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作者违悖了欧洲现代化的程序，但正所谓得意而忘形，这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大共同体演变的逻辑。
不过，秦晖本人也承认，在传统政治文明笼罩一切的环境下，大共同体弱化（而非转化）时丛生的地方分立集团，很可能是与大共同体压制本质一脉相承的“土围子”、“土皇帝”，与理想中的市民社会毫不相干。传统小共同体的压制将迫使其成员幻想通过改投大共同体来摆脱束缚，其结果无非是由领主的奴仆再变为国家的臣僚。为避免新一轮循环，只有“先行建立足以整合社会的民主国家”。至于在大共同体／传统小共同体的循环怪圈中，怎样先行建立民主国家，秦晖并没有给出答案。本书中的论文成文时依据的案例，是颇受诟病的“庄主现象”，“传统小共同体”土豪恶霸的气息也颇为浓烈。
《传统十论》，从汉唐时期的乡村组织，到中国经济史上“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怪圈，再到汉语“平等”一词的所指演变，形形色色的话题杂凑在一起，但“吾道一以贯之”，作者的思考，全部指向中国如何建立保护人权、解放个性的“自由人联合体”。这种思考不仅是学理的理性研究，也极富理想主义的激情色彩。另外，也许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者尤其是文史学者，似乎不太习惯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秦晖却是个中高手。激情和逻辑结合，使读理论文章如观武林高手过招，十分过瘾。
既称为“十论”，书中共有10篇论文。建议时间宝贵的读者，重点看《“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和《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两篇。上引《阅读千年：古老帝国的政治脉搏》也是一篇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经典之作。（文中关于刺猬与狐狸的说法，来自以赛亚·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发挥。这个原意已经无从查考的比喻，被伯林解释为：有些人习惯把所有的事情都同一个“中心思想”联系起来，用一套融贯的体系去阐释所有的“细节”；而另一些人则同时探寻许多目标，他们四处求索的动机虽然有着某种个人心理上的共同基础，但旁人却很难根据某种“客观的”标准找到这些目标之间的联系。伯林称前者是刺猬，后者是狐狸——编者注）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作为“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目前的研究重点为：历史与现实中的农业－土地－农民问题，前工业社会的不同模式，农民社会现代化的不同模式。近著有：《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思无涯，行有制》、《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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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
南方周末 2004…07…08 15：49：56
□薛涌
“我不是不想学中文，只是一见中文老师心里就烦。跟英文老师读书，人家循循善诱，双方平等讨论。中文老师上来就说你要记住这个，背诵那个，连为什么也不解释。谁有那个耐心？”
由当代“大儒”蒋庆先生编纂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即将问世。蒋先生在后记中称：“近世以降，斯文见黜；经书之厄，甚于秦火。”本来以为他讲的是“文革”。但他似乎生怕别人搞错，特别申明他所指的是1912年。那年“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从此，这个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
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以兼容并包的精神主持北大，开创了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优良学术与文化传统。他当教育总长废了读经，却并没有去焚书，如何能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相比？如此厚诬前贤，不知道蒋先生守的是哪路“道统”？
那么，蔡元培是否应该废除读经呢？看看蒋先生搞的名堂就明白。蒋先生编的这套“诵本”，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共19部儒家经典，洋洋15万字，832课。对象是3到12岁的孩子。而且，这些内容是要求孩子们背诵的！蒋先生称：“蒙学教育就是背诵教育。孩子12岁以前背诵能力强，称为‘语言模仿期’，12岁以后接受能力强，是‘理性理解期’。背诵经典就是在儿童记忆力强时记住经典，长大后就逐渐会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一句话，他所提倡的读经，就是要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
这套东西不该废除吗？笔者有幸早生几十年，没有赶上蒋先生读经运动的洗礼。不过，当年为了高考背某课标准答案的记忆还是有的。其实那时的死记硬背，比蒋先生的读经教育还人道些。因为当时对背的东西信不信、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至少对内容还是理解的，知道哪里简单化，哪里荒唐，有时一边背一边心里暗笑，甚至嘴上骂娘，聊作一番娱乐。可是蒋先生提倡的儿童读经，那些可怜的孩子连背的东西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如此死背9年书，活生生的孩子也成了呆子。
再说，如今当个孩子不容易，学校里除了语文外，还有各种功课。这15万字一背，你还指望孩子有空读别的东西吗？如果这就是读经的话，蔡元培先生将之废除，不愧为英明之举。至少他捍卫了少年儿童的人权，也保证了孩子们有精力来接触多元的文化。
不过，蔡元培先生废了读经，却没有禁止读经。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自有其价值。但是，如何弘扬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为下一代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广泛探讨的问题。在海外养过孩子的中国人大多理解我们真正的文化困境是什么。我们希望孩子接受中国文化，坚持和孩子讲中文。但是，孩子一旦能够读书，麻烦就来了。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和英文读物竞争，怎么也竞争不过。孩子的心一下子就被英文世界吸引过去，你怎么引导也不行。比如E。B。White和语言大师William Strunk，写过一本仅80多页的小书The Elements of Style，讲英文写作的基本规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本英语写作的读物了，对英语的影响，也许可以和韦氏大字典相比。可是人家这么一位大师，还专门给孩子写书，讲一头猪和一个蜘蛛生死友谊的童话，读得孩子也哭，大人也哭。里面有忠诚，有信赖，有超越生死的友情和爱。你要拿蒋先生编的12册经书和人家竞争吗？GOOD LUCK！（祝你好运！）
一位友人在新加坡碰到一个华裔的孩子，那孩子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不想学中文，只是一见中文老师心里就烦。跟英文老师读书，人家循循善诱，双方平等讨论。中文老师上来就说你要记住这个，背诵那个，连为什么也不解释。谁有那个耐心？”
如今儿童心理学已经相当发达，学者们作了许多调查、实验。不知道蒋先生观察了多少孩子，有多少数据，凭什么就说12岁以前是“语言模仿期”，就得死记硬背，12岁以后是“理性理解期”，会逐渐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笔者自己5岁的孩子在美国的幼儿园长大，从来没有背过什么，甚至没有读书识字。但是，她3岁就在问：“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人，那么谁创造了上帝？”“哪里是世界的尽头？”笔者鼓励她读书识字，说知识都是从书上来的。她马上反问：“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孩子4岁时老师告诉她“黄金定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同样的话，儒家的经典中和基督教的经典中全讲了。但不幸的是，我们这里这一定律一般不被当作孩子所需要学的第一道德戒律，而且即使传授给孩子也是蒋先生那样的死记硬背的方式。可是在我孩子所在的幼儿园里，老师把这句话告诉孩子后，马上在孩子们玩耍时的各种冲突中活生生地演义出来：你抢了人家的玩具吗？难道你希望自己的玩具被人家抢吗？孩子回到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等做饭的妈妈来一起吃饭，否则就不公平，就不合黄金定律。她可从来没有背过什么“孝经”，她在“语言模仿期”也会思想，会挑战大人的说法。
看蒋先生的工程，笔者觉得难以达到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相反，以笔者看来，以蒋先生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得势，我们就会有回到蒙昧之虞。
（作者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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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一个制度性的解决
南方周末 2004…07…08 15：49：35
■专家点评
□张树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市场经济存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供求关系、竞争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将经济活动调节得秩序井然。在市场调节不了之地，“看不见的手”失灵之时，才需要政府的干预。因此，面对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在于治乱、疏乱、平乱，而非添乱。重庆的生猪屠宰市场，原本风平浪静，却因为政府的两个文件和职能部门的整顿行动，弄得肉价飞涨，市民抱怨。这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政府岂能如此轻易地取消已获得其批准的许可？
规划、标准、决定、命令，是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的常用手段。但市场经济非常复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借助于那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必须跻身于其中之时，决定的作出必须慎重。本案中，政府作出的决定都不无疑问：难道非要机械化屠宰？手工屠宰就不能保证屠宰的质量吗？难道一个已获得合法的批准文件，在实践中又被行政机关认定为优秀的企业，仅仅因为其是手工屠宰就要关闭吗？难道一个区一家屠宰场就能保证市民对猪肉的需求？
为了使行政决定的作出不是率性而为，政府的行为不至于损害民众的利益，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引入了听取陈述申辩的程序，甚至当对公民权益影响较大之时，处罚决定的作出还要经过听证程序。新的《行政许可法》承其后，不仅规定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要听取意见、甚至听证，而且进一步将听证扩展至行政许可的设定。
将政府决定的作出建立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政府决定的偏误，也能使政府的行为不损害民众的利益，还能使政府面对复杂的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而能作出公正的决定。
必须意识到的是，政府存立的基础已在悄悄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承担的主要职能是生产利益、分配利益，因为计划经济是由政府组织全部经济活动；而面对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能不是生产利益、分配利益，而是平衡利益。因为市场经济要求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群分开，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成为独立的主体。作为独立的主体，他们追逐利益，同时也在生产利益，从而在这种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造福于民众。政府的职能则是维持秩序，使社会的各群体不致在追逐利益的活动中造成混乱。
事实上，不同的经济基础对政府的要求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政府，公平、公正是其活动的基本要求。放弃利益之追求，回归利益之平衡，才为政府之正道。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我相信本案中政府及各部门的做法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至少作为公共机关，他们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首先要说服自己：难道我规范屠宰市场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将手工屠宰升级为机械屠宰不是为了保证生猪屠宰的质量，从而使民众吃上“放心肉”？而采取招标的方式选择定点屠宰场，不是为广大市民寻找最能够提供满意服务的生产厂家？
但问题的关键是，计划经济是政府决定的经济，政府主宰、主导着经济；而市场经济则要求政府活动顺应市场的要求，市场在评价、评判着政府。而“公共利益”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表现，更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手摸心触的“感受”。因此，一个有效的审查，公正的诉讼，就成为我们解决此类问题必要的制度设置。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怕社会出现问题，只担心没有解决问题的制度。因此，我们期待着对本案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制度性的解决。
（作者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参与了《行政许可法》的起草工作———编者注）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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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攻防战
南方周末 2004…07…08 16：20：23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西班牙，坚定主张应限制申报；遗产数量第二的意大利力主不为申报设限，并建议废除《凯恩斯决议》；遗产数第三的中国则是修改协议的提出者。
为期十天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终于开到了关键性的一天。7月5日，这是会议的第八天，大会要审议中国代表团提交的《凯恩斯决议》的评议报告。这天的会开得特别长，记者等候在休息区内8个小时，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会后才得知，由于会场内发言代表众多，连一贯的茶休时间也被取消了，原定于5点半结束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半，进行了整整8个小时。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委员们就《凯恩斯决议》的修改，相互妥协，终于达成了一致。
中国提出修改
《凯恩斯决议》是2000年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的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