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的老家是山东，在上海的北面，是个盛产一切美味的海鲜的地方。他是个渔民的儿子，所以他对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继承父业，每天干干补渔网的粗活。他没钱读书，也没法改变他的生活。事实上，这就是大家都在过的那种生活，当然除了学者、洋人和贪官污吏以外。但有一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到他跟前，给他看一张纸。
“同志，你能给我念念这个吗？”那个拿纸的男人说。刘回答道：“对不起，我生来就是个傻瓜。”
然后那人就说，“同志，要是我在十天内教会你念这张纸，和另外你想念的一切，你说怎么样？你来开个会就知道了。”这个好人告诉刘一种新方法，怎样教工人和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方法叫“十天学会一千字法”。
在那次会上，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告诉刘，一个人只要用功，一天就能学会读写一百个字，十天就能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这样他马上就能掌握文化知识，能念一般的报纸上的新闻，能写信，做生意，把自己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当他们邀请刘参加识字班时，刘回答说，“我命不好，就肯下苦功。”
于是刘就用功学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他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还不停下来，还是继续用功，他的毅力就有这么强。他学了两千、四千，然后又到了一万。终于，他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进了复旦大学。他庆幸自己已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写工农大众的艰辛，要做他们的代言人，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要告诉他们，通过革命的思想，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新阿婶干吗说我母亲为了风流韵事而毁了自己的生活。我母亲怎么会不爱上这么一个男人呢？
我觉得刘这个人肯定长得很帅。说不定他就具备我母亲赞美她自己的那种风度：大眼睛、光皮肤、小嘴巴、脸不胖也不瘦、头发乌黑油亮。他的思想肯定很现代很开放，因为他没有征得我母亲的允许，也没有通过媒人的介绍，就向她提出了求婚。我母亲当时肯定兴奋极了──一个革命的婚姻！她马上就答应了，然后就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她母亲。
外婆冲我母亲吼道，“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那个男人！只有国家没了皇帝才会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当时我母亲就威胁说，要是不答应她嫁给刘，她就吞金自杀。实际上，那天中午，她已经绞掉了她的半只金手镯。她举起来给她母亲看，表明她不是吓唬吓唬人的，她说话是算数的。“半只金手镯哩！”新阿婶每讲到这儿，总是要加一句，“瞧她这个人好不厉害。”
当然结果我母亲没有吞下金手镯，要不，她早就死了。她只不过是假装要吞下去，她在嘴唇上画了一滴金水，然后就躺在了床上，非常安静。这时，外婆正跪在家族的神像前，在她死去的丈夫的灵位前祈祷。她请求宽恕，因为她引导她的女儿到这么坏的结局。就在这么祈祷的时候，外婆好像觉得听到了她丈夫的亡灵说，“去看看我的老朋友江少炎吧。”
于是外婆就去了。她把我母亲的事都讲给江听了，她变得怎么怎么坏啦，她威胁说要自杀啦──这都是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一个革命党！她问外公的这位老朋友，她该怎么办。
那天下午，外婆和江少炎达成了一个协议，江同意将他亡友的这位坏女儿收为二房。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心里总要想，外婆干吗不反对呢？她干吗不对那个姓江的说，“二房？干吗不让她当正房？”毕竟，正房已经死了呀。
但说不定外婆觉得她的大问题已经解决，够高兴的了。不管怎么说，她什么都答应下来了。这样，江就得到了一个漂亮女人做他的二姨太──不是当过佣人的姑娘，也不是出身下层的姑娘，而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
第二天，我母亲见到了那份契约。她跑到刘那儿，问他该怎么办。也许他们接吻了，也许他们流泪了，我一向认为我母亲是非常浪漫的。
然后刘说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然后他给她讲了一个革命党殉情的故事。
她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也是父母硬要她嫁给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老头。她对家里人说，“我想自己挑丈夫，要不我就不嫁人。”她父亲很生气，就把她锁在一间猪棚里。她每天都大喊，她决不嫁给那个老头。她就这么喊，一直喊到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当她从猪棚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安静下来了，浑身是污泥，你可以想象得到。
她母亲和舅舅们给她清洗打扮，然后把她塞进花轿里反锁起来。
雇来的六个汉子抬着她走了好远的路，从她的村庄一直到那个老头住的另外一个村庄。花轿抬到时，许多人已经在准备结婚典礼了，敲锣打鼓，大摆宴席。他们笑呀，闹呀，祝福呀，然后打开花轿门迎接新娘。欢迎！欢迎！
啊！──她已经死了，她用自己的头发做了一根绳子，系在花轿顶上，吊死了。
“所以你瞧，”刘对我母亲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更是为了你的国家。”
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能想到的一切就是那姑娘用自己的头发上吊。她以为刘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意思就是要她也走同样的路。她回家以后，不知道她能不能坚强到与命运抗争，有没有勇气为爱情献身。两天后，她到了江家，做了江的二姨太。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她嫁给了那个姓江的，他就是我的父亲，你的外公，在我出生前已经是个老头。
更糟的是，我母亲到了江家后，才发现已经有了三姨太、四姨太，甚至五姨太。佣人告诉她，大太太是得肺病死的，二姨太是自杀的。因为江没让她接替大太太的位置，于是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来顶替那个倒运的位置──顶替那个死去的二姨太的。
所以我母亲就这样成了第二个二姨太。尽管另外几个姨太太不想要我母亲的那个倒运的位置，她们还是妒忌她，使她由于地位较高一点而受折磨。她们经常这样取笑她，“哼，二姨太。老实说，你不过是第二个二姨太，只有她的一半权力。”
有时我想，我母亲最后实际上是被那些姨太太们赶走的。是她们使她的生活受尽折磨，她想要一碗稍稍特别一点的面条也要看白眼，她喜欢法国皮鞋也要受到嘲笑，她看报纸也要受到另眼看待，因为她们都是没文化的。她们妒忌她的头发，她的黑亮黑亮的头发──她们说我父亲之所以要娶她，就是因为看中了她的头发。
所以或许这就是她后来剪掉她的头发的原由。她把头发留给这些姨太太们让她们去抢。
但我后来又想：我母亲完全有能力对付这些姨太太。毕竟所有姨太太在家里除了成天发发牢骚，为鸡毛蒜皮的事明争暗斗，还能干些什么呢？这几个姨太太我都认识，叫她们三妈、四妈、五妈。她们其实不算太坏，就拿三妈来说吧，她是典型的上海人脾气，喜欢取笑那些自吹自擂的人，对什么都要指手画脚一番，结果弄得你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所以说不定实情是这样的：我母亲跑出去，回到姓刘的身边了。
当然她会这么干的，她打一开始就喜欢他。她在电影院里碰到那个男人以后失踪的，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刘。他们在商量怎么碰头，她怎么逃走，说不定她当时正在干这些事。
也许她在思考的时候也成了一个革命党。那天她把我带进城去，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上海帝国主义的罪恶，把刘教她的那些东西再教给我──哪些东西太肮脏，太甜蜜，太罕见，大悲哀了。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剪短头发的原因，她是要借此告诉我，她就像那个吊死在花轿里的姑娘，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是后来我又想，要是她和那个姓刘的私奔了，那么她肯定还活着，她会为了我而回来的。我是她的心肝呀！她会到我的学校去看我，我上的就是她上过的那所学校。她会偷偷地坐小船到岛上来，躲在矮树丛后面。她会突然跳出来说，“我来带你回去，去见我的新丈夫。”
所以我又想，她肯定已经逃走了，因为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太悲伤了。也许她发现刘也死了。她读了那张从福州路上买来的报纸，说不定她早就买了这张报纸。她读到了他被枪杀的消息，他是在教更多的农民认字的时候被枪杀的。许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被枪杀的。突如其来的悲痛使她回想起他们很久前的爱情。当我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睡着的时候，她想到了这些。她为她的失去的爱情而哭泣。在我们去买娃娃鱼的时候，她被一种内疚感压倒了，她回想起她没有坚持住不吃娃娃鱼，没能坚持反对她那门没有爱情的婚事。在回家路上我在三轮车里睡着的时候，她为自己过着舒适的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是刘所痛恨和反对的──而感到羞耻。那天晚上，当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她恨透了自己，决定马上永远地洗净自己的耻辱。
于是，她剪下了自己的头发，明确表示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成了一个地下革命党人，她的上级命令她不要露面，她无条件地服从了──那就是她为什么不回来把我带走的原因。
但我转念又想：我母亲可不是那种能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她只服从她自己的内心。也许她是因为一意孤行而失踪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她冲出大门，披头散发，不知往哪儿去。
有时我想我母亲剪掉头发可能出家当修女去了。正是她学校里的那些修女为我母亲祈祷，要她听从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了修女后，就不能随心所欲了。
有时候我又觉得，是那个死去的二姨太在搞鬼，她很妒忌我母亲，是她的阴魂回来把我母亲勾走了。
有时我又想，就像大家都在说的那样，她一下子病倒了，然后就在同一天夜里死了，现在她就埋在崇明岛上。
现在我都搞不清哪个故事是真的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她离开的。这些故事全一样，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每个故事都是那么徘恻动人。我竭力想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了，还是忘掉它吧。这就是我竭力想相信的。
可我不能这么想。我怎么忘得掉我母亲头发的颜色呢？我怎么能不希望再见到它呢？
当然在我心中，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我仍在思念她。我这辈子不知想了她多少次，永远都会这样。
在我心中有个小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个小姑娘，还只有六岁。她总是在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希望，超越理性的希望，她相信，门随时都会飞开，她母亲一定会进来。小姑娘心中的痛苦顿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现在她母亲正带着她飞举而上，翱翔在太空，欢笑，喊叫，喊叫，欢笑。“心肝，心肝！原来你在这里！”
第六章 花生的命运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我没有母亲来告诉我，该嫁谁，不该嫁谁。不像你，尽管有时母亲也帮不了女儿，不管是什么事。
还记得那位你以为离开他就活不了的男孩吗？他叫什么来着？伦迪。不记得了？他就是第一个引起你注意的那个男孩。有一次你还把他带到家里来吃饭。
我瞧见了，他一开口说话，你就笑，可你说话时，他怎么就不在意呢？你说，吃点东西吧，他没说，不，不，你先吃，你自己先吃点吧。他说，你家有啤酒吗？你当时很不好意思，你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后来我跟你说，要当心，要当心啊。你说，你在说什么呀？我说，这男人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其次才是你，说不定后来你的位置就被挪到第三、第四去了，到头来你什么也没有了。可你不信我的话，于是我说，你要是老对他说对不起，到头来你就会对不起你自己。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妈，你干吗老把事情往坏处想？”这不是把事情往坏处想！这是为我女儿着想，因为她还不会为自己着想。
后来你再也没提起过他的名字，可我知道你的心碎了。你心肠好，尽量自己弥合伤口，尽量不让我知道，所以我什么也没说，你也什么也没说。
我不会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类话，我的心也为你碎了，因为我知道好心会得到怎样的回报。我年轻的时候，心肠也很好，我不知道怎么看待文福这样的人，不知道想一想，这个男人会让我遭很多罪，这个男人会消磨我的天真无知。正是因为这个男人的缘故，我不得不老是警告我女儿，要当心，要当心。
我认识文福的时候，他已经和我的堂妹华珍好上了，她是新阿婶的女儿，我们都叫她“花生”，因为她人生得又矮又胖，活像花生壳里蹦出来的花生米。你明白吗，本该是她嫁给他的，到如今我还弄不明白，后来怎么成了我嫁给他。
那时，我住在崇明岛上的家里已经快十二年了。那些年里，我一次也没见着过我的父亲，连我被送到上海寄宿学校去的时候也没见到他。每次我回到我叔叔家，就得像个客人似的，从来不要这要那，只是等著有人想起我还需要些什么。
比方说吧，如果我需要一双新鞋子，我会一直等到有客人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到楼下去喝茶，老阿婶和新阿婶会轻松地闲聊几句，表明她们这辈子已经没什么要操劳要费心的了。我就抓住这机会让旧鞋子暴露在大家眼皮底下，我轻轻地敲敲脚，老阿婶常因此骂我，然后我就等着，让她和她的全家还有客人们都来瞧我的大脚趾伸出破洞，她的脸由白转红。
所以你瞧，我从来没觉得我是他们家里的人，可我又只认识这一家人。他们对我并不凶，真的不凶，可我知道他们不爱我，不像爱花生和我的堂兄弟那样：吃晚饭的时候，老阿婶和新阿婶会对花生说，“瞧，这是你爱吃的菜。”她们也会对那些小男孩说，“多吃点，多吃点，免得被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