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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以GDP计算，中国是继美、日、德、英、法之后的世界第六经济大国；以贸易量计算，根据WTO的统计，中国已超过英国，成为美、德、日、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大贸易国。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大国中最快的GDP增长速度，全年增幅将达8。5％，总量突破1。3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03年，中国的贸易增长将超过30％，总量突破8000亿美元，其中进口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出口增长速度。
9月24日，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说：“今后三年，中国将向世界提供1万亿美元的进口市场。”他的同事、商务部部长助理傅自应则说：“2020年后，中国每年的进口额都将超过1万亿美元。”
同在9月，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的《东亚一体化》报告预测说：3年后中国的进口量将增加一倍以上，“东亚的所有国家都将从中获益，尤其是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去年头三个季度，中国的前六大贸易伙伴中，中国除对美国和欧盟是顺差外，其余全是逆差。台湾《中国时报》12月5日报道说，1—9月，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依存度高达24。3％，韩国和日本这个比例分别是17。7％和12％。这意味着，这三个地区或国家每出口100美元，就有24。3、17。7和12美元销售到了中国大陆。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在2003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如美国人和英国人购买的玩具和服装事关中国人就业，中国人购买的飞机、大豆、电脑、手机也事关美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就业，一句话，崛起的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已和世界联为一体，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分享。
中国的百年大计
1991年，国际风云变幻，开启中国改革大门的邓小平告诫人们：“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2001年，邓小平逝世4年之后，随着数千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进入收获期，“MadeinChina”的商品开始遍布发达国家的超级市场。就在这一年，两种有关中国的说法不胫而走———“世界工厂”和“中国威胁论”。两年之后，中美之间爆发了迄今最为频繁的贸易摩擦，美欧日联手向人民币汇率施压更让中国一度显得像是众矢之的。和美欧日不同，中国的大部分近邻们用近乎吹捧的语言称赞着鹤立鸡群的中国经济增长，可内心却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把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崛起与一个世纪前德国的崛起相提并论。
世界需要和平与发展，中国更需要和平与发展，只有和平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发展了世界就会更和平。邓小平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利用一切场合重申上述观点。在刚刚过去的3个月里，中国新任总理温家宝就至少在三个场合阐述了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理念：10月的东盟首脑会议、11月的海南博鳌论坛、12月的访美之旅。尤其是访美之旅，温家宝更是高扬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
12月8日晚，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到访的温家宝向美国政要和学者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经过25年改革开放，经济总量也只相当于美国的九分之一，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中国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要用50年，要赶上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可能还要100年。
“我由此得出两个结论，”温家宝说，“请女士们、先生们记住：第一，中国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和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二，中国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准备奋斗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过去是，今天是，以后是。”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3000年历史中，恐怕还没有过连续50年既无内乱、也无外战的时期，我们凭什么确保100年的和平与稳定？
“世界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经济奇迹，但是一半的奇迹最终都破灭了。中国的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20年，如何才能一直增长下去，而又不出现俄罗斯式的倒退？”
“最为重要的是法治框架，中国要向高效率的市场经济过渡，最大的障碍是缺乏法治。加入WTO之所以对中国意义重大，就在于它对法治的推动。”
“哦？国内很多人可不这么认为！”
“因为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称为‘经济’的东西，经济从来都是与构成一个经济体的体制和制度密不可分。事实上，法治是西方得以成功的全部秘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法律尤其是宪法对私人财产的保障，这一点也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区别。”
这段对话发生在2002年5月17日，对话双方是本报记者和法国里昂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英国人吉姆·沃克。
走向法治
17个月之后，2003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在中共的正式文件里第一次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1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14项修宪建议，其中包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在明年3月的人代会上，这些建议都将被写入宪法。
不过，有宪法不等于自动就有了法治。
“法律法规未禁止的非国有资本都可以进入、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享有同等待遇”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但是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仍然需要通过高利贷筹集发展资金。11月1日，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被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缴纳10万元罚金。
对于这一判决，社会各界给予了孙大午广泛的同情。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演讲可谓其中的代表，他说：“中国的许多法律都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和相关部门的垄断利益而制定的。法律应当满足基本的社会正义。
什么时候，孙大午这样的企业家不再因为忤逆“潜规则”而锒铛入狱？什么时候，丁磊这样的知识英雄能够压倒周正毅这样的罪恶富豪？什么时候，发达国家超级市场里“MadebyChina”的商品能够比“MadeinChina”的商品更多？什么时候，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也看不到一丝贫困的痕迹？……
会有那么一天的，我们坚信，因为我们在建设着。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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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基于自由的创造
2003…12…31 17：54：03 来源：南方日报
当清点这一年中国的思潮进步时，我们发现，思想界的裂痕在继续延伸，而民众在利益分殊的推动下，却自发演变出一场中国公民的维权运动。大地上分殊的利益，或许比书斋里分裂的观念，更为结实地掘进中国的思想进步。
最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成果也许就体现在这里，它不是表现在知识界的书斋里，而是在更多知识人的视野背后发生，一如温家宝总理今年11月在哈佛大学讲演，将近三十年的改革总结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
□朱学勤
临近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时代周刊》遴选本年度风云人物，否定了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独独挑选了三个普通的美军士兵为封面人物，其中一位黑人显然来自美国底层。无独有偶，当我们清点这一年中国的思潮进步时，同样发现，思想界的裂痕在继续延伸，而民众在利益分殊的推动下，却自发演变出一场中国公民的维权运动。大地上分殊的利益，或许比书斋里分裂的观念，更为结实地掘进中国的思想进步。
2003年3月20日上午，第一枚导弹在灯火阑珊的巴格达晨曦中炸响，中国观众惊奇地发现，CCTV滚动直播立刻跟上，专家评论、字幕飞播、现场报道等等，不一而足，不落人后。在国外，这是一次战争事件，在国内，则首先是一次新闻事件，此举洗刷了此前中国传媒的耻辱，中国观众的知情权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尊重，是一次典型的“基于自由的创造”。
国内思想界因此次战争而再次分裂。反战派以《读书》第四期编后记为代表：在19－20世纪的漫长历史中，民主始终是与民族－国家的结构历史地联系着的，国际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力量平衡的领域。人们看不到在霸权支配的国际范围内形成民主的机制和条件，所谓国际性民主始终是一个模糊的理念。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大众性的反战运动，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公共领域的角色，在反战运动的影响下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改变，似乎正在为国际民主提供一个可能的范例。
同样也是要求民主，拥战派则强调萨达姆政权的反民主性质，以及联合国在人权与主权发生冲突时，经常受困于安理会一票否决权的大国游戏规则，本身具有反民主性质，就此要求“国际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至于世界范围的大众性反战运动，《南方周末》3月下旬发表的署名文章则提醒读者：诸如反战示威这样的反对声音，都是发生在可以反对的地方，而最需要发出反对声音的地方，如萨达姆治下，却是一片沉默，如有之，则是举臂如林：“100％一致同意”其连任。这就不是可以反对的“反对”了，而是必须拥护的“拥护”。可以反对的“反对”与必须拥护的“拥护”，是两种声音，有时确实会“汇合”，但貌合神离，相差何止以道里计？我的看法是，关键不在于人们在反对什么，而在于人们是否可以反对。有了“可以反对”的权力，是“反战”，还是反“反战”，当然也重要，但毕竟是排在其次。因为更重要的前提是：我反对“必须拥护”的政府，我拥护“可以反对”的制度。
双方争论的焦点当然不在抽象的“国际民主”，而是在“国际民主”的一个前提：萨达姆之类的“绝对主权”是否高于“普遍人权”？还是“普遍人权”高于“绝对主权”？前者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的观念，后者才是“在19－20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国际关系从“主权论”走向“人权论”一个并不“模糊”的“理念”。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年继续保持昂扬势头。发展至下半年，矛头所向，从美国转为日本。齐齐哈尔日本遗弃毒剂伤人、日本人珠海集体买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登台“辱华”等引起中国民间对日正当抗议。6月，民间组织登上钓鱼岛；8月，网上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成为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称之为网络民族主义。这一对日抗议思潮之所以强势勃发，除上述恶性事件刺激，原因似乎在于：中日两国历史积怨长期存在。然而，包括对日抗议思潮在内的民族主义议题之所以在网上长盛不衰，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一议题不如其他议题容易受到制约，从而促使诸多网民趋之若鹜，乐此不疲。由此，应该看到这一思潮的两面性格：正当与表演同在，义愤与夸张共存。
4月下旬，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国内出现SARS疫情的浓重阴云，思想界争论暂时沉寂。即便如此，在探讨SARS疫情成因时，还是有隐约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失误在片面否定“文革”，过早放弃“文革”期间的以农村合作医疗为标志的公共卫生体系；一种观点认为，误在政治体制中的陈年痼疾：行政官员罔视公民知情权与生命权，谎言塞责，失去了将疫情控制在萌芽阶段的最初时机。这些分歧隐约呈现“文革”结束20多年后，面对新的社会弊端，一部分思想界人士意欲重新评价“文革”的潜在冲动。所幸国难当头，这些分歧始终处在克制状态，没有尖锐化。而中央顺应人心，迅速作出反应，罢免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蒋彦永军医敢于直言的勇气得到国内外广泛称颂，《南风窗》杂志授予他“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诤言奖”。思想界讨论由此而活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提出：我们是否能建立一个可问责的政府？此后在国际艾滋病宣传日，政府公布中国患者的惊人数字，以及温家宝主动和艾滋病人握手，吴仪视察河南上蔡艾滋病村，在这一系列进步的后面，都能看到始发于SARS期间的思潮推动。
SARS时期的另一个思想亮点，是《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一扫荧屏充塞清宫戏、帝王戏、宫妃戏的低俗与倒退。荧屏多年未有政论大片，一旦出现，立即激起观众热烈反响，证明民间社会对思想仍然存有巨大需求，事在人为。该剧深入表现孙文、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多重性格，引导观众具体分析制度选择与政治博弈之间的具体成败，一扫学校教科书所灌输的历史决定论、脸谱化教义，以及知识界回避制度选择空谈文化决定论的误导；剧情全景式的呈现了中华民族挣脱帝制奴役，追求共和自由的艰难历程，无意中呼应了思想界此前有关共和宪政的学理讨论，成为一部普及性形象教材，引发民众关于共和、民主政体的思考。
这一年最为值得注意的具有思想含量的变迁，是网络内外、法庭上下的公民维权运动：众多细民锱铢必较，顽强守护自己的既得权益，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