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开始给每人分发点燃的香。我看看周围，想弄明白拿它怎么办。大家一个个都站起来，跟着和尚尼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绕着棺材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感到有些傻乎乎的，参加了一个对我来说毫无意思的仪式。这使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去禅宗中心的情景，当时只有我一个有着一副亚洲相貌，也只有我一个对转圈感到不耐烦，老是在想和尚什么时候来，讲经什么时候开始。但我不知道在我到之前，所有其他的人已经安静地等了二十分钟，正进入冥想状态呢。
我母亲现在正在向杜姨婆鞠躬，她把香插入香炉中，然后口中轻轻念叨“唉！唉！”另外的人也照做不误，有人哭了，那几个越南老太婆大声哀号起来。现在轮到我鞠躬了。我感到有点内疚，这种内疚感我以前也有过──当我父亲给我行洗礼的时候，我不相信我能得到拯救，当我端起圣餐的时候，我不相信葡萄酒就是基督的血，当我和其他人一起祈求出现奇迹治好我父亲的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突然，我喉头发出一阵哽咽，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慌忙想控制住，但一切都崩溃了，我的心破碎了，悲愤之情倾泻而出，我无法阻止它。
我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她透过眼泪朝我微笑。她知道这种悲伤不是为杜姨婆，而是为我父亲而发的。因为为了这声哭泣，她等了很久很久，从我父亲的葬礼那天算起，足足等了二十五年。
我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我和我母亲、弟弟坐在客厅里，等待再过半个钟头就要开始举行的祈祷仪式。我母亲正在责备我，因为我拒绝走到棺材旁去看我父亲的遗体。
“塞缪尔已经说过再见了，塞缪尔正在哭。”她说。
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
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解决。在我父亲眼中，我是完美无缺的，是他的“珍珠”，而我和我母亲总是口角不断。
我的母亲擤了一下鼻子，“什么样的女儿呀，在自己父亲面前连哭都哭不出来？”
“躺在这儿的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父亲。”我沉着脸说。
我母亲一听到这话马上跳了起来，给了我一个耳光。“太可恶了！”她喊道。我惊呆了，这是她第一次打我。
“好呀！你哭不出来，我叫你哭。”她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
“哭！哭！”她疯一般地号叫起来。但我还是坐在那儿像一块石头。
最后，我母亲意识到她干了什么，咬了一下手背，用中文咕吹了几句，然后牵着我弟弟的手，撇下我走了。
于是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怒气冲冲，同时又有一种得胜之感，尽管不知道我到底战胜了什么。也许因为我不知道，我发觉自己正向棺材走去。我喘着粗气对自己说，我是对的，错的是她。我打定主意不哭，而从未想到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但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面无血色，瘦弱不堪。他并没有平静地和上帝安息在一起，他的脸是严厉的，好像仍在弥留之际作痛苦的挣扎。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竭力想往后退，想不哭出来，以至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冲出房间，来到外面，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
打那以后，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就一直那么紧张。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我至今还不能肯定我们究竟为何要吵起来。我母亲不断提起我父亲，提起他的悲剧，但从来不提葬礼本身。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在我母亲面前哭过，也没有提起过我对我父亲的感情。
相反，我竭力要把我对他的回忆隐藏起来──他的微笑，他穿过的外套，他站在讲坛上的风采等等。但那时我没想到我回忆的只不过是照片上的形象。实际上，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他病倒的那些时候。
“珍珠，”他从病床上无力地喊我，“要我帮你做回家作业吗？”我摇摇头。“珍珠，”他从沙发上叫我，“帮我坐起来。”可我假装没听见。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梦见我父亲。在我的梦中，他总是躲在一家有着上百个房间、上百张躺满病人的病床的医院里。我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寻找他的踪影，在这过程中，我肯定看到了每一张面孔，每一种病情，经受了每一种可能发生于肉体和心灵的恐惧。每一次我看到的都不是我父亲，我的信心动摇了。
这梦还有许多种变化。事实上，前不久我还做过一次，在这个梦里，我到医院去做体检，看看多发性硬化症是否有所发展。一位医生还没作解释，就把我推进一个住着特危病人的病房中，我大喊起来，“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你必须作出解释！”我喊了又喊，喊了又喊，可是没人理睬。
就在这时我见到了他，他就坐在我前面一张肮脏的帆布床上，穿一身满是泥巴的睡衣。他是那么老，那么瘦，瘦得令人心寒。在那么多年的等待和被人漠视后，他的头发斑白了。我坐在他身边，轻声呼唤他，“爸爸？”他抬起那双孤独无力的搜索的眼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吃惊地哭了──然后他哭啊，哭啊，哭得那么高兴！──最后我高高兴兴地把他带回家来了。
杜姨婆的葬礼终于结束了。我们全都站在外面，海湾开始起风了，风钻进我们薄薄的外套，裙子也被吹得旋转起来。我的眼睛刺痛了，我感到浑身无力。
我母亲静静地站在我身旁，时不时地瞧我一眼。我明白她想和我谈谈刚才发生的事，不是为葬礼上的倒霉事，而是为我哭的问题。
“还好吧？”我母亲轻轻地问道。
“没事，”我回答道，竭力显出正常的样子，“菲力和孩子们该到了。”我母亲从毛线衣袖子中抽出一条手巾，一言不发地递给我，指指她自己的眼睛，提醒我睫毛油化开来了。
就在这时，宝宝过来了。“好家伙，这事真有点怪，”他说道，“可我想，老太太要的就是这种葬礼，她总是有点那个。”说着，他用手指敲了两下自己的脑袋。
我母亲皱了皱眉头，“什么那个？”
宝宝嬉皮笑脸地说，“你明白，嗯，与众不同的，非同寻常的──一个好老太太！”他瞧瞧我，耸耸肩。然后，脸上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态，“哇！咪咪已经在车上了，快开了，你们家去公墓吗？”
我摇摇头。我母亲吃惊地朝我看看。
宝宝走到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卡玛龙车边，咪咪溜了进去，以便他开车。“我别无选择。妈要我去当执绋人。”他伸伸手臂。“我的拿手好戏是吹号。”他拧开车上的收音机，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起来。“好了，很高兴能再见到你，珍珠。回头见，姨妈。”说着，小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海伦舅妈的声音。“珍珠！珍珠！”她摇摇摆摆地走着，一面用手巾擦着眼睛。“你们去公墓吗？过后去我家，很棒的厨房，许多好吃的东西，你妈做的年糕，我做的鸡块。玛丽和杜也在那儿。你来吧。”
“我们去不了啦。明天要上班，得开很远路的车。”
“啊，你们这些孩子呀，”她说着，双手一摊，做了个好事落空的手势，“总是那么忙！好吧，有空马上去看我，不要等我邀请。你来，我们可以聊聊。”
“行啊。”我扯了个谎。
“雯妮啊！”海伦舅妈现在大声地喊起我母亲来，尽管她们相隔只有五尺远。“你跟我们一起去公墓吧，亨利正在倒车呢。”
“珍珠要送我回家。”我母亲答道。我站在那儿，竭力想弄清楚，她干吗每次都护着我。
海伦舅妈走到我母亲身边，一脸担心的样子。她用中文很快地问道：“不去了？是不是病了？”
我不能完全听懂中文，只能听个大意。好像我母亲在说，她不想别人为她操心，没什么事，只是这儿有些不舒服──她指指胸口──因为有些什么什么事一直让她心烦。她说的什么事好像就是横幅掉下来的事，打那事发生后，她的全身就一直痛。
海伦舅妈抚抚我母亲的背。她告诉我母亲说，等什么什么东西安静下来，不再在那个地方打转的时候，她会去看杜姨婆的。然后海伦舅妈笑着跟我母亲说，杜姨婆会等她，当然会等她去看她，她别无选择。我母亲开玩笑地回了一句，说不定杜姨婆对今天发生的事已经气得要命，早已飞到什么什么地方，不想再和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家庭来往了。
她们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笑得眼泪也迸出来，气也喘不过来。
我母亲用手掩住嘴，像女学生一样格格格地笑个不停。
亨利舅舅把车开过来了，海伦舅妈爬进车子的时候，一本正经地提醒我母亲要多喝热茶。喇叭响了两声，车开走了。
“你不舒服吗？”我问我母亲。
“啊？”
“你跟海伦舅妈说你不能去公墓，因为你病了。”
“我没说病了。我只是说不想去。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把杜姨婆送上了天堂。现在该轮到你海伦舅妈来尽责，送她入土了。”
这不是她们说的话，尽管我不能肯定我听懂了她们谈话的大部分内容，但显然还有很多有关我母亲和海伦舅妈的情况是我所不知道的。
我们穿过整个城市到我母亲住的地方去。菲力说：“我希望能在周末车流高峰到来之前转上快车道回家。”
我母亲正说个不停，她告诉我宝宝快要丢掉他的那份工作了。这个消息她是在饭桌上从路易舅舅那儿听来的，而他也是从他儿子那儿听来的。她还告诉我弗兰克现在正在做保安，上的是日班，可他伤透了海伦舅妈的心，因为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和钱财都抛在格力大街的舞厅里了。
走近她屋子的时候，我母亲指指克莱门大街上的幸运超级市场，这是她经常去买杂物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亚洲市场，人们全都站在外面讨价还价，水果和蔬菜堆积如山，一包包上百斤重的大米垒在窗户边，就像巨石一样。
“豆腐，你那儿怎么卖？”我母亲问道。看得出来，她很想用这儿的好价格来压倒我，告诉我在她这儿买东西可以省下两三角钱。
可我不能用猜想来满足她。“我不知道。我从来不买豆腐。”
“噢。”她好像很失望。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了什么，“四筒卫生纸，多少钱？”
“一元六角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瞧瞧！”她说，“我这儿只要九角九分，而且是名牌。下次我给你带点来，回头你再算钱给我好了。”
我们向左转入第八大街，直奔安扎。海伦舅妈和亨利舅舅就住在下一街区，第九大街。这一带的房子看上去全一个模样，都是二十年代建造的两层楼房，区别只在于油漆的颜色，以及有没有用拉毛水泥、石棉瓦屋顶或人造花岗岩石。菲力一直把车开进我母亲的车道。她的屋子前面漆的是粉红色，这是她与一个老客户，一个油漆承包商达成特殊交易后的不幸结果。由于外墙用了凹凸不平的拉毛水泥，整个效果看上去就像粉红色的大肠倒在酸奶酪上。更妙的是，我母亲对装修的一切都不满意，唯独没提起过房子的颜色。她确实认为这颜色蛮漂亮的。
“我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她爬出车子的时候问道。
“噢，很快。”我说。
“像你对海伦舅妈说的那么快？”她说。
“是的，很快，真的。”
她停了一下，好像不相信我的话，“啊，不管怎样，下个月我就会在宝宝的婚礼上见到你了。”
“什么？下个月就举行婚礼？我怎么没听说。”
“很快啦。”我母亲说着，点点头，“我们教堂来的冯艾娜说她是从她女儿那儿听来的。咪咪在那家美容店里做头发，咪咪告诉冯艾娜的女儿，他们要赶紧结婚。冯艾娜还跟我说，兴许因为还有另外的事要办。你海伦舅妈还蒙在鼓里呢，别告诉她。”
怪不得海伦舅妈说，因为她快要死了，宝宝才赶紧要结婚。事情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不是海伦舅妈脑子里的瘤在作怪。
我母亲钻出车子，回过头来让苔莎亲她的脸，然后让克利奥亲。
我母亲并不喜欢让人亲她的脸，但她知道我们教过孩子，见菲力父母亲的时候要这么做。
“再见，外婆！”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爱你。”
“下一次你们来，”我母亲对孩子说，“我做糯米年糕给你们吃。你们还能吃到中国新年的月饼。”她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擦擦克利奥的鼻子，又拍拍苔莎的膝盖，“好吗？”
“好的！”她们齐声喊道。
我们望着母亲踏上台阶，走到前门。大家向她挥手致意。她平安地走进里面，从窗户里望着我们，我们又向她挥挥手。然后我们离开了。
“哇！”菲力叹了口气。“回家啰。”我也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周末实在过得太难了，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
“妈咪。”刚过第一个站牌，苔莎就叫道。
“怎么了，宝贝？”
“妈咪，”她悄悄说，“我想上洗手间。”
“我也要，”克利奥说，“我想尿尿，真糟糕。”
我们转回去时，我母亲已经站在外面了。
“我想追你们，可你们跑得太快了。”我刚钻出小车她就说，“我料到你一想起来就会回过来的。”苔莎和克利奥已经冲上台阶了。
“想起什么？”
“杜姨婆给你的遗物呀，还记得吗？两三天前我还提醒过你不要忘了，昨天我又说过，别忘了。忘了吧？”
“没，没。”我说，“东西在哪儿？”
“在后面，洗衣房里，”她说，“重得很哪，最好叫你丈夫来搬。”我想象得出，准是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