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公婆对她恨之入骨。但他们不能把她一脚踢出去。她还待在那儿。她能上哪儿去啊？她不能再嫁人了──谁敢要这样的女人啊？所以她至今仍住在她死去的丈夫家里。她婆婆对她很凶，他们跟她这么说，他们收留她只是为了她死后──他们希望越快越好──把她和他们的儿子葬在一起。那样的话，他就能和被那女的吸走的、现在流在那女人身上的‘阳’重新结合。”
花生拍拍我的大腿，“别这样看着我。这故事是真的。乌龟舅舅认识这家人家。兴许他还知道这女的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呢，兴许我们能找到她，兴许哪一天我们路过能看到她坐在窗口呢。不知道她长得啥模样，一个姑娘爱丈夫爱得这样深，能把他所有的活力都吸干。
你干吗老这样看我？”
“真有这种事吗？”我轻声问。
“真有这种事。”花生回答。
两个晚上后，就在我的新婚之夜，我吓坏了。当我丈夫脱光衣服时，我尖声大叫起来。如果你看到你丈夫的“鸡鸡”和你看到过的小堂兄弟们的“鸡鸡”一点也不像的话，难道你不会尖叫起来吗？难道你不会觉得他的“阳”会喷出来吗？
我承认这一点。打一开始我就不敢爱我的丈夫。当然，那时我是个傻丫头，我信了花生，一个自命不凡的姑娘的话。但如果说我是傻丫头，花生也是的，因为她信了乌龟舅舅，一个跟游在他汤里的乌龟同样迟钝的傻瓜。乌龟舅舅傻是因为他信了他的同学，那个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告发了他。谁知道那个同学相信谁呀？
大家干吗要说这些？谁知道谁该相信谁呀？我们干吗老是一开头就相信坏事呢？
后来我老是想起那姑娘，想象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我现在梦见自己正在给花生写信。
花生，我要说，你还记得五十多年前的你说的那位把她丈夫吸干的姑娘吗？昨天，我见到了她。是的，一点没错，我在美国见到了她。她的婆婆在抗战中得了伤寒病死去了。然后她就到了美国，又嫁了人，当然，是中国人。
她现在老了很多，但还是看得出，她年轻时很漂亮，比乌龟舅舅说的漂亮得多。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生活过得很幸福──一点没错，他们结婚四十年了。
他们在加州旧金山有一幢很大的房子──只要付很少的抵押金，高高的二层楼，三个房间，两个洗澡间，大得能让她的孙辈都可以搬进来住。她的孙辈们经常来看望她，共有四个──两个是她的女儿生的，两个是她的儿子生的。是的，你想得到吗，这两对子女都是一个阴气太盛的女人生出来的！
第九章 良辰美景
我是在结婚以后才认识海伦的。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和1937年那会儿已经不一样了。当时她很傻，我很天真。那一年以后，她还是傻乎乎的，而且更加固执。我却失去了我的天真，而且总是后悔我失去的天真。因为我失去的太多，我记得的也很多。而海伦呢──她只是以为她还记得。
海伦一提起往事就会说，“还记得吗，我俩那个时候可真是又年轻又漂亮。现在，瞧我，身子都粗成什么样了！”她又是笑又是叹，好像她自己是前不久才发现自己风韵不存了。然后她一面打毛衣，一面摇头微笑，回想自己，过去的时光多美好啊！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海伦时她的模样。
那是1937年春天，当时我和海伦已经一起在杭州住了差不多五个月，而我们的丈夫已经结束了他们在一所美国空军学校接受的训练，学校就坐落在这个古老城市的郊外。当时我才十九岁，以为所有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因为我和文福结婚才一个月，所以我还以为我是幸运的，我很骄傲我嫁了一个未来的英雄。当时，战争还没爆发，人人都以为我们是幸运儿，嫁给了空军飞行员，要知道当时整个中国所有的飞行员加起来也不过三四百名。
结婚那一天，我还不知道我嫁了一个刚入伍的人。我不是傻瓜，没人想到把这事告诉我。过了两三个星期，我才知道。文福告诉我，他就要到部队当飞行员去了。他说，飞行员是从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学校中挑选出来的。现在通知来了，他们将被送到杭州接受特别训练，同时还附有蒋夫人代表她丈夫蒋介石将军的祝贺。文福说，他过几天就出发。我能说什么呢？我也去。
我们到杭州后，所有的飞行员都有幸参加了陈纳德将军，那位有一个女人名字的著名将军克拉拉·歇诺特举行的宴会。当然，那时，他还没出名，甚至还不是将军。可我记得飞行员们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中国名字，“闪闹”，听起来很像“歇诺特”：“闪”，就是闪电，“闹”就是喧闹，喧闹的闪电正是飞机掠过天空时发出的声音──刹！这就是为什么要叫闪闹来教飞行员开飞机的原因。
我也参加了那个宴会，当时不知老闪闹跟飞行员们讲了怎么一句话，所有的美国教练都像牛仔一样地尖叫起来，还把帽子抛到空中。
但所有的中国飞行员还是安静地坐在那儿，只是微笑和鼓掌，直到翻译告诉他们：“闪闹说我们应该给日本人一个新的王国。”
于是所有的飞行员就议论起来，大家说闪闹不会说给日本人新的领土。那么他说的是谁的王国呢？最后，讨论了很久，争论了很久，翻译了很久，我们才明白，原来闪闹是这么说的，“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不用把日本人送回老家，而要把他们送到未来的王国去。”于是大家都大笑起来，“原来他是说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杀死！未来的王国就是地狱。”
我还记得许多类似的争论。美国人说的是一回事，我们的理解又是一回事，大家都在和别人争论不休。一开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刚到杭州郊外的训练营，听说没地方好住。第一班的飞行员和他们的家属还住在临时平房里，只能兜兜圈子散散步，在自己人中间发发牢骚。后来我们知道了其中原因，原来美国人跟他们的长官说，中国飞行员没能通过考试，还不具备上天的条件。
这么一来，第一班的飞行员就觉得他们不光输掉了一场考试，也大大地丢了整个中国的面子。许多飞行员都出身于中国显赫家庭。于是他们就抱怨他们的头儿，他们输掉考试是因为美国人只注重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什么皮鞋要擦亮呀，皮带要系紧呀，帽子要戴正呀等等。外国造的飞机都是些破烂货，当然谁也无法正常驾驶它们。这时，我丈夫所在的第二班的人嚷起来了，“别再浪费时间了，我们也要受训──为了救中国。”最后美国人同意给第一班加强训练，第二班也开始训练。但牢骚声并没有马上平息下去，因为我们还是没地方住。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状，忙于互相扯皮而无法并肩作战。不光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如此，老革命党和新革命党之间、军阀和军阀之间、土匪和土匪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也是这样──大家都吵个不停，就像太阳底下的老公鸡“喔喔”啼叫。剩下的人呢──女人和孩子、老人和穷人──就像胆小的母鸡，任凭大家把我们从一个角落赶到另一个角落。于是日本人就看准机会狐狸般溜进来，偷走了一切。
第二班的飞行员和他们的太太最后总算住进了一个地方，那儿原先是一座庙，半山腰上有和尚们种的龙井茶，这是全中国最好的茶叶。和尚们把这地方临时让出来给部队住，因为他们相信空军将拯救中国。每个中国人都相信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把日本鬼子永远赶出中国了。
大多数飞行员睡在一个公共的大房间里。但如果你已有了妻室，或者你是一个美国人，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一张狭窄的床。房间一头有个公用的厨房，还有一个没有暖气设备的浴室，里面有五只小木桶。有些美国人也来浴室洗澡，但幸亏他们一星期才来一次，一般是在周末晚上。
我们的住房不太舒服。但我们没有多大抱怨，也许是和尚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欢迎了我们。我们到的时候正当晚春季节，山上早已是茶香扑鼻。听人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那个星期是春光最明媚的时节，我们正赶上了天下最香最嫩的茶叶大丰收的时节，赶上了天下最美的西湖最美的时节，天气好像也是每天受到老天的保佑，日日晴朗。刚安下家的飞行员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他们觉得胜利已经在望了。
我们经常在黄昏时分三五成群沿着湖边漫步。一个说，“这是一年中湖水最清的时候。”另一个就会加一句，“瞧，太阳落在湖面上，水中一下子出现了两三个太阳。”第三个就会叹口气，喃喃自语，“像这样的落日，我整天看也看不厌。”
你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人没一个想到这个小小的幸运──来得正是时候──马上就要过去，也许某些不那么美好的事情就要取而代之了。
对我来说，所有这些美景就足以让我满足了。我经常一个人沿着湖边散步，我不去想过去的不幸日子，也不去想我和丈夫未来的生活。我只是观察着那些翻飞的鸟儿，它们从湖上飞起，然后轻轻地落在水面上，不惊起一丝波纹，就在那一瞬间。有时，我会欣赏一只蜘蛛在树丛中结的网，结构那么完美，上面挂着一颗颗晶亮的露珠。我不知道我以后是否能以眼下见到的结构做样子，织出一件同样花色的毛衣来。
但过了一会那些鸟儿突然互相招呼着，发出女人一般的哭声，或者蜘蛛感到了我的呼吸，缩起它的身子，飞快地爬开了。这时我就不禁忧从中来，想到我的婚姻中早已存在的问题。
我和文福在婚前没有多长时间的接触。婚后我们在婆家住了个把月。因此，说实话，我对文福母亲的脾气的了解还比对文福的了解更多一些。她教我怎样做一个她小儿子的好老婆。这个母亲宠坏了他──她教我怎样对这个可怕的人尽到自己的责任。她的话我都听了，因为我没有母亲，只有老阿婶和新阿婶，她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教育我要害怕。
这就是我婆婆教给我的：要保护我的丈夫，这样他才会保护我。
要怕他，把怕看作尊敬。要给他做一碗恰到好处的热汤，先用自己的小手指试过才能端上去。
“不要怕烫！”每当我觉得痛时她就喊道，“为自己的丈夫烫一下算得了什么？”
我相信她也是在说这种为丈夫受的痛才是真正的爱，这种爱是在夫妻之间慢慢培养起来的。我也在中国的和美国的电影中见过这种爱。一个女人总是不得不受苦，受累，哭泣，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爱。现在既然我和文福住在杭州的一个小庙里，我已经吃了很多苦，我就以为我的爱正在生长起来，以为我正在变成一个好妻子。
现在我不得不坦白地说说那种事。我觉得不应该跟你说那些事，男女方面的事。可我要是不告诉你，你就不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变，他为什么会变，所以我要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虽然也许我不能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也许说到难于启齿的部分我就不能再说下去了。这时，你就不得不自己想象一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再把它想象成坏十倍。
文福每天晚上都要我，但要的方式跟我们在他父母家住的时候不一样。那时我很怕难为情，他也很轻柔，总是用好话劝我，安慰我，我怕得厉害时，还没大声喊出来，他就停下来了。但在杭州，他说，是时候了，我该学学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老婆了。
我觉得我是要学一学，减轻我的害怕。当然，我还是很紧张，但我准备去学。
到那个庙里的小房间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
我穿了睡衣，文福光穿了条短裤。他吻我的鼻子、我的脸、我的肩膀，说我长得有多美，我使他有多快乐。然后他就附在我耳边，要我说肮脏的字眼，是有关女人身体部位的肮脏字眼──不是关于任何女人的部位，而是那些把身子出卖给外国水手的妓女的。我一听到这些字眼耳朵就生痛。我挪开身子。
“我不能说这些脏字眼。”我最后对他说。
“为什么？”他问我，然后又变得很温柔、很关心的样子。
“一个女人不能说这些。”我说着，找着理由。然后我笑了一下，想让他知道，这些事光是想一想就叫我够难为情的了。
突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变了另一个人。他很快站起来，一脸怒气，难看极了。我真有点怕。我也站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想把他扳回来。
“说！”他突然喊道。他重复说了三四个脏字眼。“说！”他又一次喊道。
我摇摇头，哭起来了。然后他又变得温柔起来，给我擦去眼泪，说他是多么关心我，他抚摸我的背和脖子，直到我被安慰和快乐弄得浑身无力。他只是在讨我喜欢，我感到快乐。我多傻呀！然后他拉我起来，脱掉我的睡衣。我全身赤裸了，他握着我的双手，真诚地望着我。
“说。”他用平静的口气说。一听到这话，我就倒在地上。但还没等我扑倒，他就拉我起来，把我像一袋米似的拖到门口。他打开门，然后把我推到庙里的走廊上，每个路过那里的人都可以看到我赤裸的样子。
我怎么办？我不能喊。要不然就会有人惊醒，出来张望，看到我。所以我只能小声地透过门缝，求他，“开门！开门！”他一声不响，一点没反应。过了几分钟，我终于求饶了，“我说。”
打那以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现在你该想象得出了，你该把这事想象得更坏一些。
有时，他叫我脱掉衣服，双手双膝着地跪在地上，好像我在求他来一次“粘在一起”的欢乐，好像我想他想得那么厉害，愿为这种恩赐付出一切代价。而他假装拒绝，说他已经厌烦了，或者说我不够漂亮，要不然就是那天我没做好妻子。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恳求，我的牙齿格格发抖，直到我真的求他让我离开这冰冷的地面。有时候，他让我赤裸着身子站在房间里，在夜半的寒气中瑟瑟发抖。他说出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