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尸体中间，零落可见弃掷下来的第十七号计划片纸只字，以及印有“……法军今后应以进攻为唯一法则……只有进攻才能产生积极结果……”字样的耀眼的法军野战条例残篇。
边境已被突破，各部队不是在退却就是在作死守的困兽之斗，对这场灾难应负最终责任的霞飞，在法国的所有希望彻底破灭的这个时刻，竟不可思议地依然泰然自若，毫不内疚。他立即把过失推卸到计划执行人身上，为计划制订者开脱责任。这样，他就可以保持对自己、对法国的信心白玉无瑕。这样，也就为他提供了置身今后灾难深重的日子里所必不可少的和唯一的条件。
24日上午，在象他所说“事实证据俱在，回避不了”的这个时候，他向梅西米作了汇报。他说，部队“已被迫不得不采取守势”，必须靠其筑垒的防线支持下去，一方面消耗敌军，一方面等候有利时机，重新展开攻势。他立即着手部署退守的防线，并着手变更部队部署，编成密集队形，在他所希望建立的索姆河防线上恢复攻势。帕莱奥洛格最近自圣彼得堡的来电使他深受鼓舞，德军为了对付俄国的威胁随时都会被迫从西线撤军东去，对此，他抱了很大希望。他在自身遭到灾难之后，便引领等待俄国这部压路机的响声。可是传来的只是一份女巫占卜未来似的电报，说对东普鲁士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同时答应“进一步采取进攻性行动”。
查明战败原因是霞飞仅次于重组战线的当务之急。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原因在于“指挥官的严重缺点”。有些指挥官确实为肩负的可怕责任压垮。炮兵部队的一名将军不得不上去替代沙勒罗瓦北面第三兵团司令的职务，因为那位司令在战斗最关紧要的阶段竟然哪里也找不到他。第五兵团的一名师长在阿登战役中竟然自杀了。人，就象计划一样，在演习中所没有的那种危险、死亡、真枪实弹等情况面前，终究是会犯错误的。可是，霞飞这位不承认计划会有问题的人，是不允许任何人难免犯些错误的。他查问那些表现得软弱无能的将领们的名字，无情地扩大了免职、降职的人员名单。
跟亨利·威尔逊一样，霞飞不承认理论上和战略上的错误，因此他只好说：“尽管我认为已为我军准备了优势兵力”，但由于“缺乏进攻精神”以致进攻失败了。其实，他与其说“缺乏”，倒不如说“太过”。在洛林的莫朗日，在阿登山区的罗西尼奥尔，以及在桑布尔河畔的塔明等地，导致法国败北的不是胆量太小，而是胆量太大。法军总司令部在大溃败后的当天发出的《给各军的通知》中，曾把“缺乏”进攻精神改为“错误理解”进攻精神。通知说，各军对野战条例“理解不透，应用不当”。步兵发动进攻的地点太远，又无大炮支持，因而受到机枪射击，遭到本可以避免的损失。今后，占领阵地之后，“必须立即从事防御的编成，务必挖掘堑壕”。步兵与炮兵之间缺乏配合协作是“主要错误”，纠正这一错误事属“绝对必要”。七五毫米大炮务必以最大射程射击。“最后，我军一定得仿效敌人，使用飞机作为炮兵耳目”。可见不论法军还有其他什么缺点，不愿吸取经验教训则不在所谈缺点之列，至少在战术方面是如此。
法军总司令部就是不那么敏于寻找自身在战略方面的疏忽的，甚至在8月24日第二处揭露了一个惊人的情况，发现敌军现役兵团后面跟随着使用同样番号的后备兵团之后，还是如此。这是在前线使用后备部队的第一个证据，它说明了德军是在如何想方设法使右翼和中路同时都具有同样强大的兵力。但是，霞飞却没有因此怀疑第十七号计划的制订依据可能有问题。他仍然认为计划是好的，其失败是执行不当所致。对于导致法国敞开大门遭受入侵的这场大灾难，议会在战后调查原委要他作证时，曾问及他对战前总参谋部关于德军右翼越强对法国越有利这个理论的看法。
“我仍然是这样看的，”霞飞回答说，“事实说明我们的边境战役计划正是为此制订的，如果这一仗打赢，我们的出路就打通了。……再说，如果第四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打得好，这一仗就胜利了。打得好，那就意味着整个德军先遣部队的歼灭。”
在1914年8月开始撤退那天的阴暗早晨，霞飞责怪的主要对象是第五集团军和它的司令，而不是第四集团军。尽管英军也把怨恨一古脑儿地发泄在朗勒扎克身上，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军发言人终究说，朗勒扎克8月23日命令撤退而不作反攻的决定，避免了“又一次的色当大败”。在朗勒扎克及早地坚持将马斯河西岸的第五集团军转移到沙勒罗瓦的问题上，这位发言人也说，“毫无疑问，计划的这一改变挽救了英国远征军，也可能挽救了法国军队，使它们没有遭到覆灭之灾。”
8月24日，整个战局已经明朗，法军各路都在撤退，敌军则在以长驱直入之势向前推进。然而法军溃败到怎样的境地，公众直到8月25日德国宣布攻下那慕尔、俘虏五千人之后才知道的。这个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使人难以置信。伦敦《泰晤士报》曾说那慕尔可以经得起六个月的围攻；可是如今四天就陷落了。在英国，据惊慌失措而又克制的说法，那慕尔的失陷“普遍认为是个明显的不利……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已大为减少”。
结束的可能究竟减少到什么程度，又究竟多么遥远，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意识到，就可比较的作战期间的参战人数、伤亡人员以及伤亡率而言，这场大战中最大的一个战役已经打过了。也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次战役的后果，能预见到德国最后占领整个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之后，将如何拥有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列日的制造工业、博里纳日的煤、洛林的铁、里尔的工厂，以及河流、铁路和农业之利；将如何助长德国的野心，将如何迫使法国下定决心打到每寸失地都收复、每分钱都得到赔偿，从而堵塞了后来所有谋求妥协性和平或“没有胜利的和平”之路，使战争延长达四年之久。
所有这些都是事后的认识。8月24日，德国人心潮澎湃，无限自信。他们看见前面只不过是些残兵败将；史里芬的才华业已得到证实；德国人看来已稳操胜券。在法国，普恩加来总统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既要后撤也要进袭。过去两星期的梦幻结束了。现在，法国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抵抗能力。”
光有冲动是不够的。
第十五章“哥萨克来啦！”
8月5日，在圣彼得堡，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驱车在路上遇到一团哥萨克骑兵开往前线。团长看到大使车上的法国国旗，便勒马侧身与大使拥抱并恳请大使惠允检阅他的部队。在帕莱奥洛格从汽车上庄重地检阅他的部队时，这位团长在发号施令之间，还慷慨陈词，振臂高呼：“我们要消灭那些卑鄙的普鲁士人！……普鲁士必亡，德国必亡！……把德皇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去！”检阅结束后，团长跃马在队伍后面疾驰而去，挥动着马刀，呐喊着战斗口号，“把德皇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去！”
俄国人同奥地利的争执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俄国人感激法国人信守协约，并很想通过支持法国的计划来表示他们对协约的同样忠诚不贰。沙皇为了克尽厥责，只好言过其实，俨然很有信心和勇气地宣称：“我们原来的目标，就是要歼灭德国军队”；他向法国保证，他认为对奥作战是“次要的”，他且已命令大公“不惜任何代价，尽快打开通往柏林的道路”。
总司令一职，尽管向往此职的苏克霍姆利诺夫曾为自己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但在危机最后几天，终于任命大公担任。俄国政权，虽说已经到了罗曼诺夫王朝末期，可还没有愚蠢到这种地步，在他们两人当中竟会选择倾向德国的苏克霍姆利诺夫来领导对德战争。不过，他仍留任陆军大臣。
大战一爆发，法国人由于不能肯定俄国是否确实愿意和能否履行其诺言，便开始规劝这个盟国赶紧行动。8月5日，帕莱奥洛格大使在谒见沙皇时恳求说，“请求陛下命令麾下军队立即采取攻势，否则法军有遭覆没之虞。”帕莱奥洛格不以谒见沙皇为足，还拜访了大公。大公向大使保证，为了遵守动员第十五天行动的诺言，他拟不待部队全部集结完毕，于8月14日就开始大力进攻。大公的出言吐语，向以不妥协著称，有时甚至唐突得不堪入耳，可是，他却立即拟了一份富有中世纪骑士精神的文稿，致电霞飞：“坚信必胜”，他还将高高并举他自己的旗帜和1912年演习时霞飞赠送给他的那面法兰西共和国国旗，向敌人进军。
可是，向法国许下的诺言跟履行这些诺言的准备工作之间，差距委实非常明显，这也许就是大公流泪的原因。据说，大公被任命为总司令时曾泪流如珠。根据他的一位袍泽所述，他“对这项任务，看来毫无准备，用他自己的话说，接到上谕之后哭了很久，因为不知道如何着手是好”。俄国的一位著名的军事史家认为他是“非常胜任”此职的，大公的哭泣，也许不是为了本人，而是为了俄国，为了整个世界。1914年笼罩着一种气氛，使感受到的人都为人类前途不寒而栗，即使最有胆识、最为果敢的人，也会为之泪下。8月5日，梅西米在内阁会议上的开场演说，充满勇气和自信，但讲到一半，突然中断，掩面而泣，难以为继。温斯顿·丘吉尔在送别亨利·威尔逊，祝上帝保佑英国远征军一路平安和胜利时，曾“控制不住，泣不成声，不能终句”。在圣彼得堡也多少可以感到大致相同的情绪。
大公的袍泽并不是一些最得力的台柱。他1914年的参谋长是雅努什克维奇，是个四十四岁的年轻人，唇上一撮黑髭须，头上一把黑鬈发，而他最引人注意的是颔下没有胡子，因此，陆军大臣说他“仍旧是个娃娃”。他与其说是个军人，不如说是个朝臣。他没有参加过对日战争，但他跟尼古拉二世同在禁卫军的一个团服过役。这就是他迅速提升的原因。他是参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成为该院的院长，担任过陆军部的参谋，战争爆发时任参谋长才三个月。他同德国王储相似，完全是在副参谋长指引之下工作的；严肃、寡言的副参谋长达尼洛夫将军是位工作勤奋、纪律严明的人，是参谋部的智囊。参谋长雅努什克维奇的前任吉林斯基将军是宁愿免去本职、说服苏克霍姆利诺夫任命他为华沙军区司令的。如今他在大公手下，在前方全面负责指挥西北集团军对德作战。在日俄战争中，他任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将军的参谋长，没有什么功绩，也无大错；在幸免那场身败名裂的厄运之后，这位既无个人声望也无军事才干的将军仍旧在军队的上层应付着。
俄国答应法国提前进攻，但未作任何准备，直到最后时刻才不得不临渴掘井。有关“提前动员”计划的命令下达了。为了赢得几天的时间，计划中略去了一定的预备阶段。巴黎的电报源源而来，加上帕莱奥洛格大使转递时的口若悬河，压力频仍。8月6日，俄国总参谋部的命令说，必须准备“尽快对德发动一场有力的进攻以缓和法国面临的局势。当然，这只有具备足够力量时才能进行”。可是，到8月10日，“具备足够力量”的这条但书，则避而不谈。那天的命令写道：“鉴于德国对法国准备突然给一猛击，支持法国自属我们的义务所在。而这一支持，又必须以尽快的方式进攻德国，攻打其留在东普鲁士的部队。”第一、第二集团军已奉命“整装待发”，于动员第十四日（8月13日）出发，不过它们势必在没有后勤部队的情况下开拔，后勤部队要到动员第二十日（8月19日）才能完全集中起来。
组织工作困难很大：正如大公一次向普恩加来所承认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命令发出了，但是谁也不能肯定是否送达了。缺乏电话线，缺乏电报设备，缺乏受过训练的通讯兵，在在都使得通讯无法做到迅速可靠。机动运输工具的缺乏也使俄国人迈不快脚步。1914年，陆军只拥有四百十八辆机动运输车，二百五十九辆客车，两辆救护车（不过，它却有三百二十架飞机）。因此，补给品在离开铁路末站以后就得依靠马匹输送。
补给充其量也得碰运气。对日战争后，据审讯证词透露，陆军暗底里的贪污贿赂，象是密如蛛网的鼹鼠穴道，比比皆是。甚至莫斯科总督赖因博特将军也曾因办理陆军承包工程受贿，被判刑入狱，不过他终究长袖善舞，不仅获得赦免，而且重又得到一个新的职位。大公身为总司令后第一次接见其军粮部门人员时，就对他们说：“先生们，不许盗窃。”
战争的另一个传统伴侣，即伏特加酒，被禁止了。在上次（1904年）动员的日子里，士兵们来的时候个个都是摇摇晃晃的，团队的兵站里乱糟糟地尽是些醉汉和破酒瓶，整顿这种混乱状态，曾多花了一周时间。现在，由于法国人把每延迟一天都说成事关生死存亡，因此，俄国颁布了这道作为动员期间临时措施的禁令。这除了表现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特有的轻率作风以外，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确切说明俄国人是在真心诚意地满足法国人要他们赶速行动的恳求了。俄国政府又于8月22日下令将禁令延长到整个战争期间。出售伏特加是政府的一项专卖事业，这道禁令就此一刀砍掉了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一位惶惑不解的杜马议员议论说：众所周知，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无不想方设法课征各种捐税以增加收入，“而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竟放弃岁入的主要来源，则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
一个迷人的夏夜，大公在第十五天的最后时刻晚上11时离开首都，前往设在巴拉诺维济的战地司令部。巴拉诺维济是莫斯科…华沙铁路线的枢纽，地处德国与奥地利战线的中点。他和幕僚以及他们的家属，一群一群地拘谨地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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