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答道，“Chut，ilnefautpasledire。”他说话时的语调如何已不复能闻，因此，也永远没法知道他的原意究竟是“你错了，你不能这么说。”还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们不能承认这一点。”
就在8月30日这个星期天，即坦南贝格之战的这一天，也就是法国政府接到警告，要它撤离巴黎的这一天，英国接到一则后来称之为《亚眠通讯》的消息，大为震惊。这篇通讯出现在《泰晤士报》星期版特刊的第一版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渲染逾实的标题：《历史上空前的激烈战斗》，这可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一版，通常是刊登刻意安排的与新闻报道争夺读者注意力的分栏广告的。大标题下面的副标题是：《英军损失惨重——蒙斯和康布雷之战——以寡敌众——亟需增援》。最后这句是关键所在。虽然这篇通讯引起了官场风波，挑起了议会的激烈争论，还挨了首相的一顿批评，指责它是报界保持的“出于爱国心的沉默”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外”。然而，发表这样一篇通讯，实际上是有其官方目的的。这篇稿子，新闻检查官F·E·史密斯（后被授予伯肯黑德勋爵）一看就认为它能起到宣传征兵的作用，便立即通过，并敦促《泰晤士报》予以发表。该报作为一项爱国任务发表了这篇通讯，并且加了按语，述及“我们当前任务的极端严重性”。通讯是由记者阿瑟·穆尔执笔的，他到达前线的时刻，正逢部队从勒卡托撤退，英军总司令部陷于一片混乱绝望之中。
他描述了“可称为蒙斯之战”的几次交锋之后的“一支撤退中的败军”；描述了法军在翼侧撤退，德军“紧跟不舍，穷追猛赶”，而且是“势不可当”；英军各团“损失惨重”，但是“并无军纪松弛，惊慌失措，或气馁怯战的迹象”。尽管历尽千辛万苦，士兵们依然“坚定乐观”；然而迫于形势，不得不“后退又后退”。他述及了“极其巨大的损失”，各团已溃不成军，某些师“的军官几全部损折”。他显然受到英军总司令部情绪的影响，颇加渲染地描绘了德军的右翼。他写道，“据估计，他们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我军，势如潮涌，无法阻遏。”他在文章结束时写道，英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德军的首次大举进攻业已得手”，因而“已不能排除巴黎受围的可能”。
他在概括增援的必要性时，谈到英国远征军“首当其冲，顶住德军攻势”，为虚构的一套荒诞说法打下了基础。在他笔下，法军只是在周围起个配角作用而已。事实上，德军拥有三十多个兵团之众，而在第一个月里，英国远征军与之交锋的，从未超过十分之一。然而，“首当其冲，顶住德军攻势”的说法，在以后迭次出现的英国人关于蒙斯之战以及这次“光荣撤退”的报道中，则是一脉相承。它成功地在英国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根，使他们相信，英国远征军在它英勇奋战、喋血沙场的第一个月里，拯救了法国，拯救了欧洲，拯救了西方文明，或者象一名英国作家面无赧色地吹嘘的那样：“蒙斯，这个名词可以概括为全世界的解放。”
在交战国中，英国的参战，既没有举国努力的事先规划，又没有做到人人口袋里都有一份动员令。除了正规军外，一切都是临时凑合的。而且在头几个星期中，在《亚眠通讯》发表之前，举国上下几乎都沉浸在一片安度假日的气氛之中。在那以前，德军进犯的真相，用阿斯奎斯先生微妙的措词来说，给一片“出于爱国心的沉默”掩盖了。对于英国公众——对于法国人也是如此——战斗一直被描绘成德军的不断败北。然而，无法解释的是，敌人在败退中却从比利时向法国推进，而且，从地图上看，一天一天地在前进。在整个英国，在8月30日这个星期天，人们在早餐桌上读到《泰晤士报》时，全都不胜惊讶，为之目瞪口呆。布里特林先生认为，“这就象大卫扔石子——没有打中！”
敌人正在节节胜利的消息来得如此突兀，人们在惊骇之余，在寻求希望之中，抓住了最近几天偶然出现的一个传说，而且绘影绘声，使它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幻觉。8月27日，利物浦至伦敦一线的火车晚点十七小时，从而引起了谣传，说什么这次晚点是由于输送俄国军队所致。据说这些军队在苏格兰上岸，路过这里前往增援西线。这些俄国人被说成是从阿尔汉格尔出发，横渡北极海到挪威，然后乘普通轮船来到阿伯丁的，现在正用军用火车把他们从那儿送往海峡港口。此后，谁乘坐的火车中途受阻晚点，谁就会自作聪明地把它说成是“俄国人”造成的。自从《亚眠通讯》大谈德军人数众多，“势如潮涌”，并大声疾呼：“士兵，士兵，更多的士兵”以来，人们陷于一片悲观绝望之中，不知不觉地都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拥有的无穷无尽的人力上去了。谣言越传越开，而且有声有色，言之凿凿，见之于苏格兰的俄军幽灵逐渐形成了一支血肉之躯的部队。
他们在月台上跺着脚，抖掉靴子上的积雪——时在8月啊！一个爱丁堡的铁路清洁工因清扫过这些残雪而出了名。有人从开过的军用列车里瞥见过“异国的军服”。有的说他们将取道哈里奇去救援安特卫普，有的说他们将经由多佛尔海峡去救援巴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有人深更半夜在伦敦看到一万名俄国人在沿着泰晤士河的堤岸前往维多利亚车站。赫耳果兰这场海战也被聪明人说成是牵制敌人，给运往比利时去的俄国人打掩护的。连最可信的人士也看到了这些俄国人——或者听说有朋友看到过他们。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就知道一位同事曾被召去给他们当翻译。一位苏格兰军官在爱丁堡就曾看到他们“身穿色彩鲜艳的长大衣，头戴大皮帽”，手里拿的是弓箭而不是步枪。他们自备的马匹，“跟苏格兰的矮种马一个样，就是骨骼稍大些”——这种描绘，活象一百年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早期的金属版印刷品中所出现的那种哥萨克骑兵的模样。居住在阿伯丁的斯图尔特·科茨爵士给他在美国的一位姻兄写信说，有十二万五千名哥萨克在行军途中曾穿过他在珀思郡的庄园。一位英国军官对他的朋友言之凿凿地说，有七万名俄国人已“极端秘密地”取道英格兰前往西线。关于人数，起初说有五十万之众，后来说是二十五万，再后来又说是十二万五千，经逐次递减，最后确定在七万与八万之间——正好与已开拔的英国远征军的人数相等。这种传说完全是口头辗转相告的；由于新闻发布要经过官方检查，报纸上并无只字提及，然而在美国就不是这样了。那些回国的美国人，大多是在利物浦上船的，那里正沉浸于一片俄国热之中，他们的报道，把这种狂热的现象，给子孙后代保留了下来。
其他一些中立国家也捡起了这些传说。阿姆斯特丹的通讯报道说，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正在开往巴黎，加强防御。在巴黎，人们簇拥在火车站附近，盼望看到哥萨克的到来。这些俄国人的幽灵来到欧洲大陆后，成了一种军事因素；因为德国人也风闻了这种谣传。他们担心七万名俄国人可能在他们背后出现；这种担心，以后在马恩战役中，就象他们把七万名士兵调往东线而未能临阵一样，构成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军事因素。直到9月15日马恩战役之后，官方才在英国报上辟谣。
就在《亚眠通讯》把公众吓得丧魂落魄的这个星期天，约翰·弗伦奇爵士撰写的一份报告，使基钦纳勋爵更为震惊。当时的英军总司令部设在巴黎以北四十英里的贡比涅，英军在前一天就摆脱了追击，在法军与敌人周旋的时刻得以安然休息。那天给远征军下达的作战命令也是由约翰·弗伦奇爵士签署的，命令说，敌军压力“已因法军在我右翼大举进攻而获解除，法军的进攻在吉兹附近已告大捷，德国警卫兵团和第十兵团已被击退至瓦兹河一线”。这份直截了当地承认事实的命令，跟约翰爵士给基钦纳的那份报告的内容，互相矛盾，大有出入。我们只能设想，他是未加审阅就签署命令的。
他在报告中告诉基钦纳说，霞飞要求他坚守贡比涅以北地区，与敌人保持接触；但是他声称自己“绝对不能留在前线”，打算撤退到“塞纳河后面”，保持“与敌军相当距离”。这次撤退约需八天行军，“但不致使部队疲劳”，撤退时将取道巴黎以西地区，以便接近自己的基地。“我不喜欢霞飞将军的计划，”约翰爵士继续写道，“我宁愿采取一种凌厉的攻势。”——他所宁愿采取的，恰恰是前不久他在圣康坦所拒绝执行的，那时他不准黑格与朗勒扎克配合作战。
接着，笔锋一转，约翰爵士在下一句话中立即推翻了自己的说法。他明确表示，经过十天战斗，他认为法国人已一蹶不振，他准备弃之不管，径自回国。他对法国人的信心，对他们是否有能力“将这场战役进行到圆满结束的信心，正在迅速消逝”，他接着又写道，“我把英军后撤到那么远，其真实原因即在于此。”尽管他们“竭力要求我军即便是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亦须固守前线”，但他根据基钦纳指令的“文字和精神”已“断然拒绝”，并且坚决要求保留必要时“退守我军基地”的独立行动。
这份报告于8月31日到达，基钦纳阅后不胜震惊，为之愕然。约翰·弗伦奇爵士拟撤离协约国的战线，使英国人与法国人分离的这种意图，看来就是要在紧急关头抛弃法国人，基钦纳认为，这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看来都是“灾难性的”。这样做会破坏协约国的精神，成为一个政策问题。于是，基钦纳要求首相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开会之前，他给约翰爵士发了一封措词委婉的电报，对他退至塞纳河后面的决定表示“感到意外”，并且巧妙地以提问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惊恐不安：“这样做，对于你和法军的关系，对于整个军事形势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军主动退却，会不会在法军战线上造成缺口？会不会挫伤他们的士气，从而使德军有机可乘？”最后，他提示说，经过柏林开出的三十二列军用火车，表明德国人正在从西线撤走军队。
基钦纳向内阁宣读了约翰爵士的信件，并作了说明。他说，向塞纳河后面撤退可能意味着战争的失败。顿时，整个内阁，就象阿斯奎斯先生惯有的含糊其辞的说法那样，“为之惶惶不安”。基钦纳受命通知约翰爵士，政府对他的打算退却感到不安，政府希望“你将尽力配合霞飞将军的作战计划”。他还补充说，政府考虑到法国人的自尊心，“对你的军队和你本人抱有一切应有的信心”。
当初，德军统帅部得知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企图退至维斯瓦河后面以后，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而今约翰·弗伦奇爵士所拟放弃的不是一个省而是一个盟国，他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处理。追溯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和军方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争吵留下了创伤，对由谁接替总司令的问题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政府方面可能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撤换总司令，会在公众中引起过分巨大的震动。不管怎样，慑于约翰爵士那种碰不得的神气，任何人——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与他周旋时总跟往常一样非常注意策略，而实际上对他已几乎不复有丝毫的信任。“霞飞跟他从来不是心连心的，”一年以后英国陆军军需兵司令威廉·罗伯逊爵士在给英王秘书的信中写道，“他从来没有真心诚意、老老实实地跟法国人协力合作过。他们认为他绝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因此对他并不信任。”这种情况对协约国的共同作战是不利的。至于基钦纳本人，自布尔战争以来，与约翰爵士的关系也从不是诚挚的，8月31日以后，也不再信任他了。可是，直到1915年12月，在约翰爵士本人图谋反对基钦纳，而其方式又正如伯肯黑德勋爵后来所说“不正派，爱挑剔，更谈不上忠诚两字”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才终于下决心把他黜免的。
就在基钦纳在伦敦焦急等待约翰爵士的回音时，霞飞在巴黎正致力于动员政府给予支持，设法叫英军留在前线。霞飞此时已知道朗勒扎克至少有半仗——在吉兹的半仗——是打胜了。据报告，德国警卫兵团和第十兵团已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比洛的军队也不追击。再加上德军撤向东线的消息，使他感到大为鼓舞。他对普恩加来说，或许政府可以不必迁移了；他现在感到，在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重振旗鼓、奋起作战的情况下，可望阻遏德军前进。他写信给英军司令说，他已令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非在重大压力之下不得放弃阵地。但是，如果两军之间出现缺口，那就无法指望它们继续扼守，因此，他“恳切”要求陆军元帅弗伦奇不要撤退，“至少留下若干后卫部队，以免敌人清楚地看出是在撤退以及在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之间有着缺口”。
为了争取一个有利的答复，霞飞要求普恩加来以法国总统的身份施加影响。普恩加来给英国大使打了电话，大使又给英军总司令部打了电话，但是，所有这些电话联系以及联络官员的登门求见，都无结果。事后，约翰爵士把他当时的回答简括为一句话：“我拒绝了。”于是，霞飞那个一瞬间的，纵然是虚幻的希望，一下子全告破灭。
约翰爵士给本国政府的回音，是基钦纳所迫切等待的。那天深夜，复电一到，他便立即叫译电员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电报说，他的主动退却，“无疑地”会使法军战线出现一个缺口，但是，“法国人目前的战略，实际上是在我左右两侧撤退，而且通常并不通知我方，同时又放弃采取进攻战的一切想法，……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一切后果自应由他们自己负责。……我不了解为什么要我为了再次救援他们而不顾明摆着的灾难去冒险呢”。这种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的报告，正是在霞飞把与此相反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之后作出的，这就无怪乎在他的《1914年》一书问世后，他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