,听到儿子迷途失踪,岂有不紧张的道理。那个晚上士林官邸灯火通明,老先生彻夜等在电话机旁,等候蒋经国下落的进一步消息。他一面等,一面抱怨儿子为什么平日老是不喜欢有人随从,如果今天有人跟着他上山,至少不会在山中起雾的情形下,找不到下山的路来了,老先生在官邸来回踱步干着急。
  宪兵找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小路上,找到正坐在小路旁休息的蒋经国。当宪兵找到他时,蒋经国可说是一脸倦容,在宪兵们的扶持下,蒋经国走下山来。在这同时,老先生也从无线电中,知道了儿子已经被宪兵寻获的消息,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老先生隔天就找蒋经国到面前,他坚持从今以后,蒋经国出门去任何地方都要有随从跟着,不准再发生像那晚发动大批宪兵搜山的事情。这时,蒋经国才开始接受随从人员做他的跟班。
  迷路事件过后,老先生直接叫侍卫长郝柏村,在警卫官里挑选几个优秀军官,作为蒋经国的随从侍卫,强迫蒋经国接受。但是,后来蒋经国觉得以军官作为侍卫,似乎阶级太高了些,所以,他没有接受为他挑选的两位尉官,而要郝柏村为他找两个士官就可以了,后来就在警卫队找了两个士官,一个叫陈烈,另一个叫王乃之。
  除了两个士官每天轮班跟随他以外,蒋经国住的七海新村也加派了几个卫士日夜轮班维护安全。
  尽管蒋经国在名义上有了自己的随从副官,可是,由于他一向独来独往的性格依旧不改,有时行踪根本不让部属知道。所以,经常发生随从被他蓄意摆脱的情形,而随从又要肩负保护他的重责大任,因而总是让随从忙得团团转,追着他跑。但是,假如他刻意要隐瞒自己的行踪,能不能追上他,就要看随从的本事了。


保护儿子蒋介石亲自督办



  1970年4月,蒋经国奉老先生之命,赴美国访问,当时他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让国民党当局意外的,是蒋经国的访美之行,却发生了郑自才、黄文雄以手枪谋刺他的事件。虽然蒋经国只是虚惊一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可是,在台湾的老先生已经为此惶惶不可终日,连忙命令为蒋经国成立“七海”警卫组。
  “七海”警卫组在组织编制上,属于联合勤务指挥部,从“总统府”侍卫队里面,以及宪兵、警官队里面精选了一支侍卫部队,专门维护蒋经国的安危。在蒋经国还没从美国回到台湾,这个警卫组已经编配完成,并且立刻被派遣到大直的七海官邸布建,在蒋经国住处,布置了重重严密的安全网。
  记得“七海”警卫组成立的时候,为了要找警卫组的组长,让有关方面煞费苦心。最初,大家听说是要选一位组长负责蒋经国的安全,都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所以征询了老半天,居然没人愿意去。上面正在发愁找不到人,这时,有一位中校军官叫吕宝福,他说既然没有人要去,那么我去好了。
  上面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和经历,觉得他确实还蛮合适的,就同意派他为第一任的“七海”警卫组组长。
  其实,吕宝福中校也的确是相当适任的人选,他在担任组长以后,受到上级的赏识,到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乃至“总统”以后,“七海”警卫组的地位,自然取代了“总统府”侍卫室的地位。在层级上,当然也相对提高。最早,“七海”警卫组组长职缺是上校缺,吕宝福去了不久就升官,而且,他退休的时候还升上了少将,因而羡煞当时没有去争取组长位子的人。
  等蒋经国从美国回来后,吕组长就开始负责他的安全任务。因为“联指部”的编制配属在“安全局”的下面,在经费上绝对不成问题,“七海”警卫组共有60名定额的安全人员,经过蒋经国核准同意后,还在“七海”成立了一支专门负责蒋经国日常交通勤务的车队,无论是安全警卫或是车队单位,都是24小时待命。最早,“七海”不过只有4名侍卫负责门禁和安全警戒,警卫组一成立,俨然成了另一个小型的侍卫室。
  一向主张不得招摇的蒋经国,在“七海”成立警卫组以后,也对警卫组的成员做了各种教育,而且逐渐成为蒋经国人马的一项传统作风。
  在蒋经国的调教下,“七海”警卫组的人员在形式和实质上,做了相当程度的改革,以期和老先生的士林官邸侍卫室有所分野。
  比如说,在衣着方面,老先生的侍从人员一向是穿中山装,侍从人员的衣着和老先生的衣着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自从成立“七海”警卫组以来,“七海”警卫组的侍卫人员也好,车队人员也罢,在穿着上一律是跟着蒋经国的衣着而定,他穿西装,大家就穿西装,他穿青年装,大家也穿青年装,他冬天老是一袭夹克,那么我们也都是穿夹克。
  但是,这么一来,也因此间接闹了一些笑话。
  有一回,蒋经国搭飞机去南部视察基层,下机的时候,照例侍卫人员为维护安全,会先在机场停机坪安全布岗,在专机四周围成一个圈子,以免有任何突发状况。可是,就是因为他并不习惯侍卫人员的保护,加上侍卫人员为了安全因素,经常要更换若干人选,所以,难免在侍卫人员当中,有一大半是蒋经国所不认识的人。
  那一次,蒋经国从飞机下来,他见到有一位满福态的人,从密密麻麻的人潮中朝他的方向走来,他也不知道那人的身分,只见那人衣着光鲜,很像是来接机的地方人士,蒋经国一个箭步上前,满脸笑容握住那个青年的手,没想到那个年轻人本能地缩回已经被蒋经国握住的手,连退了几步,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蒋经国的随从知道是老板误把侍卫人员当作是来迎接他的地方人士,连忙向蒋经国说,他是我们的侍卫,这时,蒋经国立刻收敛了笑容。因为真的地方人士这时也混在人潮中,蒋经国按捺住脾气没多说什么,大家也就把这件事淡忘掉了。谁知道,当天回台北以后,蒋经国找来负责主管,劈头就问:“是谁叫你们站得那么近啊?你们以后隔我远一点,不要再有今天的情况发生!”
  蒋经国对握错手的事显得相当震怒。毕竟,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发生握错手的尴尬事,堂堂台湾“最高行政首长”之尊,竟然连地方士绅的手都会握错,简直严重损及“领袖”尊严,自然是一肚子恼火。
  这次握错手的事件以后,每次他出巡,侍卫人员再也不敢过于靠近他的身旁,警卫组从此只要是派勤务,一定是派一些蒋经国认识的熟面孔侍卫人员,陪他一块儿出巡,以免再因老板不认识,而发生握错手的尴尬事。就是因为每次出动,他们老是找一些固定的人出去,所以难免引起不能跟着蒋经国出巡的人一些抱怨,认为出动的人老是那几个,有什么好处总是轮不到自己,不公平云云。这些事,自然多多少少影响了侍卫人员的士气。
  其实,侍卫的职责在保护他的安全,如果禁忌愈多,自然工作上的困难度也愈高,然则蒋经国是不会管这些事的。侍卫人员开始有人抱怨工作,也有人对老板的作风心生不满。
  试想,一个“领袖”人物,他每天要应付多少人?他当然要以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否则,他何以立威?
  侍卫们慢慢了解蒋经国的个性,他和老先生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老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军人,个性直率显明,而蒋经国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在外人面前是一副面孔,在面对我们或是侍卫时,又是另一副面孔。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人前笑脸可掬,称兄道弟,而只要一分手,马上会翻脸不认人的两面人。
  在他的身边,让侍卫们理解到什么是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但是,即使侍卫人员在背后有
  这样的批评,毕竟蒋经国不是神,我觉得他还是有他至情和人性化的一面,这是不容否认的。


“回锅”副官



  我在蒋经国家服勤,最早是在1950年长安东路时期,会“回锅”成为他的贴身副官,则完全又是一种机缘巧合。
  那是1976年阴历新年的事,在老先生过世以后,我一直在慈湖守护陵寝。新年的某日,我在值班,到慈湖守灵的蒋经国不知怎的,突然无缘无故地生了一场怪病,发冷发热,有点像老人家说的“打摆子”,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连声喊冷,我们大家都不知所措,侍从医官只好先替他做抽血化验,看看他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病毒之类的,然后帮他加床棉被保持体温。可是,他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是不停发抖。我看这样不是办法,只好用身体扑在他的身上,压住不停在发抖的他,一方面为了防止他把棉被抖落,另外也希望用我自己的体温,保持他的体温,这样照顾了他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看他病情还是没有显著转好的迹象,知道非送医院不可,就由侍从医官联络荣民总医院,准备当天立刻给他办理住院手续。
  如此,我就赶早为他准备一些衣服,可以在去“荣总”的路上穿,以免再度着凉。我在慈湖陵寝找到一件当年老先生常穿的丝棉袍,给他套上,然后外面再罩一件老先生生前穿的马褂。那件丝袍看起来长了一点,大小倒很合身,就这样,我们用这样厚的衣服,将蒋经国裹得紧紧的,坐上座车,一路直奔台北“荣总”。
  我记得那天是阳光普照,气温也还适中,我一路跟去“荣总”,路上我已经觉得蒋经国的气色似乎慢慢在恢复,果然到了“荣总”一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而且,一路上,蒋经国一直在冒汗,大概是路上的阳光加上身上还穿着厚衣服,所以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体力也逐渐复原,“荣总”为他预备的病房根本没派上用场。因为他本身也坚持要马上去处理公务,于是,在检查结束以后,护理人员便为他换了衣服,随后就赶回“七海”官邸去了。我们也在任务完成后,再回到慈湖守护陵寝。
  后来,据医生的推测,蒋经国那次所以会有发高烧的情况,应该和他的糖尿病有关。
  当我将他送达“荣总”后准备离去,他还很诚恳地对我说:“谢谢你!”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在他就职前夕,他的二公子蒋孝武建议他父亲,应该和老先生一样,在身边有几个贴身副官伺候他的起居生活,蒋孝武想了半天,没有什么现成的适当人选,他于是想到我们在慈湖的这几个人:“为什么不叫慈湖两位阿爷的副官来照顾父亲?”
  蒋经国对这个建议始终不置可否,蒋孝武知道他父亲的个性,如果不置可否的话,就是表示他已经默认同意了,因而,就在蒋经国就职的第二天,给我们下达了调职命令,并且当天就到“七海”报到。
  我们带着简单的行囊到“七海”报到后,我和王文浩副官采取隔天轮班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人轮一天,每次值班的时间是24小时。因为我们到了“七海”,原来“七海”的老管家汪妈,没有房间住,只好搬到阳明山蒋孝武住的地方去,顺便也替蒋孝武料理些家务。
  可是,在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手的时候,有一天,蒋经国忽然通知侍卫长,要我们再回慈湖守护陵寝,我们也被弄得满头雾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错,可是,上命难违,只有乖乖收拾行囊准备走人。
  不久,蒋经国特别找了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原因:“总统特地要我来告诉你们,绝对不是你们做不好,或是犯了什么错,而是他看到你们就会联想起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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