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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现今面临的“赶女人回家”，把工作机会让给男人的呼声，势必会冲击到性别权力关系中的致命点———女性经济自主的问题，特别在女人已经尝过“独立”的滋味后，再要她们走“女主内”的回头路，肯定是不现实的。
因此，眼下指望女人放下不平的情绪，试着理解男人的处境，确实不太容易，就像我偶尔会遭遇到的状况：“你做‘男性关怀’工作？管他们臭男人干啥？”虽然如此，前后七八年的工作经验积累告诉我，男性角色处境的觉知和省思关键，最终还是得靠女人激活。
女人新平权与旧特权的省思问题是，女人在争取女性应有权益的同时，能够也反省自己是否还紧抓着旧特权不放呢？因为这些都是男人的压力源哪！
曾将美国男性运动区分为六大派别的David Throop在1996年，把男性议题整理出7大类和70多个子项，其中包括不平等的负担如男人约会请客和离婚赡养费，还有不平等的判决如儿女监护权、探视权，以及男人对生育控制与堕胎的同意权等等，都意味着妇女运动为女性挣来的性别人权，曾几何时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要女性自己良心发现不容易，因为女人过去享有的弱势者福利，若非靠法律予以规范，既得利益者是永远不会自省的。
而男人又没有像样组织或社会资源足以观照这个问题，适且男性文化的惯性之一是“和女人斤斤计较有损男性尊严”，于是女人反而双重享有旧特权和新平权。
譬如，一个亿万富翁的征婚启事，让上万个年轻女孩不顾“无性经验”的开倒车条件而趋之若鹜，就多少可以看到光这“一高”（遑论三高呢！）已经打击到亿万个男人了；而“女白领金老公”一书的受欢迎，也道出女人时至今日还在找比她更强的男人；看到男人流露人性的哭泣或工作安于现状，就丢下一句“没出息”；那些多承担些家务或表现比较细腻的男人，则被称作“小男人”。
谁来“解放男人”呢？
一如前述，男性社会没有任何足以激活男性自觉甚至男性成长的机制，就算走过30多年男性运动史的美国，也多停留在史观和社会学研究范围内，一般可看到的男性成长小团体，则大多以治疗酒瘾或毒瘾为主，彼此处境相同，没有面子问题，也才比较容易打开心扉、相濡以沫，这和一般女性之间频繁互动是大大不同的。
至此可以想见，覆盖在男人社群中的种种行为现象，只有女人以曾为受害者的同理心加以理解，才能松绑桎梏了几千年的男性社群文化。“共犯结构”可能是女人不太爱听的语汇，但在女性主义论述里面都不讳言，男性也是父权体制下的牺牲品，如此倒过来推演，反正有犯行就有罪嫌，是男是女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当2004年国际妇女节一若既往，女人们仍多困在因男人而苦难的逻辑里打转的时候，殊不知瑞典男人争取长达2年的育儿权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奶爸，都标示着男人正迈向解放自己养家活口、疏远父职的旧角色，要和女人在两性分工上画出新蓝图。
建立中国式的“男性解放”
而中国女性面对“赶女人回家”的社会诉求势头上，应不是纯性别夺权的意气之争，而是大可以反转成“解放男人养家活口的压力”，谁行谁上岗，角色分工毫无优劣之分，以维持家庭和谐、幸福安乐为大前提。
那么，或许就如半个世纪前的妇女解放一般浑然天成，中国式的“男性解放”很可能自此走在国际社会的前沿，完全不需要以西方从妇女运动过渡到男性运动邈难可见的前景作借镜，因为他们这当中得进行太多的辩证与理解，包括不可避免的权利、义务的针锋相对，肯定是耗费时日。
论点乐观与否在于认知，我们没有两性长久对立的历史创伤，“妇女解放”的去性别化特性，若加以适当导引到对男性传统角色压力也能去性别化的“男性解放”，未尝不是以人为本的最佳性别教育啊！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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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身就是尊严”
南方周末 2004…03…11 15：34：11
方舟评论
□刘山鹰
“什么是宪法？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继十五大、十六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后，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将在我国宪法中明确宣示“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奠定了法理基础，使人权在我国从政治宣言上升为宪法规范，并认为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是啊，我们是人，为什么要拒绝以人为本呢？
“人本身就是尊严”，这句话出自伟大的思想家康德。在他辞世200周年的今天重温这句话，可以从中读出深刻的意蕴。
在神权社会，人们曾经“以神为本”。上帝至高至美，至仁至义，而人则是满身罪恶，至卑至贱。“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人们也曾“以君为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专制制度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即每个人都等于零。”总之，“以神为本”、“以君为本”的实质就是抹煞人、否定人、轻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当人们认识到人的时候，与此相伴的是人们认识到了人的权利；当人们要从封建专制制度下解脱出来的时候，人权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旗帜。现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继突破把计划经济当作区别姓“资”姓“社”的桎梏、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又抛弃了把人权当作资产阶级专利的旧有思维，从而高高举起了人权的大旗。
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包含着丰富的思想。首先，它要求平等地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虽然包含不同的职业、阶层、民族，但他们都是平等的，不分谁主谁次、谁先谁后、谁高谁低，都得到宪法和法律的平等保护。如果在人民群众中划分主次、先后、高低，那就必然会出现特权，必然出现歧视，那就不是以人为本。不论是公是私，不论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给予“平等保护”，这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题中之义，也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其次，它要求破除“GDP神话”，破除“官本位迷思”。本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灵长”，可现实是：人没能成为尺度，反倒是GDP成了尺度；人没能成为GDP的灵长，反倒为GDP所驱驰。
在破除“GDP神话”的同时，还要破除“绿色GDP神话”。必须看到，人们一方面在破除旧的“GDP神话”，另一方面却正在树立一个新的“绿色GDP神话”。总之，是见物不见人。“绿色GDP”虽然是比“GDP神话”进步，但在实际运作中的思路与前者同出一辙，即对领导干部的评价系统问题，其核心是官本位。
再次，它要求在领导干部中深入贯彻“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管是“GDP神话”还是“绿色GDP神话”，当它成为评价领导干部最重要评价标准的时候，它暗含的前提是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政绩，为了得到好的评价，必须追求GDP或者是绿色GDP。破除GDP或绿色GDP神话，不是否认领导干部合理的个人利益，而是希望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建立在致力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之上。
“官本位”不退场，“民本位”就上不了场。要真正实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重要的不是解决用什么来评价领导干部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主要由谁来评价领导干部的问题。
最后，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必然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何谓民主？简而言之，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不做主，何来以人为本？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民对于政府的监督。就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人民对于政府的监督必然包含对于领导干部的监督。因此，只有发展民主和法治，才能真正保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真正保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才能真正去掉蒙在人身上的尘土，让“人”这个字水落石出。正如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所说：
人之为物，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这样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不能为任何其他目的所代替，是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为其他目的服务的。
让我们重温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那句名言：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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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人类发展观大反省
南方周末 2004…03…11 15：42：03
□本报记者 李文凯
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在西方发轫以来，人类便以为自己寻到了自我发展的终极密码，随着滚滚的车轮与隆隆的机器轰鸣，一番无边无际、无限无量的乐观发展前景被反复展示。但这种乐观最终被环境问题击碎，“技术万能论”与“无限发展观”一步步沦陷。
作为一个富于潜力的专有名词，“可持续”最早是出现在19世纪关于林木的“可持续产量”的研究之中，此后关于渔业的“可持续产量”问题再次被提及。
然而最终促发人类大反思的机会，却是一系列充满死亡气息的公害事件：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宾州多诺拉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年开始的日本富士山县骨痛病事件……这些动辄令人大面积患病甚至死亡的环境事件，成为“自然界的报复”，冲击着一味掠夺自然进而破坏环境的片面发展模式。
1962年，一本读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登上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大作，并非什么惊悚小说，而是美国生物学家卡森论述杀虫剂、特别是滴滴涕对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危害的著述。此书的问世，给作者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发展必须顾及环境问题的思维，却从此根深蒂固地走进了全球政治、经济议程的中心；书中提到的“可持续性”一词，逐渐成为流行概念。
一个真理，往往需要被不断地论说，才可能在人类“致命的自负”里挤出引起注意的空间来。而这样的一种注意，自然还跟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要求“以理性质疑理性”的社会热潮紧密相关：嬉皮士、摇滚乐、同居潮……一系列要求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再“启蒙”的热浪“颠覆了世界”。
而在更为根本的“认知世界”层面上，也开始有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论理性主义者的反诘——人类的理性虽然是独一无二的禀赋，但它并不足以安排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事实上，连经济运作的进程也左右不了。
在这样的思潮下，人类可以一力主导经济前行与社会进程的认识论基础也发生了动摇。1968年，来自全球（主要是欧洲）的100多位学者、名流聚会罗马，讨论当时人类的困境与出路。聚会中，基于共同的担忧，与会者以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等人类面临的五大严重问题为研究对象，成立了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组织。4年后，这个组织发表了震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根据数学模型预言：在未来一个世纪中，人口和经济需求的增长，将导致地球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除非人类自觉限制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这一悲剧将无法避免。
报告也给出了一个激烈的解决方案：零增长。这显然有失偏激而遭诟病，以至反对者以同样的关键词撰书《没有极限的增长》进行反驳。
但这样的瑕疵不能淹没《增长的极限》的后劲，在“可持续发展”大行其道之后，这个闪耀着人类自我反省光辉的报告，被奉为了“绿色行动”的“圣经”。
1972年实在是新发展观的一个好年头，除了罗马俱乐部的经典奉献之外，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同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成立。在经过了“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概念观念的嬗变之后，联合国选择从民间机构手中接过了“可持续发展”的大旗。
1980年代初，在美国连续出版《公元2000年的地球》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两本报告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的时机已经日益成熟。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
经过4年的研究与论证，WECD于1987年提交了成果———《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被正式提出。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检讨了“唯经济发展”理念的弊端，强调需要从当代和后代两个维度谋划发展，并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调整现行的国际经济关系。及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21世纪议程》，更进一步确认和明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与内涵。
几十载的理论突破，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有了实践的收获。美、德、英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巴西等后发国家，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或行动纲领，不约而同地强调要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协调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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