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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古怪的文件使大家都感满意：法国人满意，因为整个英国内阁政府现在算是正式承认联合计划的存在了；反战派满意，因为文件上说了，英国并未“承担责任”；格雷感到满意，那是因为他的一番苦心推敲出来的一套说法，既保全了计划，又使反对者无话可说。他说，如果当初听从了某些方面对他的敦劝，用明白宣布跟法国结盟来代替这套说法，那就会使“内阁解散”。
阿加迪尔事件之后，每年夏天要闹一场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日趋紧迫，两国总参谋部的协同工作也更形紧张。亨利·威尔逊爵士的出国旅行愈益频繁。他已经看出，新任法国总参谋长霞飞将军是一位“品质超群、器宇轩昂、冷静沉着的军人，有着坚强的性格和坚定的意志”，而德卡斯特尔诺则是“非常聪明，富有才智”。他继续对比利时边界进行实地观察，骑了车子往返于那一带的大小道路，经常来到梅斯附近的马拉土尔村，凭吊他具有特别爱好的1870年的战场。他每次看见那座纪念当年鏖战的“法兰西”雕像，心头便是一阵痛楚。据他自己的记载，有一次去看望雕像的时候，“我把随身带着的一小张地图摊在它的脚下，地图上标明了英国军队在它土地上的集结地区”。
1912年，他对德国新建的铁路作了一番研究，所有这些线路都汇集到亚琛和比利时的边界。那一年2月，英法联合计划的进展程度已经可以使霞飞告诉最高军事会议，他有把握指望英国人派来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外加两个骑兵旅，总数达十四万五千人。这位法国将军把这支英国部队称之为“W”部队，以示对威尔逊的崇敬。该部队将在布伦、勒阿弗尔和鲁昂登陆，在伊尔松…莫伯日地区集结，动员第十五天即可投入战斗。后来，威尔逊又和霞飞、德卡斯特尔诺以及俄国的尼古拉大公一起观看了1912年的法军秋季演习，然后前往俄国，同俄国总参谋部会谈。1913年，他每隔一月总要去巴黎同法国总参谋部首脑人士会商，并参加防守边界的福煦的第二十兵团的演习。
正当威尔逊在步步加紧和日益完善他跟法国人的安排时，英国的新任帝国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却是时至1912年还在想重弹在比利时独立作战的旧调。只是事经驻布鲁塞尔的英国武官谨慎小心地作了几次探询，方才不了了之。他们发现，比利时人态度坚如铁石，恪守中立地位。英国武官问起，在德国侵犯在先的前提下，是否可以作出联合安排，让英军在比登陆。他得到的回答是，英国还是必须等到向它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时方可安排登陆。英国公使本人也作了探询，而告诉他的结果是，如果英国部队在德国入侵之前或未经比利时提出正式要求即行登陆，比利时人便要开火。
比利时的守身如玉，证实了英国人所不厌其烦向法国人反复申说的一点——一切都取决于德国人首先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伊谢尔勋爵在1911年就已郑重告诫于盖少校，“不论你们有怎样的口实，都绝对不要让法国的将军们首先越过比利时的边界！”如果法国首先越过边界，英国就决不和它站在一边；如果德国人首先越过边界，那就要挑起英国去与他们为敌。法国驻伦敦大使康邦先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这一条件；他发回了许多函电，一个中心主题便是唯有德国侵犯了比利时，法国才有把握得到英国的支持。
到了1914年春天，法英两国总参谋部的联合计划大功告成，每一个营最后的宿营地，甚至每一个营要上哪儿去喝咖啡都已计划停当。需要调拨的法国火车车厢的数目，口译人员的指派，密码的准备，军马饲料的征集，这些事项，或者已经安排妥当，或者可望于7月底前完成。威尔逊和他的参谋人员不断和法国人互通消息一事，是必须严格保密的。一切有关两国总参谋部称之为W计划的工作，即关于远征军行动计划的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接触这一机密的仅限于六名军官，甚至连打字、归档以及一般文书工作都由他们担任。就在军事人员预先部署战线时，英国的政治领袖们却还在用“不承担责任”的毯子蒙住自己的脑袋，坚决采取眼不见为净的态度。
第五章俄国压路机
俄国巨人象具有魔力似的迷惑着欧洲。在军事计划的棋盘上面，俄国以其地大人多而被视为庞然大物。尽管它在对日一战中丢脸出丑，但是只要想起俄国“压路机”，法国和英国就感到心宽胆壮；而德国人因害怕在他们背后的斯拉夫人而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虽然俄国陆军积弊甚多，声名狼藉；虽然把拿破仑赶出莫斯科的是俄国的严冬而不是俄国的陆军；虽然在克里米亚之战中，俄国陆军曾在自家土地上吃了法、英两国的败仗；虽然土耳其在1877年的普列文防御战中已经挫败俄军，只是后来因为众寡悬殊而告失利；虽然日本已在满洲打败了俄军；但是俄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仍然流传一时。哥萨克骑兵冲锋，杀声震天，凶悍残忍，在欧洲已深入人心，所以报刊的艺术家们在1914年8月能够置身俄国战线千里之外而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工细笔刻划出这样的画面。人们对俄国军队已形成一个概念，那就是哥萨克加上不虞耗尽的数以百万计的身强力壮、驯服听命、视死如归的庄稼汉（mujikS）。俄国陆军为数之大，令人咋舌：平时兵力为一百四十二万三千人；一经动员征召，便可增加三百十一万五千人；此外还有一支二百万人的地方军和可以征召入伍的后备力量；因此可供使用的兵员总额达六百五十万人。
在人们的脑海中，俄国军队是个庞然大物，开始时不免臃肿迟钝，但是一旦充分动员起来投入行动，它一浪接一浪永无穷尽的人海波涛，不论伤亡多大，都会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滚滚向前。自从对日作战以来，军队里便开始进行整顿，肃清其颟顸无能、营私舞弊的现象，并且据信业已取得成效。法国政界，“对俄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惊人的资源、潜力和财富，具有非同寻常的印象。”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14年4月前往巴黎和俄国人谈判海军协定时，便注意到这一点并抱有同感。他对普恩加来总统说，“俄国的资源非常富足，就是我们不去支援俄国，时间一长，德国人也要山穷水尽的。”
在法国人看来，第十七号计划能否胜利，向莱茵河进军能否所向披靡，将是他们民族存亡所系的大事，也是欧洲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为了保证他们能突破德军中路，他们的既定目标是要俄国人牵制住一部分同他们对垒的德军。问题在于要使俄国人在德、法两国各自在西线发动攻势的同时，在德军后方发动攻势，也就是说，尽可能在接近动员第十五天行动。法国人跟别人一样深知要俄国在十五天之内完成动员和集结部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要求它于动员第十五天以手头已有的力量开始作战。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叫德国人从一开头就得两面作战，以削弱他们所面临的德军优势兵力。
1911年，当时身任陆军部参谋长的迪巴伊将军奉派前往俄国，去给俄国的总参谋部灌输必须夺取主动的作战思想。在一场欧洲大战中，一半的俄国军队得集中用于对付奥地利，而用之于对德作战的部队，在动员第十五天也只有半数可以准备就绪，尽管如此，圣彼得堡在精神上却是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俄国人正因他们的军队蒙垢而急于要重振军威，同时对计划的全部细节又抱着一种船到桥头自会直的态度，所以便同意跟法国人同时发动攻势，这自然是大胆有余而细心不足。迪巴伊得到了俄国人的承诺，一俟俄国的前线部队进入阵地，不等全军集结完毕，就在动员第十六天发动进攻，越过东普鲁士的边界。“我们应该对准德国的心脏打击，”沙皇在双方签字的协议上声言，“我们两国的共同目标必须是柏林。”
要求俄国尽早发动攻势的协议经过两国总参谋部之间一年一度的会谈而愈形牢固加强，这种总参谋部之间的会谈正是法俄同盟的一个特色。1912年，俄国总参谋长吉林斯基来到巴黎；1913年，霞飞将军前往俄国。到这时，俄国人已经完全受制于冲动的魔力。自从兵败满洲以来，他们确也需要一雪出师败绩的耻辱，因军力孱弱而自惭形秽的心情当然也需要谋求振作之道。格朗梅松上校的演讲集译成了俄文，备受欢迎。俄国总参谋部因为领受了光华熠熠的殊死进攻的理论而神采飞扬，所以其诺言也就一再加码。1912年，吉林斯基将军承诺将用于德国前线的八十万人在动员第十五天全部送达，而不顾俄国的铁路与此项任务显然不相适应。1913年，他又把进攻的日子提前两天，不顾俄国的兵工厂生产的炮弹不到估计的需要量的三分之二，而步枪子弹还不到一半。
盟国并不因俄国军事上的弱点而牵肠挂肚，虽然英国派到日本军中的军事观察员伊恩·汉密尔顿早在满洲时就曾对这些弱点写过不留情面的报告。这些弱点表现为：情报工作很差，部队不知隐蔽，不知保密，也不讲求行动的敏捷，缺少斗志和主动性，缺少良好的将材。每周为《泰晤士报》撰文评论日俄战局的雷平顿上校，由于他在评论中所形成的看法，把他的专栏文章汇编成书献给了日本天皇。尽管如此，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却仍然认为，它们需要关心的只是促使俄罗斯巨人行动起来，而无需考虑他如何发挥作用。但这谈何容易。在动员期间平均每一个俄国兵的输送里程是七百英里，为德国兵的四倍，而当时俄国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只及德国的十分之一。作为防范入侵的国防措施，俄国的铁路轨距既有心造得比德国为宽，法国人提供巨额贷款资助增建的铁路又未告成，所以要俄国人达到同样的动员速度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俄国人答应派往德国前线的八十万人在动员第十五天只有半数能进入阵地向东普鲁士猛扑过去，姑不论其军事组织如何之糟，单凭他们攻进了德国领土这一点就可望造成举世震惊的效果。
派出大军在敌国境内打一场现代战争，乃是一种充满危险而又万分复杂的行动，需要作一番呕心沥血的精心组织，在铁路轨距宽窄互异的不利条件下，尤其如此。但在俄国陆军的特点中，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并不显著。
由于耆龄老将多如过江之鲫，军官团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他们的一项殚思极虑的作业便是斗纸牌。不顾体力条件而让他们忝居现役军职，为的是要保全他们在宫廷里的恩宠和权势。军官的任命和擢升，主要依仗有社会地位的或是有钱的靠山。他们当中固然不乏英勇干练的军人，但是那个制度却不利于把最优秀的人材才推上最高层。他们对于户外运动的“怠惰和不感兴趣”使得一位英国武官为之愕然。他访问过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一处俄国边防军的驻地，使他大惑不解的是那里居然连“一个网球场也没有”。经过日俄战争以后的大清洗，大批将校不是呈请辞职便是被迫离职，清洗的目的是为了拂除凝聚在上层的陈年积垢。一年之间，因为不称职而退役的将官达三百四十一人，这个数目接近法国陆军的将官总额，而作同样处理的校官也有四百人。尽管在俸金和晋升方面有所改进，但1913年军官缺员仍达三千名之多。日俄战争以后，虽然在清除陆军中的积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无奈俄国的政体还是那个政体。
“这是个愚不可及的政体，”其最精明能干的捍卫者，1903年至1906年间出任首相的维特伯爵便是这样称呼它的，“它是集怯懦、盲目、狡诈、愚蠢于一体的大杂烩。”这个政体的统治者是个高高在上的君主，他在施政用人上只存一个念头，即把他的父皇传给他的专制皇权妥加维护，勿使缺损。此人一无才智，精力也不充沛，又未受过负此重任的训练，他依靠的是一批朝贵幸臣，他心血来潮，执拗成性，还有那轻率浮躁的专制君主的奇思遐想。他的父皇亚历山大三世别出心裁地故意让这个儿子在三十岁以前得不到一点亲政治民的教育，不幸的是老皇未能算准他自身的阳寿，死的那年尼古拉才二十六岁。新沙皇如今四十六岁了，这段时间里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手，他给人的那种冷静沉着的印象，究其实不过是麻木不仁的表现——头脑过于浅薄，思维毫无深度。报告俄国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的急电送到他的手中，他看过后便往口袋里一塞，继续打他的网球。1913年11月，首相科科夫佐夫访问柏林归来，前来觐见报告德国的备战情况，尼古拉跟往常一样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直视我的两眼”。首相报告完毕，相对无语好久，“他才如梦方醒，神情严肃地说了句，‘愿神的旨意能完成！’”科科夫佐夫终于晓得，其实他是听得不耐烦了。
这个政体赖以支撑的底部乃是一支遍布国内的秘密警察，京城的各部局，外省的大小衙门，他们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弄得连维特伯爵也不得不把他自己写回忆录所需的笔记和记录逐年寄存在法国一家银行的保管库里，以策万全。还有一位首相斯托雷平，在1911年遇刺身死，后来查出，凶犯竟是秘密警察，他们故意下此毒手，制造事端，好嫁祸于革命派。
在沙皇与秘密警察之间，充当这个政权的支柱的是一大批文官，他们是一个出身于贵族世家的官僚与官员的阶级，实际上行使政府职权的便是这批人。他们无需向宪政机构负责，只有沙皇的独断独行可以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