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叶落之前凯旋归来”
8月2日，星期天，这天下午，德国的最后通牒在布鲁塞尔递交之前几小时，格雷要求英国内阁授权履行英国海军保卫海峡一边法国海岸的诺言。但是英国政府最为头痛的时刻，莫过于要它作出斩钉截铁的具体决定。整个下午，内阁局促不安，举棋不定，不愿毅然承担义务。
在法国，尽管有些人衷心盼望能够避免这场战争，但是战争既已临头，他们也就把它作为民族劫数接受下来。过去曾有种种说法，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已经败坏了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并且预料，一旦发生战争，这种影响将会带来亡国之祸。而今，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几乎出于肃敬的报道，法国人民“民族忠义”勃发，而又“全无骚动不安情事”。在比利时，则出现了一位历史上罕见的英雄，这位心地纯正的国王使比利时声誉大振，使它在这或降或战必居其一的关头，不出三小时就作出了决定，尽管明知其后果可能就是灭亡。
英国没有阿尔贝，也没有阿尔萨斯，虽然武器齐备，但却斗志缺如。过去十年间，它已为如今临头的这场战争作了研究和准备；1905年以来，它还搞了一套名为“兵书”的体系，一扫英国人历来苟且从事的旧习。战争时要发的命令全已准备就绪，只待签署；信封已经写好；通告和声明或已印就或已排版；国王每次离开伦敦，凡需他立即签署的文件，均随带在身。办法可谓条理分明，但英国人的思想却苟且如故。
德国舰队如在海峡出现，对于英国的直接挑衅将不亚于当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因此，星期天这天的内阁会议终于勉强同意了格雷的要求。格雷当天下午向康邦递交了一份书面保证，声称：“如果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是通过北海对法国海岸或海上运输采取敌对行动，英国舰队将全力给予保护。”不过格雷又加上一句，该项保证“并不约束我们必须与德国作战，除非德国舰队采取上述行动。”他还一言道出了内阁的内心恐惧，他说，因为英国不能确保本国海岸，“所以不可能安全地派遣武装部队出国”。
康邦先生问，这是否意味着英国将永远不采取这一行动。格雷答道，他是“仅就当前情况”而言的。康邦建议派遣两个师，以收“道义上的效果”。格雷说，派遣这样小的一支部队或者甚至派遣四个师，“都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危险，而效果又将是微乎其微”。他继而还说，在次日通知议会之前，英国海军承担的义务千万不得公开。
康邦既感失望而犹抱着希望，以“绝密”电报向本国政府报告了这一保证，电报于当晚8时30分到达巴黎。虽然这不过是个没有效力的承诺，远非法国所望，但他依然相信这会导致全面参战，因为，如他后来所说，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半半拉拉”地打仗。
但是，这项海军方面的保证，是强内阁之所难作出的。这使阿斯奎斯一向竭力防止其分裂的内阁终于分崩瓦解。莫利勋爵和约翰·伯恩斯两位大臣辞职；权势显赫的劳合…乔治依然“态度不明”。莫利认为，内阁的瓦解，“那天下午已完全在预料之中”。阿斯奎斯不得不承认，“我们处在决裂的边缘”。
惯于未雨绸缪的丘吉尔，自行担当起密使角色，准备将他以前所属的保守党引入一个联合政府。内阁一散会，他就赶忙去见前首相，保守党的贝尔福，这位贝尔福和该党其他领袖一样，认为英国应该将导致三国协约的政策贯彻始终，纵然结果辛酸，也是理所当然。丘吉尔对他说，如果宣战，他预计自由党内阁的一半成员将会辞职。贝尔福回答说，他的党准备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不过，即使到了那个地步，他预料退出政府的那些自由党人领导的反战运动仍会造成国家的分裂。
这时候，英国对于德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尚无所闻。丘吉尔和贝尔福，霍尔丹和格雷，这些人思想深处所考虑的是，如果法国覆灭，则有德国称霸欧洲之虞。但是，必须援助法国这一政策是关起门来搞的，从未公之于众，没有充分得到举国上下的认可。自由党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政府内部还是全国人民，都不可能意见一致地去参加战争。这次危机，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只不过是德法之间历史纠纷的又一插曲，与英国毫不相干，纵然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有很多人如此认为。要使这个危机在公众心目中成为切肤之痛，只有待到比利时遭到入侵之时。因为中立的比利时是英国政策的产儿，在那里，入侵之寇的每一步都将是对英国设计和签字的条约的践踏。于是格雷决定于次日上午要求内阁将这种入侵视作正式的宣战理由。
那天晚上，他和霍尔丹共进晚餐的时候，外交部一名信差送来一个公文递送箱，里面有一份电报。据霍尔丹说，电报的内容是嘱请注意“德国即将入侵比利时”。那是份什么性质的电报，是谁发来的，都不得而知，不过格雷肯定其言可信。他将电报递给霍尔丹，问他有何想法。霍尔丹回答：“立即动员。”
他们立即离开餐桌，驱车唐宁街。他们到达之时，首相正在接待客人，他们于是将他请到一间幽静的房间，给他看了电报，要求他批准动员。阿斯奎斯首肯同意。霍尔丹自荐暂时重返陆军部任职，以资应急，因为首相第二天势必繁忙，无暇顾及陆军大臣职务。阿斯奎斯也表示同意，而且求之不得，因为早就有人敦促他委派陆军元帅、喀土穆勋爵基钦纳补缺，而他每想到这位独断独行的人，心头就感不安。
第二天星期一是公假日，天气晴朗，是个和丽的夏日。上半天，大批度假人群并没有去海滨，而是被危机所吸引，蜂拥到首都伦敦。中午时分，白厅门前人群拥塞，车辆难以通行；熙攘之声，内阁会议室内清晰可闻。室内几乎连续不断地在开会，大臣们正在力图拿定主意，决定是否要为比利时问题开战。
陆军部那边，霍尔丹已经发出动员的电令，召集后备役士兵和本土军。11时，内阁得到消息，比利时已经决定将其六个师投入战斗，抗击德意志帝国。半小时后，他们又收到保守党领袖们在获悉德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之前所拟就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对法国和俄国的援助如果犹豫不决，就会“使联合王国的信誉和安全化为泡影”。俄国成为盟国，对大多数自由党大臣来说已是难于接受。现在又有约翰·西蒙爵士和比彻姆勋爵两位大臣辞职，不过比利时的事态则决定了中枢人物劳合…乔治的留守。
8月3日下午3时，格雷预定要就这次危机向议会宣布政府的首次正式公开声明。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引领以待。格雷的使命是要使国家投入战争，而且要朝野一致，举国团结。他必须得到向以和平主义为其传统的本党的支持。他必须向世界上历史最久而又最讲实际的议会说明，为什么英国并非由于承担义务而要援助法国。他必须说明比利时是缘由而又不隐瞒法国才是根本缘由；他必须唤起英国的荣誉感，同时又要直言不讳地指出英国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他必须面对的场所乃是一个就外交问题进行辩论的传统已发扬了三百年之久的场所，而他既无伯克的才气又无皮特的威力，既无坎宁的练达又无巴麦尊自信的勇气，既无格莱斯顿的辩才又无迪斯累里的机敏，可却必须证明在他掌管下的英国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他必须使同代人心悦诚服，必须无愧于前人，同时又必须为后人所理解。
他没有时间准备讲稿。临到最后一小时，正当构思几个要点的时候，有人通报德国大使来访。利希诺夫斯基焦虑不安地走了进来，打听内阁决定如何，格雷将对议会说些什么。是宣战吗？格雷回答说，不是宣战，而是“说明条件”。利希诺夫斯基问道：“比利时的中立是否条件之一？”他“恳请”格雷不要将此提作条件。他对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毫不知情，但他并不认为计划之中要“严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虽然德国军队有可能越过比利时领土的一个小角。利希诺夫斯基这时用了人在无可奈何时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既已如此，那也无可挽回了。”
他们是站在门口谈的，各自心急如焚，格雷急于离开，争取最后几分钟的清静，准备一下他的演说，利希诺夫斯基则是竭力想要推迟公布这一挑战的时间。他们终于分手，从此再也没有作过官方会晤。
下院开会时，议员无一缺席。自从1893年格莱斯顿提出国内管理法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为了容纳全体议员，过道上安排了加座。外交使团席上除德、奥大使缺席留有两个空位外，座无虚席。上院客人挤满了旁听席，长期主张义务兵役制而不见采用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也在其中。会场一片紧张的沉寂，没有人走动，没有人传递纸条，也没有人在座位上俯身探头窃窃私语。可是就在此刻，突然卡嗒声响，议院牧师从议长身边后退的时候在通道上加座的椅子上绊了一脚。全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内阁大臣席上，阿斯奎斯温文尔雅的脸上毫无表情，劳合…乔治蓬头散发，面无血色，象是突然老了几年。他们两人之间，坐着一身轻便夏装的格雷。
显得“苍白憔悴、心力衰竭”的格雷，此时站立起来。他虽任下院议员已经二十九年，跻身大臣席上也已八载之久，可大体说来，他指导外交政策的方针，议员知之甚少，而国人则是知之更少。这位外交大臣，不论向他提出什么问题，都很难使他落入圈套，作出明确或肯定的回答。若是换了一个冒冒失失的政治家，这种闪烁其词的作风是会引起责难的，可是对他，却无人疑忌相视。他毫无世界主义倾向，而是坚守英国本色；他乡土气息如此之浓，一言一行又如此谨慎，因而无人认为他会惹是生非，卷入其他国家的纷争之中。他对外交业务并不爱好，对于自己的职务也无乐趣可言，只是无可奈何地把它作为应尽之责而已。逢到周末，他从不跑到彼岸大陆度假，而是隐身本国乡村。他的法语仅及学童水平，除此之外，他不会任何外语。他五十二岁，是个鳏夫，无子无女，不好交际，人常有之的情欲爱好，在他也象对他所任公职一样，感到索然无味。他的性情，厚墙四堵，如果还有什么爱好能够突破这堵围墙使他动心，那就是鳟鱼戏游的溪流，还有百鸟的啾鸣。
格雷讲得从容不迫，但却富有感情，他要求下院能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荣誉和英国的责任”出发来看待这次危机。他叙述了与法国军事“会谈”的经过，说明没有任何“秘密协定”束缚议院或限制英国决定其行动方针的自由。他说，法国卷入战争是出于它对俄国所负“荣誉上的义务”，但是“我们不是法俄联盟的成员；我们甚至对于这一联盟的条款也不清楚”。为了说明英国并未承担义务，他似乎有些过于推托其词。一个保守党人，德比勋爵，不禁愤愤然对他邻座低声说道：“天哪，他们要抛弃比利时啦！”
格雷接着透露了与法国的海军安排。他告诉下院，根据与英国的协议，法国舰队都集结在地中海，以致法国北海岸和西海岸“毫无防御”。他说他“感到”，“如果德国舰队开进海峡，轰击法国未加防御的海岸地区，我们不能视若无睹，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采取任何行动！”反对党议席上爆发出一阵喝彩声，而自由党议员则是听着，“垂头丧气，不吱一声，默然认可”。
为了说明他何以会使英国早就承担了保卫法国沿海峡地区的义务，格雷谈起了“英国的利益”和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通道。这是个复杂的论题，好比一团乱麻，于是他匆匆掠过，转到比利时中立的问题，“一个更为严重，并且每时每刻愈趋严重而必须考虑的问题”。
为了充分阐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格雷颇为明智，他不是凭借自己的辩才，而是借助格莱斯顿1870年的如同棒喝之言：“我们国家能够袖手旁观，熟视这种玷污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可怕罪行，从而成为这一罪行的帮凶吗？”他还援引格莱斯顿的另一句话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英国必须采取“反对任何大国扩张无度的行为”的立场。
他接着用自己的话说：“我要求下院能从英国利益出发，考虑这个存亡攸关的问题。如果法国战败投降……如果比利时落入同一统治势力之下，继而荷兰，继而丹麦……如果在这样一场危机之中，我们逃避根据比利时条约所承担的事关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我简直不能相信，在战争结束时，即使我们持旁观态度，能够把战争中所已经发生的情况改变过来，防止我们对面的整个西欧陷于独一无二的大国统治之下……我相信，我们也将在全世界面前丧失别人对我们的尊敬，丧失我们的名誉和声望，我们将无法逃脱最严重和最严酷的经济后果。”
他把“问题和抉择”摊在下院面前。下院“沉痛而专心地”听了一小时又一刻钟，最后爆发出一片掌声，表示响应。一个人能够驾驭整个国家的时刻是令人难忘的，事实证明，格雷的演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时刻，以后被人们奉为重大事件。但是依然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下院不同于大陆国家的国会，不必做到全体心悦诚服，完全一致。拉姆齐·麦克唐纳代表工党议员发言说，英国应保持中立；基尔·哈迪扬言他将唤起工人阶级反对战争；后来一群没有诚服的自由党议员在下院会客厅里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格雷没有道出参战的理由。但是阿斯奎斯深信，总的说来“我们那些极端的和平爱好者已经哑口无言，虽然他们不久之后还会说话的”。上午辞职的两位大臣晚上被劝了回来。普遍的看法是，格雷获得了举国支持。
“现在怎么办？”丘吉尔在和格雷一道离开下院时问他。“现在嘛，”格雷说道，“我们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向他们发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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