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就像疯了似的，又是尖叫，又是哭闹。我冲进了屋子，她正抱着自己的肚子，骂他：‘你不如现在就把我们母子杀了，比慢慢饿死强多了。可我们一死，你也活不了，我们母子俩要把你从天上拉下来。’
“那飞行员听到她咒他死的话，气得不得了。他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她就倒下去了，肚子正好撞到椅子扶手上，人就滚到了地板上。这一记耳光没杀死她，椅子扶手也没有杀死她。可就在她滚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娃娃开始出来了。她尖叫着，呻吟着，像螃蟹一般地想往回爬。她对她的娃娃又哭又喊，‘别出来呀！还不到时候呀！’“飞行员和我跑过去。我撩起她的裙子，看到了娃娃的头顶，然后整个头都钻出来了，脖子上还缠着一条带子，脸铁一般青，两眼紧紧地闭着。我想把娃娃拉出来，把带子松开。我拼命拉，但那姑娘动得太厉害。飞行员对她喊道，‘躺着别动。’她抓住他的头发，不让他走。
“现在我们三个全都尖叫着哭闹着，大家都非常痛苦。娃娃把她肚子里面的东西也拉出来了，我拉孩子出来，她拉住飞行员的头发不放。后来好像我们三个都支持不住了。她往后倒去抽搐起来，在地上打滚。她全身都在发抖，拼命地吸气，又拼命地呼气，好像气不够吸。她呼出一口，又深深地吸进一口，然后，就再也没有气了。真惨哪！一个还没生出，一个已经死了。孩子的头和她的身体粘连在一起，由青转黑，然后就没气了。”
胡兰停了下来。她紧紧抓住衣角，咬紧嘴唇，我以为她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真惨哪，”我说，“你说得对，我们算是幸运的。”
但胡兰还没讲完，就哭起来了，“我至今还不知道，那个死去的娃娃是男的还是女的。”她说，“我母亲也没剖开她的肚子看一看，她不想让她女儿带着一个剖开的肚子到阴间去，也不想把一个没有头的头胎外孙送到阴间去，所以我的父母就把她，连同她那一半在外、一半还在里面的孩子一起埋了。”
胡兰望望我。“没错，”她一边说，一边哭，“她就是我姐姐，那个飞行员就是家国，他怕我姐姐的咒语，就娶了我。”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胡兰又说了，这一次，她的口气平和了一点，“我知道他娶我是为了减轻自己的恐惧感，好让她不会回来，把他的飞机从天上拉下来。但是我嫁给他是想给我姐姐报仇。当然，我父母很生气，不相信我的话。我老跟他们说，我嫁给他就是要他这一辈子不得安生，要他想到我姐，想到他作的孽。”
“可我怎么会料到家国现在成了一个好人，一个那么好的好人？
你知道这一点，你了解他的性格。他是那么后悔，那么悲伤。他待我很好，给我买好衣服，纠正我的举止，从来不嘲笑我。我怎么知道他会那么好？”
胡兰看看外面，雨还是下个不停。“有时，我还是生他的气。”
她平静地说，“可有时我转念又想，人毕竟不是他杀的。不管结不结婚，她生孩子，本来也会死的。有时我想我姐姐一定很生我的气，她腿上挂着娃娃，口里咒着我，嫁给一个本应是她丈夫的男人。”
我和胡兰就这样开始互相讲自己的秘密，又互相保密。我先给她讲了我对自己身体的无知。然后她就跟我讲了她想通过报仇获得快乐的愿望。那天下午，我还把花生的事也跟她讲了，我告诉她本来是花生嫁给文福的。
“这么说来，我们两个都及时转了运。我们好运气呀！”胡兰嚷道。我没说什么。我只跟她讲了一半的秘密，因为我不知道我究竟算不算运气。
一直等到晚上，我才把怀孕的事告诉文福。我们正准备上床，他把手伸过来了。
“现在我们得小心了，”我说，“我怀孕了。”
他皱起了眉头。就这样，开头他还不信。于是我告诉他最近我胃口不好，老感到恶心，这种种都是怀孕的征兆。但他还是一言不发。
也许文福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也没有向我表示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也许大多数男人会像公鸡似的到处走动，向大家报喜。但文福只是说了句，“真的吗，嗯？”然后就管自己脱衣服了。
突然，他向前扑过来抱住我，把嘴压在我的前额上，在我的耳边吹气。当时我以为他在告诉我，他真的很高兴，有了一个孩子。当时我真的感到我终于讨他喜欢了，我心甘情愿地要为他生一大堆孩子。
但这种感觉只持续了片刻。文福抚摸我的大腿，扯开我的衣服。
他怎么还能想这个？我轻轻把他推开，但这只能使他更加急不可耐，他想把我的两腿掰开。
我说，“现在我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我们不能再要这个了。”
当然我说这话是无知的。但他根本就不理解，根本就不同情我，他只是大笑着，叫我乡下傻丫头。
“我只不过是想弄清楚是不是儿子。”他说。然后他就把我推到床上，压在我身上。
“停下！”我说。然后我说得越来越响，“停下！停下！”文福停了下来，朝我皱起了眉头。我从来没对丈夫这么吼过，也许是因为肚里有了孩子的缘故，也许是它要我保护自己。但他一直用那种可怕的目光盯着我，于是最后我说了句，“对不起。”他一言不发，干完了我求他别干的事。
第二天，我又向胡兰说了这个隐私。我以为她会像姐妹般听我说的，于是就告诉她我丈夫有“不自然的欲望”，“阳气过足”，甚至在我告诉他我已经怀孕后，他每天晚上还要我，我很担心，很不高兴──这就是我又用我的问题来麻烦她的可怜的借口。
胡兰望望我，脸上没有表情。也许我说得太坦白了，使她大吃一惊。最后她说道，“霍！这算什么问题？你该高兴才是，你不就是这样才怀上孩子的吗？”她的口气中带点嘲讽，“这种欲望不会伤着孩子，只是对你有点不方便罢了。你干吗不让你丈夫干那事？他还要你，你该高兴！要是他对你失去了兴趣，他就到别的女人那儿去了，到那时你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不高兴哩。”
现在轮到我大吃一惊了。我本以为她会同情我，没想到反被她数落了一通。而且她还没完没了了。“你干吗把好事当坏事？”她说，“你要是认定一只菜烧得不好，当然就尝不出好味道了。”
你从来没看出海伦舅妈的这一面吧？现在你知道了，她凶起来也很凶！她只是对我那么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只有在我身上她才能露出她的这一面来。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她之所以对我那么凶，是因为她自己遇到了什么麻烦，可她又不能说，她想变得凶一点来掩饰这个。那天，她对我说了这些话以后，我当然觉得受了伤害。她使我感到渺小，一无是处。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干吗要说那些话，她心里有个秘密，只是趁机出口恶气罢了。不过这事以后再说吧。
大约一星期后，就在这个小亭子里，我才明确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
午饭后，胡兰已经睡下了。一场雷阵雨降临了，我决定一个人到那小亭子里去，给花生写封信。我写到了愉快的事情：我看到的有趣的风景，西湖上的小船，我去过的寺庙。我说也许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家，也许要再过几个月。我说我希望我们能回到上海过新年，到时候给大家看看我的小宝宝。
就在这时，我看见胡兰往亭子跑来，她的衣服全被雨水淋湿了，很不雅观地裹住她那肥胖的身子。
“他们要飞走了！已经在开拔了！”她还没进亭子就喊起来了。
陈纳德已经到了空军基地，其他从南方和北方来的中国领导人也到了。所有的飞行员集合待命。大家都在说着同一件事：没时间准备了，开拔的时刻已经到了。
我和胡兰马上回到庙里，顾不上换下湿衣服，就收拾我们丈夫的行装。我小心地把文福的干净衬衫、裤子、袜子和一条高级的新毛毯塞进箱子。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在狂跳。中国打仗了，文福会死的，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爱文福，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感到了这一点。
一辆卡车按响了喇叭，告诉我们去空军基地的时候到了。我跑到胡兰的房间里告诉她。她还没准备好，一会儿乱翻五斗橱抽屉，一会儿又乱搔头发，看上去完全昏头了，一面哭，一面自言自语：“带哪张美人照好呢？带什么护身符好呢？他老是忘的那本书放哪儿去了呢？”
到了机场，也没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丈夫要到哪儿去。但透过雨帘我们能看到蓝天白云，我们兴奋起来，骄傲起来。过了一会，有人领我们进了一个潮湿的小房间，从一扇打碎的小玻璃窗望出去，外面的一切都显得又小又危险。雨哗哗地落在狭窄的跑道上，飞行员们全站在机翼下。有人指着螺旋桨的翼板，还有人拎着箱子跑来。家国从一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手里拿着一张大图纸，也许是地图吧，地面上刮起的风吹得它上下飘动。
然后我们看到螺旋桨转动起来了，马达的吼声越来越响。我拼命忍住不看别人，不说话，免得喉咙日跳出什么不吉利的字眼，使大家遭受厄运。我觉得大家都一样，神色安静肃穆，前景无法逆料。
但是随着飞机渐渐远去，胡兰挥起手来。雨水、蒸气和烟雾全搅在一起，飞机看上去就像在一个不安的梦中向前飞行。胡兰的手臂挥动得越来越厉害，眼泪也流出来了。飞机在跑道上全速推进。胡兰像一只受伤的小鸟，激烈地疯狂地挥着手臂，仿佛她的这些努力和她的所有祝愿所有希望会直上云霄，安全地托起一架架飞机，把它们送向胜利。
当然，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听到了实际发生的情况。
第十一章 四分五裂
还记得那个同我和胡兰一起洗过澡的自以为是的姑娘吗？就是她告诉我们上海发生的事情，空军是如何飞到那儿去拯救中国的。
她早就进了饭厅，我们坐在一台收音机前。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丈夫们全都还活着的消息，此刻正在听胜利的消息。我们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
“你们收听到的，”她用一种讽刺的口气说，“全是废话。”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她，发现她的眼睛像魔鬼一样红。
然后她就跟我们讲了事情的真相。那个老是把吊扇下面的位子留给我丈夫的飞行员已经死了，那个我丈夫冲他大吼，跟他开玩笑的年轻人也死了，这位自以为是的姑娘的丈夫也被杀了。
“你们以为你们的丈夫还活着就运气吗，”她说，“你们错了。”
然后她就告诉我们，飞机是在半夜到达日本军舰云集的上海港的。他们想使日本人大吃一惊，但没想到，他们还没到，日本飞机早已在夜色的掩护下起飞了──他们早就知道中国飞机来了。所以倒是我们的飞行员大吃一惊，一下子昏了头，于是赶紧投弹。大匆忙了！从天空到地面距离太近了，结果那天晚上投下的炸弹全落到了民房和商店的屋顶上，落在电车上，炸死了成千上百的老百姓，全是中国人哪，而日本的军舰照样在海面上耀武扬威。
“你们的丈夫不是什么英雄。所有的人，那些飞行员全死了，我的丈夫也死了──比白白送死还不如。”那姑娘说完就走了。我们一声不响。
胡兰打破了沉默，生气地说，“她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发生什么事？”然后又说，她还是很开心，因为家国还活着。至少这一点是真的，她说。
你想象得出吗？她居然当着我们两人的面说她很开心，她怎么能把这么自私的想法流露出来呢？
但我没有责备胡兰的设教养。我尽量像大姐姐般地劝说她：“如果那姑娘说的是真的，我们是该想想这场悲剧。我们应该严肃点，不要光顾自己开心。”
胡兰一脸的开心相马上就消失了，她张开嘴巴，把这个想法听进去了。我想，不错，尽管她缺乏教养，还是能做到知错就改。
但她马上皱起眉头，沉下脸来。“你这种想法──我不懂。”她说。
于是我又解释了一遍。“我们一定要关心大局，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丈夫，说不定还会发生一些更糟糕的事呢。”
“哎呀，倒霉！”她叫起来，用手捂住了嘴巴，“你怎么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来败坏大家的前途呢？”
“不是不吉利的话，”我坚持说，“我只不过是说，我们得现实点。这是在打仗，我们不光要用感情，也要用理智，头脑始终要清醒。如果我们假装看不见危险，那我们又怎么能避开它？”
但胡兰不愿再听我说话。她又哭又喊，“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恶毒的字眼！这么想有什么用，坏念头只会引出坏结果。”
她就这么叫着嚷着，像疯了似的。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们的友谊正是从那时开始四分五裂的。我们之间的和谐是胡兰打破的。我告诉你，那天我才看清了胡兰的为人，她可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脓包。这女人能说出一连串刀刃般锋利的话。
“你说不幸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你说你丈夫也会死，”她吼道，“那你干吗不抓住眼前的一切及时行乐呢？”
你想象得到吗？她当着大伙的面咒我！她抛出一个只能做出错误答案的问题。她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是专门说倒霉话的人。
“我没说过这话。”我马上回答。
“你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
这又是一句谎言。“没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说要现实些，这和倒霉想法是两码事。”
“如果有五种不同的方式来看一件事，”她说着举起手，拉住大拇指，好像它就是一个烂萝卜，“你总是挑这个最坏的。”
“没这回事。我是说在战乱时期，光我们自己开心是不够的，是没用的，它阻止不了战争。”
“蒋介石说他能阻止战争。”她喊起来了，“你以为你比蒋介石更高明吗？”
胡兰和另外的女人都盯着我。没一个女人上前一步来劝我们别吵了。她们没说，“好了，好了，姐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