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她这是在说吉利话，希望我们还能活着相见。然后她很快从自己的钱包里抽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张她自己的新娘照，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她那位飞行员丈夫穿一条黑裤子，一件白外套，打一个领结。他们穿的服装是向那个专拍西式结婚照的摄影师借的，每一对新婚夫妇都这样。
我谢谢她的照片。我觉得她很勇敢，敢一个人待在这儿，因为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和空军吵一架，要他们把她一起带走。
这时家国在喊了，“我们要走了！”接著文福也喊了，勤务兵也来催了。我们把箱子丢进敞篷的军用卡车后面，然后就跟其他人一起爬了上去。卡车的后座太高了，文福在前面拉，胡兰在后面推，才把我硬弄上去。
“快！”家国的嗓子提得更高了。我的心跳突然一下子加快了，我想要是我们逃得不够快，我们前脚走，日本人后脚就到了。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恐惧。
“快，我们走了！”现在大家都喊起来了，“快上车，别磨蹭了！”
卡车后面很快就坐了九个人，全都肘靠肘地挤在一起，只有胡兰和我是女的，此外就是我们的丈夫，两个三班的飞行员，两个军官，其中一个好像官阶高一些，还有一个老头，为挤上这车付了好多钱给司机。当然还有司机，我们都叫他“老马先生”，其实他并不老，这么叫无非是出于尊重，一路上由他负责把我们送到昆明去。
接着老马先生用他的粗嗓子骂了句，卡车发出一阵轰鸣就开动了。我们上了路，经过那些已经失去往日优雅的房子，就像我们刚离开的那幢一样，然后转入另一条路，出了西城门。
车子一路上拐了许多弯，驶过两边树木林立的小路。出城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莫愁湖。即使在冬天，它也是那么美，那么宁静，垂柳轻拂着湖岸，仿佛从黄帝时代以来，它连一片叶子都没改变。我很后悔以前没到这儿来散散步，让心灵感受一下那种永不改变的宁静。
这时我发现湖边有一个小男孩站着，虽然离我们很远，但看得出他在向我们挥手。他跳上跳下的，口中在喊着什么。我们以为他肯定是看见了飞行员的服装，把我们当作英雄来欢呼，于是我们也向他挥挥手。他开始跑起来追我们，然后跳上跳下的，举起双臂，在头顶画十字，他想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当然不能停。我们开过他身边时，他跺起双脚。然后我们看到他从岸边拾起一些石块，他把石块扔到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水波。他把双臂伸向天空，做出大爆炸的样子。“砰！”他喊道，“砰！砰！”然后这野孩子又从地上捡起石块，向我们的卡车扔来，虽然没打中我们，但我们都听清了他喊的话：“逃兵！
胆小鬼！”
我们开到了城外的长江口。有人告诉我们，一到那儿就坐船，到我们的中转站，汉口一武昌。这地方位于中国的中部，俗称“魔鬼的火炉”，因为这地方热得要命，人们开玩笑说，当地人避暑的好办法是跳进滚油锅里洗澡。当然，现在不这样了，眼下是冬天，又处在战乱中，谁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我们在船上走了好几天，也许走了一个星期。我现在记不得了，到底有多远，因为后来又换了一条船，我全给弄糊涂了。
总之，我们在汉口一武昌下了船，在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发现老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装到一辆军用卡车后面去了。
这辆车跟我们在南京坐来的那辆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轮上挂了一个大油罐。那时到昆明去只能这么办。当时没有十里路一个的加油站，没那种东西，也不是在每小时至少七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离开汉口后，我们就进了狭窄的泥路，有时是双车道的，大多是单车道的。
每小时开二十公里，因为卡车只能开这么快，所以，要是路上有日本人，他们只要跟着汽车跑，就能把我们一个个全抓出来。
第一天，我很担心我们逃得不够快。第二天，我还稍微有点担心。打那以后，我把担心全抛在了脑后。我厌倦了。我们行进在内地，远离了战争，就像是在倒退，退到另一个世界，一个很久以前，远在战前就存在着的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要的是安全。
在西往长沙的途中，我们一路上沿河经过不少溪流淙淙的村庄。
有个地方河里鱼多得要命，胡兰说，这河看上去就像那种很稠的鱼汤。
在这些贫困落后的地方，你根本想不到中国正在与外来的入侵者打仗。那儿的人看不到报纸，也不识字。不管怎么说，战争刚刚开始，这些人认为不值得为一亩地去打仗。他们没时间为别的事操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市场上的粮价，明年种子的价钱，以及要是没钱剩余他们吃什么的问题。
一路上，我们没碰到日本鬼子。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倒在路上的大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或轮胎上的一个大洞，迫使我们放慢速度，诸如此类的事。
有一次路上出现了一头猪，老马按了好几下喇叭，慢慢从它身边擦过。那猪来回兜圈子，拱着头向卡车冲来，把车看作另一头猪。哇！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可这时文福说他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他跳下车子，从挂在胸口的枪套中拔出手枪。
“别打它！”我喊道，“它马上就会走开的。”但文福没听我的。他走近那畜生，它正在围着轮胎喷鼻息呢。胡兰闭上了眼睛。家国说，“他不过是开个玩笑。”这时文福把枪瞄准了猪。我们全怔住了，就像那头猪那样，它摇着耳朵，竖起尾巴，眼睛小心地盯住文福。
忽然，一个老头从路边冲过来了，口中喊着，“原来你在这儿，你这个又臭又老的东西！”文福回过头去。只见那老头手中挥着一根小绳当鞭子。“蠢猪！”他嚷道，“到这儿来，你这个坏东西。”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都笑起来了。就在这时候，文福忽然转身朝猪开了枪。一枪就打中了它的肚子，可怜的猪尖叫起来，血哗哗地流出来了，它踉踉跄跄地走到路边，然后倒在一条沟里，四脚朝天乱蹬。
那老头的嘴咧开了，连忙跑过去看他的猪。他口中骂着，一面用鞭子抽打着地，好像那就是文福似的。“你真的是疯鬼吗？”他喊道。文福皱起了眉头，然后用枪指指老头，那个人的眼睛睁得像铜钱那么圆了。
这时家国站出来，喝道：“住手！”
文福放下枪，然后朝家国笑笑。“当然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他收起枪，从后面爬进车厢。但我看到周围的人看上去全都很紧张，那天剩下来的时间大家都一声不吭。
离开长沙不久后，我们一路经过的山坡全都开出了梯田，上面种着稻子。这就是你们美国人常常在电影上看到的中国景象──贫困的农村，人们头戴大草笠避开毒日头。不，我从来没戴过那种帽子！我是上海人。那么想就像以为旧金山人都戴着牛仔帽，骑着马那样可笑。
不管怎么说，这些地方的人都很纯朴，很老实，也很友好。白天我们在小村子里打尖，孩子们就围上来，光是盯着我们看，从来不问问题，也不碰我们的东西。空军勤务兵到小摊上买点东西给我们吃，全是当地土产，已经做好的：一碗辣的担担面啦，白菜烧肥肉啦，有一次还吃了加辣椒酱的臭豆腐，啊，真是太好吃了，我们走了两百公里，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夜幕一降临，我们赶紧找地方投宿。路上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瞌睡的司机一不小心就会把车开到田里去，就像文福把他的小车开进坟地那样。所以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停下歇息，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幸运。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一家简朴的旅馆，床收拾得很干净，还有一个公共浴室。还有一次是安顿在一所建立在山洞里的学校，或是旅馆。有时候我们在猪棚里隔了一块木板过夜。晚上那些畜生在外面对我们发牢骚，咕噜叽里地想冲进来。
我们倒没发多大牢骚。中国人都知道怎样适应环境，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大家全知道，我们的环境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你生在这个国家是你的运气，你从来不需要这样考虑问题。
一路上，我们经过各种各样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地方。这些人头上戴着肮脏的帽子，一见到汽车，就跑过来想卖东西给我们，什么烟啦，火柴啦，用铁皮罐做的茶杯啦。当他们把他们最好的食物、最上等的东西卖给我们的时候，你只能盯着浮在水泡饭上面的那两片干肉发愣，不知道是什么兽肉。
我记得我们到了一个较大的城市贵阳。我们想在那里待几天，这样部队就可以修修车，加加油什么的，到昆明还有很长很艰难的一段路哩。文福知道有句说贵阳的俗话，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那是因为这地方老是下雨，而整个城市的路面都是崎岖不平的。
建筑和街道七高八低的，就像龙的脊背，城外全是磷峋的石山，看上去像僵直不动的古人。
大家都爬出了卡车，经过一天的奔波都累坏了。老马指指马路对面的一家饭店，叫我们上那儿去吃点东西，他去找旅馆。于是我们就穿过马路。我们在饭店门口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木桶，往木桶里面一瞧，里面有许多鳗鱼，全是活的，还在游动呢！在上海，这可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这儿鳗鱼多得不得了，每天都能吃到，无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厨师把网兜伸进木桶，捞出几条活蹦乱跳的鳗鱼，跟我们打招呼，“瞧，多新鲜！”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很多，一大盘一大盘堆得高高的鳗鱼段，都有我们手指那么粗。大家都说这顿饭是我们吃过的最鲜美的一顿。所以当老马说他已经为我们找好了一家旅馆，是全城最好的，第一流的旅馆，我们满心指望能住上宫殿了！
让我告诉你吧，太可怕了，那旅馆又简陋，又肮脏。我问浴室在哪儿，他们回答，“外面。”我出去一看，没有浴室，没有厕所，连一道帘子也没有。原来他们说的外面，真的就是外面！野地里一个非常脏的地方，大家就在你的眼鼻子底下方便。我现在可以笑这个，但那时，我对自己说，我宁可不上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待在那儿，直到实在憋不住了，脸上眼泪和汗水都流下来了。真是，我等了好久才硬着头皮再走出去。
旅馆内部也一样糟。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来做垫子──沾着泥巴石子的脏稻草、旧鸡毛以及一些你连想都不愿想的东西。罩在上面的布又很薄，从来没泡过热水，针脚也没收紧，所以臭虫很容易钻进里面的稻草，就像打开的大门可以长驱直入。整个晚上，它们趁我们睡着就爬出来吸我们的血。这是真的，我发现文福的背上就有好几只。
我说，“嗨。这是什么？这儿，那儿，就像一个个小红点。”
他伸手去抓挠，然后喊道，“唉，唉！”然后跳上跳下的，拍他的背，想把奥虫抖下来。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当他终于平静下来时，我帮他把臭虫捉掉了，凡是奥虫咬过的地方，上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红点。这时文福喊道，我身上也有一个，就在我后脖子上！我跳起来，叫起来了。他笑着给我看他捉下来的臭虫，然后用指甲把它掐成两半。臭虫真的好臭呀！
第二天我听说大家都碰到了臭虫问题。吃早饭的时候，我们都开玩笑地抱怨老马找了这么个鬼地方。这时家国进了房间，告诉我们日本军队侵入了首都，南京完全沦陷了。他没跟我们说人民是否抵抗，是否得到传单上承诺的好待遇。当时还没人知道后来发生的事。
我想到了王贝蒂，她那勇敢的话。她向日本人下跪了吗？我肯定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我们没有互相交流过思想感情。大家都一声不吭。对贵阳的生活条件再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连开玩笑的心思也没有了。
离开贵阳后，坡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就进入了崇山峻岭。我和胡兰盯着车边，非常安静。一看到那些陡峭的岩石，我们就感到好像要倒下去了。路变得越来越差，每次一碰到路上的坑坑洼洼，我们就会喊出来──“哇！”然后又笑一下，赶紧掩住嘴巴。我们一直坐在后面的箱子上，随着箱子而上下颠簸，我们总想抓住什么，免得滑得太远，擦坏了屁股。
有时，老马让我到前面去和他坐一起，因为我是个孕妇。但他没说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做事从不对别人说理由。每天早上开车前，他把大家都看一下，然后朝某个人点点头，这就是说那个人可以坐到前面去了。
一路上，老马成了我们这帮人中权力最大的人，简直像皇帝似的。我们的身家性命全系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们全都知道，前面的座位就是皇帝的宝座。这个位子有靠垫，累了时，还可以朝前伸伸腿，把头搁在后面，打个盹。不像在后面，每个人都得挣扎在两英寸方圆内，膝盖碰膝盖的。走在这条山路上，我们没别的念头，只求能保住性命，有机会到前面去坐一会，另外的一切，连我们箱子里的东西也无足轻重了。
当然，每个人都有坐到前面去的理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谈这些理由，我们知道老马就在一边听着哩。一个人说他老了，又有关节炎。另一个在贵阳得了病，虽然不是传染病，但人还很虚弱。还有一个多次提到他在部队中担任要职。家国承认他是一个高级飞行员，刚提拔为机长。胡兰老是赞扬老马，说他开车反应快。文福给他几包烟，在跟他打牌时又故意让他赢。
白天，山路上非常忙碌，但不是因为汽车。那儿没小车开出来，只看到一些孩子背着沉重的米袋，或一个男人跟在他的牛车后面，或是有人在路上摆摊做生意。他们一看到我们过来，就赶紧让到山边去，让车通过，死死地盯着我们，然后望望我们的来路。
“日本鬼子马上要到这里来了。”文福朝他们开玩笑，把这些可怜的村民吓得要死。
“还有多远哪？”有个老头问。
“别担心！”家国喊道，“他只不过开开玩笑的，没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