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毛奇终于说服了德皇，动员计划不能变动，由贝特曼和雅戈参加的小组起草了一份给英国的电报，表示了歉意，说德军开向法国边境的行动已“无法改变”，但提出一个保证，在8月3日下午7时前将不越过边境线。这对德国是毫无损失的，因为时间表上并未安排在这时间以前越境。雅戈还赶紧给驻巴黎大使发了一份电报——巴黎已在4时颁发了动员令——指示他助一臂之力，请他“务必暂时稳住法国不动”。德皇还加发了一封给英王乔治的私人电报，对他说，因“技术原因”，要撤回动员令已为时过晚，但“如法国向我表示保持中立，我自当勒马不进攻法国，而将军队用于别处，但英国必须以海陆军为它担保。深望法国不必紧张”。
现在离第十六师向卢森堡挺进的规定时间7时只有几分钟了。贝特曼很激动，坚持在等候英国答复时，不管怎样都不得进入卢森堡。德皇没有征询毛奇意见，也立即命令副官用电话和电报通知设在特里尔的第十六师司令部取消这一行动。毛奇又一次看到计划破产。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卢森堡的铁路事关至要。“那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我将五内俱裂。”
德皇对他的请求无动于衷，寸步不让，反而在给英王乔治的电报末尾加了一句“正在用电报电话命令我国境线上的部队停止行动，不使越境进入法国”。这里，对事实真相玩了一个微小的、但属重要的手法，这是因为德皇不能向英王承认他所企图的和正在阻止的正是侵犯一个中立国的行为。而且那也会流露他侵犯比利时的企图，而这会成为英国参战的原因，何况英国当时尚未打定主意。
“完啦！”毛奇在该是他的事业登峰造极的这天，不禁自我哀叹，并在回到总参谋部后，“凄惨失望之泪夺眶而出”。当他的副官将取消卢森堡行动的命令拿来要他签署的时候，“我把钢笔扔到桌上，拒绝签字”。这是动员令后的第一道命令，他知道签署了这道会使精心准备的一切工作化为乌有的命令，将被认作“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证据。“这份电报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罢，”他对副官说，“我是不会签字的。”
晚上11时了，他还在苦苦思索，这时皇宫又来召见。德皇在宫中的卧室接见了他。皇帝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军大衣，是特地为这次接见穿的。原来是利希诺夫斯基的电报来了。他和格雷进一步交谈之后，发现自己错了，现在伤心地来电说，“英国的积极建议已基本无望。”
“现在你可以为所欲为啦。”德皇说完就去睡了。毛奇，现时势必要指挥一场决定德国命运的战争的这位总司令，从此就永远心绪不宁。“这是我对战争的第一个感受，”他事后写道，“我一直没有从这次事件的震动中恢复过来。我的机体一定有所失灵，从此以后与过去就判若两人。”
他还可以加上这么一句，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德皇给特里尔的电话命令还未及时到达。7时正，部队按预定时间在这次战争中首次越过国境，这个荣誉属于一个叫费尔德曼的中尉所率领的六十九团的一个步兵连。在卢森堡境内不远，离比利时的巴斯托尼仅约十二英里的阿登山脉的山坡上，有一个德国人称为乌尔弗林根的小镇。它周围的山坡草地，是奶牛牧场；斜坡上的鹅卵石小街，即使在8月的收获季节，也不容许有一小捆干草失落在地，否则就有违这个大公国严格的市政清洁条例。小镇下面是个车站和一个与德国、比利时电报线路衔接的电报局。这就是德国的目标，费尔德曼中尉的那个连驾着摩托车按时占领了这个地方。
德国人对付不圆通的人有着毫不留情的才能，他们选中了一个当地名称和正式名称都叫做“三贞女”的地方入侵卢森堡。三贞女实际上代表着忠信、希望和仁爱，但是历史以其切合实际的联系，为这时机作了安排，使这三贞女在人们心目中代表了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
7时30分，第二批人乘着摩托车来了——他们也许是接到德皇的通知而来的——他们命令第一批人撤走，他们说：“犯了一个错误。”在这期间，卢森堡的国务大臣艾申已将消息电告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并向柏林提出了抗议。三贞女达到了她们的目的。午夜以前，毛奇纠正了撤出的命令，及至第二天8月2日终了时，按照德国动员第一天的预定计划，全部占领了这个大公国。
倘若德国人在1914年出击东线，而对法国采取守势，那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从那时起，史学年刊上对这一问题总是纠缠不休。冯·斯塔布将军表示，掉转头来攻打俄国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至于在“那一天”已经到来的时刻，德国人能否在精神上克制自己而不进攻法国，则是另一回事了。
7时正，就在德国人进入卢森堡的同时，在圣彼得堡，水汪汪的蓝眼睛眼眶发红，花白的山羊胡子颤动着的普塔莱斯大使，两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递交了德国的宣战书。
“全世界将咒骂你们！”萨佐诺夫大声嚷着。
“我们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德国大使回答说。
“这与你们的荣誉无关。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莱斯喃喃自语：“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他蹒跚地走向窗口，倚着窗，不禁潸然泪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结束了，”说到这里，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萨佐诺夫拍着他的肩膀，相互拥抱。普塔莱斯踉跄地走向门边，抖着的手好容易才把门拉开，出去的时候，低声地道着：“再见，再见。”
这一幕动人的场面是萨佐诺夫的记录留下给我们的，但有着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的艺术加工之处，那很可能是萨佐诺夫告诉他的。因为普塔莱斯的报告只是说，他曾三次要求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在三次遭到萨佐诺夫否定的回答之后，“我就按指示递交了照会”。
为何一定得要递交宣战书呢？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在前夜起草宣战书的时候就曾忧心忡忡地问起这个问题。他想知道，如果德国不打算入侵俄国，是不是有必要宣战和担当战争发动者的臭名？他说，这些话他是“从本能而不是从理智出发”。这个问题是极其中肯的，因为德国的目的就是想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强加在俄国人身上，好使德国人民相信他们确实是在为自卫而战，而且这样做更可以使意大利和三国同盟所规定的它应承担的义务紧密地联系起来。
意大利只是在防卫战争中才有参与其盟国作战的义务，并且早已动摇，存有离心，一般地都认为它一有空子可钻，就会溜之大吉。贝特曼颇为这个问题所苦。他警告说，如果奥地利在塞尔维亚问题上拒不让步，“那就难以把引起欧洲大战的罪责加在俄国人身上”，而且会“使我们在本国人心目中处于无法立足的境地”。可是，没有人听从他的警告。动员令下达那天，按德国外事工作规定，需要正式宣战。据蒂尔皮茨说，外交部的法学家们坚称：这样做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在德国之外，”他黯然神伤地说，“决不会有人欣赏这种想法。”
然而在法国，对这种想法的欣赏却比他所知道的要深刻得多。
第七章8月1日：巴黎和伦敦
主宰法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打仗要有英国作盟邦。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它的英国朋友能够克服他们内阁和国内的不肯打仗和因循苟安的习性，法国务必要把谁是被进攻者，谁是进攻者弄得一清二楚，叫人没有任何怀疑。侵略的实际行动，侵略所招致的义愤，都必须让德国去做，去承担。法国政府期望德国会履行它的职责，而又唯恐法国的巡逻队或边境部队会过分情急而踩过界线，于是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异乎寻常的步骤。7月30日，法国政府下令在瑞士和卢森堡之间沿德国边境的所有部队后撤十公里。
勒内·维维亚尼总理是一位口若悬河的社会党雄辩家。他过去关心的主要是福利和劳工，而这次后撤便是他的主张。他是法国政界中的一位古怪人物，一位从未做过总理的总理，此刻还兼代外交部长的职务。他上任只不过六个星期，在下令前一天，7月29日，他和普恩加来总统刚从俄国进行国事访问归来。奥地利是等到他们两人行舟海上后才发出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取消了预定对哥本哈根的访问，匆匆回国。
在巴黎，他们获悉德国边防部队已在离边境几百米处布防，但对俄国和奥地利的动员还一无所闻。通过谈判谋求解决办法仍属大有希望。维维亚尼“则是惊魂未定，生怕一簇树丛、两个巡逻兵的相遇、一个威胁姿态，……恶狠狠地瞪人一眼、一句粗话、一声枪响，都可能爆发成为战争！”由于还有不动干戈而和平解决危机的一线希望，同时也为了万一战争爆发可以完全免沾侵略之嫌，法国内阁同意后撤十公里。命令用电报发给了各兵团司令，告诉他们此举的用意是为了“保证取得英国邻邦的合作”。电告英国和实行撤退，是在同时进行的。就在敌军入侵的大门口实行撤兵，这是故意在军事上走的一着险棋，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效果。维维亚尼声称，如此冒险是“史无前例的”，也许他还应该加上一句，象西拉诺＇注：西拉诺（cyranodeBergerac），是一出歌颂英雄的喜剧，系法国剧作家罗斯唐（EdmondRostand，1868…1918年）所作。——译者＇一剧中所说的那样，“啊，这是何等气概！”
法军总司令是一位深受进攻理论熏陶的将军，他除了进攻不知其他。现在要他撤退，诚是痛心之举。这件事何尝不可以使霞飞将军从此一蹶不振，就象毛奇在战争中的第一个遭遇就使他一蹶不振那样，然而霞飞将军却不曾因此心灰意懒。
从总统和总理返抵国门时起，霞飞将军便催政府下令动员，要不然至少也得采取一些准备措施：召回休假军人——其中有许多人是准假回去收割庄稼的——以及在边境一带展开掩护部队。他把纷至沓来的有关德国已经采取动员前措施的情报一件件地全都转报给政府。他在这届新内阁面前，俨然是个权威人物。这次组阁是五年内的第十次，上届内阁的寿命只有三天。眼下的内阁之所以令人瞩目，主要是它把法国大多数的强有力的人物都摒于内阁之外，白里安、克列孟梭、卡约这三位前任总理现在都是反对派。维维亚尼，用他自己的证词说，他这时处于“惶恐不安，紧张异常”的状态。据再次出长陆军部的梅西米说，这种状态“在整个8月份一直如此”。那位海军部长戈蒂埃博士是位医学博士，他是因为前任部长被一场政治丑闻撵下台去才给推上这个海军职位的。他被接踵而来的事件压得透不过气来，连下令舰队驶进海峡都“忘了”，因此也就不得不当下让位由教育部长来接替。
然而，总统身上倒是具备着智谋、经验和坚强的意志，虽然根据宪法他未必具有权力。普恩加来是一位律师、经济学家，又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担任过财政部长，1912年曾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3年1月被选为总统。性格产生权力，危急关头尤其如此，所以这个没有经过风雨的内阁便甘心情愿地仰赖这位在宪法上无足轻重的人物的才干和坚强意志了。普恩加来生于洛林，他还记得他在十岁那年，戴着尖顶头盔的长长的德军行列经过他的故乡巴勒杜克市镇的情景。德国人说他最为好战，这是因为他在阿加迪尔事件期间担任总理时态度强硬，也因为他在1913年以总统身份施加影响，不顾社会党的猛烈反对通过了三年兵役法。这种情况，再加上他举止淡漠，不知哗众取宠，不会见风使舵，使他在国内也难以博取人心。选举的进程对政府不利，三年兵役法几乎遭到否决，劳工事件此起彼伏，农民的不满情绪比比皆是，7月的天气酷热多雨，风暴屡作，夏雷震耳，令人心悸。卡约夫人因枪杀《费加罗报》的主编在以杀人罪受审＇注：《费加罗报》的主编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Calmette）在报上发动了一场对当时任财长的卡约的人身攻击，1914年3月16日为卡约夫人枪杀，17日卡约辞职。——译者＇。每天的审讯，对财界、新闻界、法庭和政府种种不体面的弊端都有新的披露。
法国人一日清晨醒来，不期而然地发现有关卡约夫人的审讯报道退到了第二版，而突如其来的则是法国正面临战争的噩耗。于是乎在那政治上易动感情，又好吵吵嚷嚷的国家里，顿时便为一种感情所主宰了。访俄归来的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驱车进入巴黎时，一片经久不息的呼喊声，反复地呼喊着“法兰西万岁！”
霞飞告诉政府，若不授命他集结五个陆军兵团和骑兵的掩护部队运往边境，德国人便会“不费一弹进入法国”。他之同意把已驻守在边界的部队后撤十公里，倒不是出于他对文官政府的顺从——霞飞与恺撒一样，都是天生不甘心顺从的人——而是由于他另有打算，想在掩护部队问题上全力相争。此时，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还在电报往来，也许还能得出一个解决办法，所以政府只同意给霞飞一个“打了折扣”的方案，也就是说，不征召后备役兵员。
第二天，7月31日凌晨4时30分，梅西米的一位阿姆斯特丹的银行界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德国发布了面临战争危险公告的消息。一小时后，来自柏林的报告正式证实了这一消息。梅西米气冲冲地告诉内阁，这是“变相的动员令”。他那位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说，仗是必打无疑的了，“整个德国，上自皇帝下到每个百姓”，全已做好准备。接踵而来的是驻伦敦的法国大使保罗·康邦的来电，报称英国的态度“半冷不热”。康邦担任此职，十六年来，每天为之操心的目的便是要保证到时候英国会积极支持，然而，此时此刻他却不得不来电说明英国政府似乎尚有所待，还在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发展。此次争端到目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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