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经国选择“七海”作为他的官邸，到整个建筑完成，有几位功臣是蒋经国相当赏识的，像经手的钟湖滨、夏龙和当时的“行政院”办公室主任叶昌桐，这些人都为经国先生的乔迁尽心尽力，后来，他们都是军、政界相当有成就的人物。
蒋经国迷路
早年的蒋经国是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的，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资历，蒋经国打心眼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跑，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所以，打从长安东路时代，我就意识到，蒋经国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父亲，在作风上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一次虚惊一场的迷路事件，却让这位“太子”被迫慢慢改变了不带随从的习惯。
那是1968年间的事情。当时，蒋经国是“国防部部长”，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说要去台北七星山上面的一个空军雷达站视察。于是，他就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司机邰学海，由他开着部长座车，直接上阳明山后面的七星山。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车子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只有走路上去才能到那个雷达站，蒋经国就吩咐司机邰师傅，要他在山下等候，他只要上山到那个部队视察一下防务就马上下来。
说完，蒋经国已经消失在羊肠小径之中，这位老驾驶在车上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天都黑了，雾气包围了整个七星山区，看看手表，竟然都已经快晚上8点钟了，却还没见到“教育长”（蒋经国命令所有的下属称他为“教育长”）下山。邰学海心想这下麻烦了，天已经暗了下来，连他都看不清山上的路了，何况是蒋经国，如果他再在这里傻傻地等，八成是凶多吉少。于是他毫不迟疑，拿起车上的无线电，呼叫“国防部”的电台，向“国防部”报告蒋经国可能已经迷路的消息。“国防部”向山上雷达部队查证，证实蒋“太子”迷路了。这还了得，立刻向官邸老先生报告。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相当吃惊，他立刻命令“国防部”连夜组成一支搜索队，这支搜索队是由介寿馆的宪兵警卫营所编组，带队官是介寿馆警卫组长唐茂昊，集合队伍之后，便立即上山进行搜索，在照明灯具的照耀下，沿着山路一路找寻。
那时，老先生还没有把主要的权力全部交给蒋经国，但是，他事实上一路在做给儿子蒋经国接班的准备。所以，蒋经国的切身安危远比一切事情来得重要，听到儿子迷途失踪，岂有不紧张的道理。那个晚上士林官邸灯火通明，老先生彻夜等在电话机旁，等候蒋经国下落的进一步消息。他一面等，一面抱怨儿子为什么平日老是不喜欢有人随从，如果今天有人跟着他上山，至少不会在山中起雾的情形下，找不到下山的路来了，老先生在官邸来回踱步干着急。
宪兵找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小路上，找到正坐在小路旁休息的蒋经国。当宪兵找到他时，蒋经国可说是一脸倦容，在宪兵们的扶持下，蒋经国走下山来。在这同时，老先生也从无线电中，知道了儿子已经被宪兵寻获的消息，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老先生隔天就找蒋经国到面前，他坚持从今以后，蒋经国出门去任何地方都要有随从跟着，不准再发生像那晚发动大批宪兵搜山的事情。这时，蒋经国才开始接受随从人员做他的跟班。
迷路事件过后，老先生直接叫侍卫长郝柏村，在警卫官里挑选几个优秀军官，作为蒋经国的随从侍卫，强迫蒋经国接受。但是，后来蒋经国觉得以军官作为侍卫，似乎阶级太高了些，所以，他没有接受为他挑选的两位尉官，而要郝柏村为他找两个士官就可以了，后来就在警卫队找了两个士官，一个叫陈烈，另一个叫王乃之。
除了两个士官每天轮班跟随他以外，蒋经国住的七海新村也加派了几个卫士日夜轮班维护安全。
尽管蒋经国在名义上有了自己的随从副官，可是，由于他一向独来独往的性格依旧不改，有时行踪根本不让部属知道。所以，经常发生随从被他蓄意摆脱的情形，而随从又要肩负保护他的重责大任，因而总是让随从忙得团团转，追着他跑。但是，假如他刻意要隐瞒自己的行踪，能不能追上他，就要看随从的本事了。
保护儿子蒋介石亲自督办
1970年4月，蒋经国奉老先生之命，赴美国访问，当时他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让国民党当局意外的，是蒋经国的访美之行，却发生了郑自才、黄文雄以手枪谋刺他的事件。虽然蒋经国只是虚惊一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可是，在台湾的老先生已经为此惶惶不可终日，连忙命令为蒋经国成立“七海”警卫组。
“七海”警卫组在组织编制上，属于联合勤务指挥部，从“总统府”侍卫队里面，以及宪兵、警官队里面精选了一支侍卫部队，专门维护蒋经国的安危。在蒋经国还没从美国回到台湾，这个警卫组已经编配完成，并且立刻被派遣到大直的七海官邸布建，在蒋经国住处，布置了重重严密的安全网。
记得“七海”警卫组成立的时候，为了要找警卫组的组长，让有关方面煞费苦心。最初，大家听说是要选一位组长负责蒋经国的安全，都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所以征询了老半天，居然没人愿意去。上面正在发愁找不到人，这时，有一位中校军官叫吕宝福，他说既然没有人要去，那么我去好了。
上面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和经历，觉得他确实还蛮合适的，就同意派他为第一任的“七海”警卫组组长。
其实，吕宝福中校也的确是相当适任的人选，他在担任组长以后，受到上级的赏识，到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乃至“总统”以后，“七海”警卫组的地位，自然取代了“总统府”侍卫室的地位。在层级上，当然也相对提高。最早，“七海”警卫组组长职缺是上校缺，吕宝福去了不久就升官，而且，他退休的时候还升上了少将，因而羡煞当时没有去争取组长位子的人。
等蒋经国从美国回来后，吕组长就开始负责他的安全任务。因为“联指部”的编制配属在“安全局”的下面，在经费上绝对不成问题，“七海”警卫组共有60名定额的安全人员，经过蒋经国核准同意后，还在“七海”成立了一支专门负责蒋经国日常交通勤务的车队，无论是安全警卫或是车队单位，都是24小时待命。最早，“七海”不过只有4名侍卫负责门禁和安全警戒，警卫组一成立，俨然成了另一个小型的侍卫室。
一向主张不得招摇的蒋经国，在“七海”成立警卫组以后，也对警卫组的成员做了各种教育，而且逐渐成为蒋经国人马的一项传统作风。
在蒋经国的调教下，“七海”警卫组的人员在形式和实质上，做了相当程度的改革，以期和老先生的士林官邸侍卫室有所分野。
比如说，在衣着方面，老先生的侍从人员一向是穿中山装，侍从人员的衣着和老先生的衣着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自从成立“七海”警卫组以来，“七海”警卫组的侍卫人员也好，车队人员也罢，在穿着上一律是跟着蒋经国的衣着而定，他穿西装，大家就穿西装，他穿青年装，大家也穿青年装，他冬天老是一袭夹克，那么我们也都是穿夹克。
但是，这么一来，也因此间接闹了一些笑话。
有一回，蒋经国搭飞机去南部视察基层，下机的时候，照例侍卫人员为维护安全，会先在机场停机坪安全布岗，在专机四周围成一个圈子，以免有任何突发状况。可是，就是因为他并不习惯侍卫人员的保护，加上侍卫人员为了安全因素，经常要更换若干人选，所以，难免在侍卫人员当中，有一大半是蒋经国所不认识的人。
那一次，蒋经国从飞机下来，他见到有一位满福态的人，从密密麻麻的人潮中朝他的方向走来，他也不知道那人的身分，只见那人衣着光鲜，很像是来接机的地方人士，蒋经国一个箭步上前，满脸笑容握住那个青年的手，没想到那个年轻人本能地缩回已经被蒋经国握住的手，连退了几步，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蒋经国的随从知道是老板误把侍卫人员当作是来迎接他的地方人士，连忙向蒋经国说，他是我们的侍卫，这时，蒋经国立刻收敛了笑容。因为真的地方人士这时也混在人潮中，蒋经国按捺住脾气没多说什么，大家也就把这件事淡忘掉了。谁知道，当天回台北以后，蒋经国找来负责主管，劈头就问：“是谁叫你们站得那么近啊？你们以后隔我远一点，不要再有今天的情况发生！”
蒋经国对握错手的事显得相当震怒。毕竟，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发生握错手的尴尬事，堂堂台湾“最高行政首长”之尊，竟然连地方士绅的手都会握错，简直严重损及“领袖”尊严，自然是一肚子恼火。
这次握错手的事件以后，每次他出巡，侍卫人员再也不敢过于靠近他的身旁，警卫组从此只要是派勤务，一定是派一些蒋经国认识的熟面孔侍卫人员，陪他一块儿出巡，以免再因老板不认识，而发生握错手的尴尬事。就是因为每次出动，他们老是找一些固定的人出去，所以难免引起不能跟着蒋经国出巡的人一些抱怨，认为出动的人老是那几个，有什么好处总是轮不到自己，不公平云云。这些事，自然多多少少影响了侍卫人员的士气。
其实，侍卫的职责在保护他的安全，如果禁忌愈多，自然工作上的困难度也愈高，然则蒋经国是不会管这些事的。侍卫人员开始有人抱怨工作，也有人对老板的作风心生不满。
试想，一个“领袖”人物，他每天要应付多少人？他当然要以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否则，他何以立威？
侍卫们慢慢了解蒋经国的个性，他和老先生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老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军人，个性直率显明，而蒋经国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在外人面前是一副面孔，在面对我们或是侍卫时，又是另一副面孔。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人前笑脸可掬，称兄道弟，而只要一分手，马上会翻脸不认人的两面人。
在他的身边，让侍卫们理解到什么是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但是，即使侍卫人员在背后有
这样的批评，毕竟蒋经国不是神，我觉得他还是有他至情和人性化的一面，这是不容否认的。
“回锅”副官
我在蒋经国家服勤，最早是在1950年长安东路时期，会“回锅”成为他的贴身副官，则完全又是一种机缘巧合。
那是1976年阴历新年的事，在老先生过世以后，我一直在慈湖守护陵寝。新年的某日，我在值班，到慈湖守灵的蒋经国不知怎的，突然无缘无故地生了一场怪病，发冷发热，有点像老人家说的“打摆子”，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连声喊冷，我们大家都不知所措，侍从医官只好先替他做抽血化验，看看他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病毒之类的，然后帮他加床棉被保持体温。可是，他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是不停发抖。我看这样不是办法，只好用身体扑在他的身上，压住不停在发抖的他，一方面为了防止他把棉被抖落，另外也希望用我自己的体温，保持他的体温，这样照顾了他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看他病情还是没有显著转好的迹象，知道非送医院不可，就由侍从医官联络荣民总医院，准备当天立刻给他办理住院手续。
如此，我就赶早为他准备一些衣服，可以在去“荣总”的路上穿，以免再度着凉。我在慈湖陵寝找到一件当年老先生常穿的丝棉袍，给他套上，然后外面再罩一件老先生生前穿的马褂。那件丝袍看起来长了一点，大小倒很合身，就这样，我们用这样厚的衣服，将蒋经国裹得紧紧的，坐上座车，一路直奔台北“荣总”。
我记得那天是阳光普照，气温也还适中，我一路跟去“荣总”，路上我已经觉得蒋经国的气色似乎慢慢在恢复，果然到了“荣总”一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而且，一路上，蒋经国一直在冒汗，大概是路上的阳光加上身上还穿着厚衣服，所以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体力也逐渐复原，“荣总”为他预备的病房根本没派上用场。因为他本身也坚持要马上去处理公务，于是，在检查结束以后，护理人员便为他换了衣服，随后就赶回“七海”官邸去了。我们也在任务完成后，再回到慈湖守护陵寝。
后来，据医生的推测，蒋经国那次所以会有发高烧的情况，应该和他的糖尿病有关。
当我将他送达“荣总”后准备离去，他还很诚恳地对我说：“谢谢你！”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在他就职前夕，他的二公子蒋孝武建议他父亲，应该和老先生一样，在身边有几个贴身副官伺候他的起居生活，蒋孝武想了半天，没有什么现成的适当人选，他于是想到我们在慈湖的这几个人：“为什么不叫慈湖两位阿爷的副官来照顾父亲？”
蒋经国对这个建议始终不置可否，蒋孝武知道他父亲的个性，如果不置可否的话，就是表示他已经默认同意了，因而，就在蒋经国就职的第二天，给我们下达了调职命令，并且当天就到“七海”报到。
我们带着简单的行囊到“七海”报到后，我和王文浩副官采取隔天轮班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人轮一天，每次值班的时间是24小时。因为我们到了“七海”，原来“七海”的老管家汪妈，没有房间住，只好搬到阳明山蒋孝武住的地方去，顺便也替蒋孝武料理些家务。
可是，在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手的时候，有一天，蒋经国忽然通知侍卫长，要我们再回慈湖守护陵寝，我们也被弄得满头雾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错，可是，上命难违，只有乖乖收拾行囊准备走人。
不久，蒋经国特别找了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原因：“总统特地要我来告诉你们，绝对不是你们做不好，或是犯了什么错，而是他看到你们就会联想起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