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衣服很漂亮──值多少钱哪？她不像有些人，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希望以后给他们一点赞美过的东西作回报。
还有，她从不发牢骚，从不使唤佣人，不像胡兰。哪怕为她做了一点点小事，她都要感谢她们。淡若哭的时候，她就主动去抱他。她用自己满口的北方土话跟他说话。文福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所有那些正经姑娘不愿谈的事情──旧日的男友啦，舞会啦，上海的夜总会啦，其中有几个她还进去干过活呢。我承认，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说话时眼珠子滴溜溜转，手舞足蹈的神态，就像演戏似的。
在和我们一起已经住了差不多两星期后，一天她告诉我，“我是个歌手，也会跳舞。总有一天，我要当个电影演员。”
我觉得她简直是在做梦。“那么你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艺名呢？”我出于客气而问道。我知道许多演员都有艺名，像胡蝶啦，梁莺啦，都是我崇拜的演员。
“现在还不知道，”她说着，笑了，“但不用我在上海时人家给起的名字。我在大世界干活那会儿，大家都叫我橡皮仙女。大世界，你知道这地方吗？”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和花生偶然听叔叔和他的朋友们在走廊里提起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有拱廊的娱乐场所，设在法租界里面，是一个专供洋人享乐的地方，对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下流、危险的地方。
叔叔说，里面全是希奇古怪的东西：畸形的男人和漂亮的姑娘一起玩游戏，动物和杂技演员一起在空中翻跟斗。各种各样过时的迷信都变成了表演。有身份的中国人是不去那儿的，叔叔指责这地方使洋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法，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抽大烟，敬鬼神，所有的姑娘在自己家里都光着上身，一面倒茶，一面唱歌跳舞。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人居然真的在那儿干过活！
敏站起来，走到房间对面，“我的表演很通俗。我出场时戴很重的头饰，披一件古式的长袍，像个仙女，我的胳膊上缀满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然后一个法国人，我的老板，就出场了。他头戴一顶圆圆的学士帽，穿一身学士装。他的眼睛眨巴着，就像洋人常常模仿中国人的那种样子，难看死了。他的脸上粘了络腮胡子，一直拖到膝盖，像老鼠尾巴似的。”
敏慢慢走到房间另一头，摸着她想象中的胡子。“呵，小妞，”
她模仿着老头的口气，“长寿的秘方在哪儿？快说出来吧。不说？那好，我要把它从你口中一点点榨出来。”
敏慢慢脱掉她想象中的长袍，先脱一个袖子再脱另一个。“我光穿紧身衣和超短裙，一直裁到这儿，膝盖以上。我的大腿和胳膊上涂了一层粉，白得像石灰。我穿一双大红拖鞋，戴一副黑手套。”她绞着双手。
这种事光想想就够吓人的。什么样的姑娘敢在洋人面前穿那么短的衣服？
“然后，那法国人就把我拖进一个魔术箱，这箱子是用木头特制的，像监狱里的笼子，有这个房间那么大。大家亲眼看见他把我的头塞进洞里，把手脚一段段切开，丢到箱子角落里。”她指指墙角。
敏坐到椅子上继续表演。“从观众席上望过来，我的脑袋、双手、双脚全露在外面。我摇摇脑袋，动动手脚，发出可怜的哭声，‘饶了我吧，求求你，别折磨我了。’然后我望望观众，请求他们，‘救救我！救救我！’我表演得很不错，我能用法语、德语、英语、p语说这话。有时观众们情绪激动起来，要那个法国人把我放了。但更多时候男人们会喊：‘快，快，让她叫呀！’
“然后一个男的挟一把小提琴上台，奏起了紧张的音乐，观众全往前靠上来了，那法国人就拉箱子旁的一根绳子，我的手脚就一段段地被拉开来了。”
敏就在房间里把手伸开来，把脚也伸开来，这样她就只有屁股还坐在椅子上。她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恐怖的神情。我也被她弄得恐怖起来了。
“我发出的尖叫声越来越响，”她轻轻地说，“小提琴的声音也越来越尖，直到我的手脚被扯到箱子的四个角落──离我的脑袋足足有十二英尺，还在痛苦地挣扎。最后，我哭着用一种嘶哑的嗓音对他说，‘我告诉你！我说了吧！’那法国人就摸摸他的胡子说，‘是什么样的？什么是长寿秘方？’”
敏闭上了眼睛，她的脑袋前后扭动着。“最后，”她用一种很慢很痛苦的声音说，“我吐出了那个字。‘慈悲！’我喊道，用p是你永远也不会有的东西！’然后我就全身瘫软，死了。”
敏闭上了眼睛，嘴张得大大的，真像一个死人。我盯住她扭曲的脸，说，“哎呀，好怕人呀。你每天晚上都得干这个？”
她突然张开眼睛，从椅子上跳起来，哈哈大笑。“不过是魔术嘛，难道你看不出来？拖鞋里的脚、手套里的手都不是我自己的。箱子后面躲着另外四个姑娘呢，她们每个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或脚，我一叫她们就动起来。明白吗？我不过是个演员，只要做做表情，张张嘴巴，发发尖叫就行了。”
我点点头，还想弄得明白一点。
“当然，我表演得很不错。每星期总有一次，观众席上要晕倒几个人。但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觉得这活儿没劲了。我尤其讨厌，最后我装死的时候，许多人又是鼓掌啦，又是欢呼啦。”
她叹了口气，“我一找到好工作就放弃了。我到‘真诚’唱歌去了──你”q道，那可是南京路上有名的大百货公司。我跟一些姑娘在露天餐厅给客人唱歌。但我才干了两个月，打仗了，炸弹落在商场里，这活也就干不成了。当时的场面我全看到了。”
敏一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她说的那些炸弹是我们自己的空军错投的。
“呵，你要是在场就好了，”敏说，“我跑到马路对面另一家百货商店门口，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从我们站的地方望过去，好几百人被炸死了，真惨哪。后来来了几个当官的，叫大家走开。‘一切都在控制中！’他们喊道，‘没炸死人！那些尸体？根本不是什么尸体──不过是男女服装嘛。’他们就是这么说的。炸弹扔下来炸死的不过是服装。”
敏转过脸来对我说，“我看到的是一回事，听到的又是一回事。
于是我心想，我该信哪个，是信耳朵呢，还是信眼睛？结果，我只好让良心来决定。我不想看到那么多尸体。最好把它想成一场错觉，就像我在大世界里表演的魔术。”
我心想，这敏姑娘倒很像我，看到的是一回事，听到的又是一回事，我们俩全凭愚蠢的良心作决断。
“等一下，”敏说，“我知道有些东西你听了都不敢相信。”然后，她快步上楼去了。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唱片。她摇起了老式唱机，由于摇得太多了，唱针一碰着唱片，音乐就飞快转起来了。她马上扭起屁股，打起响指来。“这就是我经常在唱在跳的曲子，”她说，“‘真诚’没炸掉前我就唱这曲子。”
然后她就又唱又跳，把我当作坐在台下的几百名观众。这是一首美国情歌。我马上就听出来，她的嗓音很甜，听起来好像她的心已经碎过好多次了。中国人喜欢这种唱法。她的双臂像风中的柳枝，随着乐曲而拂动，渐渐慢下来，直到乐曲中止。她的表演确实很不错。
“起来，懒鬼。”她突然说。又摇了摇唱机，给唱片翻了个面。
她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现在我来教你怎么跳探戈。”
“我不要学！”我忸怩着。可实际上我心里很想学。我看过金格·罗格斯和弗雷德·阿斯黛尔的电影。我喜欢金格扭摆身体，滑落地面，然后又翩然跃起的样子。我喜欢看她轻巧的舞步，像鸟拍翅膀似的。
但我们没那样跳。她往前走，我往后退，先跳快步，后跳慢步。
她让我把头侧到这一边，然后再侧到另一边，我又是叫呀又是笑呀。
那天下午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放那张唱片。过后她又教我另外几种舞蹈：一二三步的华尔兹、小步的狐步舞，还有蹦蹦舞。厨师和佣人全上来看我俩跳舞，鼓掌喝彩。
我也教她一些东西，怎么写名字，怎么补破洞，怎么说话得体。
实际上是她和胡兰吵了一架，过后她就要我教她学太太的风度。
胡兰问敏，在我们家做完客后她打算上哪儿去。敏马上说，“不关你的事！”整整一个晚上，胡兰连正眼也没瞧她，就当没她这个人。胡兰鼻子里还不断发出擤鼻涕的声音。我忍不住就问她，“胡兰，你闻到什么烂东西了？”
后来我就对敏说，“要是有人问你问题，你可不能说，‘不关你的事’。这种态度不好，听起来不舒服。”
“那我该怎么回答她呢？她问我的时候态度也不见得好呀。”她说。
“即便这样，下次她再问你，你就笑着说，‘这种事嘛，你就不必为我费心了。’这句话意思跟‘不关你的事’一模一样，但听上去或许更有分量。”
她把这话念叨了几遍。“嗯，这样听上去更好，”说着她就大笑起来，“我说话像个太太了。”
“还有，你笑的时候，”我说，“要用手捂住嘴，这样你的牙齿就不会露出来了。笑起来像只猢狲不好看，嘴巴里的东西全露出来了。”
她又笑了，这次把嘴捂起来了。
“至于你的艺名嘛，你当演员的时候──我想该叫金嗓子小姐。
叫起来好听，又很有教养。”她点点头。然后我就教她怎样写自己的名字。
一天，大概是在敏到我们家三四个星期后，杜阿姨路过我的房间，在门口站了好久。她问我身体好不好，我丈夫身体好不好，淡若身体好不好，于是最后我只得请她进屋来喝茶。
我们在桌边坐了很久。开头只是说些客气话，问问杜阿姨的身体，胡兰的身体，家国的身体。然后她不说话了，光是很响亮地一口一口地啜着茶。
“现在我得跟你说些事。”她突然说道，然后叹了一口气，又不说话了。
“你可真是个好人哪。”她说了句，又停下来，想一想。
“你太容易上当了。”她说着又停下了。
然后她叹道，“哎呀！”她伸出手指点点我，“你呀，太天真，天真到傻乎乎的地步了。你知道你丈夫和这位敏姑娘在干什么吗？”
我怎么能承认我早就知道这事了？我装出一脸茫然的样子。
杜阿姨又叹了口气。“看来我只得把真相告诉你了。你大天真了，小人。他们早已勾搭上了。你一出去，他就上她的床。你一睡着，他就上她的床。你一闭上眼睛，她就叉开她的大腿。现在这姑娘已经怀孕了，你还看不出来。她要他娶她做小的。她说他已经答应了。她已经跟大家都说过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你打算怎么办？等生米煮成熟饭？你是照料自己的孩子，还是照料你丈夫的小老婆的孩子？别犯傻了，小人，睁开眼睛吧！”
“你跟我讲了这些，”我说，“可我又能怎么办？我管不了我的丈夫。你知道他的为人。”
“你管不了你丈夫，但你可以管管那姑娘呀。”她把茶杯放在桌上，站起来走了，“我很后悔，不该告诉你这些。但我已经老了，有些事情再不讲就要带到棺材里去了。”
杜阿姨一走，我就寻思，这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们都盼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敏喊道：“太可耻了！不要脸的东西，滚出我的家门！”
然后我又想，这也许是件好事。敏怀孕了，我就有理由跟文福说，我得离开他，我要离婚。如果他要娶敏当小老婆，我就告诉他，你可以娶她做太太！这样大家都开心。
那天，我就计划怎样跟文福讲。我不跟他吵，也不指责他，我只要他跟我离婚。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写一张纸，就说我们结束夫妻关系。然后我就带上淡若和我剩下的陪嫁，搭上向南的火车，到海防上船，趁现在还安全尽快回上海老家去。或许这还不是什么太丢脸的事。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没人会问得这么仔细，为什么一个女人与丈夫一起出去一年，现在撇下丈夫一个人回来了。我真幸运，敏给了我一个多好的借口啊！
文福一回家，我就对他说，“我要带你去看看湖对面的风景。”
这是我们俩用的暗语，隔壁那么多耳朵在偷听。
我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我给他看了我写的声明我和他离婚的协议书。我没加解释，直截了当就说了，“我要走了。你待在这儿，和她结婚。胡兰和家国做我们的证人，在这上面签字。”我就这么说了，没大吼，没发火。
我以为他该满意了。我允许他娶她。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坐下来，看看那份离婚协议。“我不签，”他平静地说，“我不提出离婚。”他把协议书撕了，扔进身后的湖里。我明白，他这么做并不是说他还爱我，为自己干下的肮脏事而抱歉。他这样做是要我明白，究竟谁是老板。因为他在毁了我的机会后，伸出手指头指着我，用嘶哑的声音说，“什么时候我想休掉你，我会跟你讲的。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第二天早上，杜阿姨来向我道喜，告诉我敏已经走了。她听说她一大早就走了。我听到这消息真是很难受。我要追上去告诉敏，这不是我干的。我没要她走，我没恨她。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为她的离开感到难受，同时也出于自私的原因，为我失去了一次机会而感到难受。
那天下午，胡兰来告诉我她正在做的一件衣服的式样。杜阿姨谈起了流行性霍乱，难民们全都怕打防疫针，有个人为了钱代二十个人打针，结果收了别人的钱后死了。我坐在椅子上打毛衣，假装在听她说。但我实在没心思听这些闲聊。我望着留声机，然后又看见了敏的唱片。最后我高声说，“这位敏姑娘，留下了不少东西。不知她上哪儿了，想想真难受啊。”
胡兰连忙告诉我，谣言传得有多快。“张太太在菜场里说，她去了靠近铁道的那个九龙旅馆。”
第二天我在那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