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吗。白蓝说，隔壁是老头老太，老头以前是右派，都克制了一辈子了。我追问 道，那么老太呢，老太不是右派啊。白蓝说，你真烦，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就说， 这里真不一样，不像我们农药新村，全是造反派。
我们后来做爱，声音一直都很轻，而且还戴着橡胶套子。我问她，这个套子 是不是从医务室里偷出来的，她说不用偷，一抓一大把。她把橡胶套子装在一个 饭盒里。有时候她自告奋勇给我戴套，有时候让我自己套，她在一边看着。
发生关系之后，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厂里互相看到，眼神就会不一 样。我们厂里有那么几对，谈了恋爱之后，经常在厂里挎着膀子量地皮，从甲醛 车间晃到糖精车间，从司机班晃到锅炉房，十分招摇。师傅们站在窗口，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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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走过来，就会大惊小怪地说：“压路机来了。”然后对着他们品头论足。
这些待遇我都没有，一则是她不愿意跟我在工厂里压马路，二则我也觉得在 甲醛和糖精之间卿卿我我，实在是没什么可自豪的。事实上，我连中饭都不跟她 一起吃，她是干部餐，我是工人餐。我们就用眼神交流，我和她都是大眼睛，交 流起来很有美感。
只有一次，她闹牙疼。我在厂里遇到她，直接问她：“还疼吗？”这时正好
倒 B 从我们身边走过，听到这句话，就扭过头来打量我们。白蓝做出很疼的样子， 指了指腮帮子，好像讲不出话来。后来在医务室里，大肥婆不在，她对我说：“你 说话注意点，什么疼不疼的，让人误会。”我满不在乎地说：“不会误会的，只有 处女才疼。”说完这话，冷不防脸上被她抽了一下，生疼。我低头一看，她用来 抽我的竟然是一副橡胶手套！她还问我：“你疼吗？”那次我真的火了，我说， 咱们俩这么浓厚的交情，为了一句笑话，你丫竟然用妇检手套抽我！她就说：“干 净的。”
我听我奶奶讲过，男人要是被女人抽了耳光，就会连倒三年霉，唯一的办法 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这么一个敢咬老虎的女人，她准保会把耳光再抽回来， 那就抽来抽去没个完，有这种闲情，还不如躺到床上去做爱呢。倒霉就倒霉吧。 有关我和白蓝之间的事，厂里没人知道。白蓝不希望别人对着她指指点点， 我更是吃够了写诗和看胸罩的亏，再也没那么傻了。回想我刚进厂的时候，跟着 老牛逼到处招摇，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工厂生活有一条原则，隐秘之处最安全， 只要没人注意你，就能年复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太晚了，而
且运气不好，最终还是得去上三班。 其实，我和白蓝对外保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
会以什么形式来收场。她曾经问我：“要是咱们分手了，你觉得厂里哪个姑娘合 适你？”我想了想说：“我觉得劳资科的小噘嘴不错啊，以前对我很凶，现在好 多了。”白蓝说：“那姑娘有什么凶的，小丫头一个。”我说：“人家也就比你小一 岁，哪里小丫头了？”白蓝说：“找秦阿姨说合说合吧。”我说：“不行的，她是 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蓝说：“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还 在读中专。”我说：“长得跟你像吗？不像我不要。”白蓝说：“那就难了，跟我像 的，那就是电影明星了。”
现在我知道，这种调侃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暗示。在我当时看来，离别总之 是伤感的，因为伤感，所以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好像春天里绵密的细雨，用肉眼 都分辨不出雨丝，不知道该不该打伞。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样一种伤感，只能相 互暗示，用调侃来安慰自己。
那时候她还对我说：小路，很难想象你将来娶的老婆会是什么样啊，如果笨 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负死。我就说：我倒是能想象你的老公是什么样，一定很温 和，很有文化，看见流氓就逃跑的。她不无嘲笑地看着我说：“你三十岁以后， 看见流氓，大概也会跑吧。”那时候我不承认，我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剽悍，真是 太幼稚了。照白蓝的说法，我三十岁以后只能是一个啤酒肚的秃顶男人，牙齿被 香烟熏得乌黑，长期上三班会有眼袋和黑眼圈，脸色青黄，肝功能异常，骑着自 行车穿着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个穷光蛋和倒霉鬼。流氓只会欺负我，而不 会欺负她老公。
那时候在她家里做爱，我时时都能感到一种奇怪的气氛，考研的复习资料就 堆在书桌上，有时候她做完之后会随手捞过一本书，翻几页，嘴里嘀咕几句，再 把书放回去。我问她，这么复习功课，有何效率可言。她说，功课早就复习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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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了，只是惯性地再看几眼。这时我就不再说话，也顺手捞过书来看几眼。她
问我：“你的会计学得怎么样了？”我就懒洋洋地回答她：“还没开始学会计，现 在在学高等数学。”她就笑着说：“高等数学你都敢学。”我说，自从我做了钳工 和电工之后，就明白了数学的可贵之处，相反，语文是一门很操蛋的科目，数学 使人越来越聪明。语文使人越来越笨。我基础太差，所以学高等数学很累，但我 渐渐开始喜欢这门功课了。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间打开，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锁着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我发现里面有一排书架，有一台电唱机，最操蛋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张双人床！我 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还让我在小床上练双杠！”她说：“这 是我爸爸的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
后来她让我看那些书，很多小说，很多古代汉语，很多文集，都是些旧书， 散发着比房间本身更为浓重的霉味。她说：“这些都是我爸爸的书。”我说，你丫 真幸福，从小就能看那么多书。我回想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两本大书，《董存 瑞》和《茶花女》，都是残书，《董存瑞》没结尾，《茶花女》没开头。这还算运气， 要是倒过来，那他妈有多么煞风景啊。我从八岁开始就看这两本书，到了十五岁 还是看这两本书，在革命烈士和法国妓女之间徘徊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该成为 哪一种人。假如当时我也有这么多书，就不会那么困惑了。她说：“你喜欢这里 哪本书，你就拿走吧。以后别卖了就行。”
那天她还打开了电唱机，从柜子里取出一张黑胶木唱片，说这是贝多芬的克 莱采，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贵的版本。我说，不至于给我古典音乐吧。 她说这些唱片都不会给我，她要自己留着，但可以放给我听听。我想，听听古典 音乐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常年听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电唱机捣腾了一通， 喇叭里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后来音乐出来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静地听完了 克莱采。
那天我对她说，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谓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谓 的义，就是为你去打人。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分开的。但你把你爸爸的书送给我， 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义，所以我要记住一辈子。
那年冬天，我独自坐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里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个花坛 上，也是点着烟，看着自己的手指发呆。天色阴霾，后来飘下几缕雪花，落在我 脸上。我的脸被风吹得冰冷，过了许久，才感觉到雪在脸上融化成水珠。
那天，大街对面的音像店在放张楚的《姐姐》，放了一遍又一遍。我安静地 听着这首歌，等到老板切换到另一首歌时，我扔下烟头，走过去买了那盒磁带。 后来她从操场那边走过来，头发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问我：“今天夜班？”
我说：“不，今天请假。都考完了？”
“是啊。”她说，“去我家吧。” 那阵子因为临考，她不再和我做爱，也不让我去她家。我在糖精车间倒三班，
倒得天昏地暗，性欲一下子没了，也懒得去找她。到她家之后，她给我煮了两个 鸡蛋，放了点糖，让我吃下去。这是所谓补身体的办法，那阵子她自己也就吃面 条，图方便。她说我精神不振，看上去瘟头瘟脑的。我说：“大姐，我夜班下来 还没睡，我当然精神不振。”她有点失望。我说：“你是不是要做爱啊？”她说：
“呸，你还是先睡会儿吧。”我听了她的话，加上肚子里有了两个热鸡蛋衬底， 睡意当头砸来，倒在她床上就开始打呼。
我醒来时，天都黑了，搞不清自己是在哪里。我睡醒时候总是这样。后来想 起来，是在白蓝家，我躺在她的床上。她正在灯光下听录音机，声音很低，把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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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凑在那里听着。我问她：“你听什么呢？”她说：“你的磁带啊。其他歌都不好
听，就那首《姐姐》好听。”我说：“就是冲着这首歌买的，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 她说：“真好听。”
她还问我：“你衣服上是什么味道啊？像咖啡，又像烧过的炭。”我说：“这 你就不知道了，这叫甲苯，是我们车间的原料。我就是管甲苯的。那玩意的味道， 沾在毛衣上，洗都洗不掉。”她说：“还好，不难闻。”我说：“这是我唯一感到幸 运的地方。就算是个流氓，也不能浑身发臭。”
我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说过了春节就辞职，然后等录取通知，录取 了就去读研究生，这是最简单的程序。我说：“万一没录取呢？”她说：“那我也 不想干了，开春以后，新车间造好了，听说要调很多人去造糖精。”我点头说：
“确实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说：“早点辞职，把档案调到街道上，厂里就没办 法卡我档案了。”我问她，什么叫卡档案。她说就是拖着不把档案发出去，等到 开学之后，档案还没到学校，就自动取消入学资格。这种事情很普遍，单位里故 意这么干的。我说：“不会的。谁敢卡你档案，我就把他脑袋卡下来。”她笑了， 摇头说：“又来了。”我打了个呵欠说：“我说真的。”
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厂里卡她档案，而我拎着几根雷管跑到办公大楼。其实 我也不知道应该跑到哪个科室，但雷管是会说话的。然后她被送去读研究生，我 被送去坐牢。我这个行为是个十足的反社会分子，仇视一切，乃至变态。照白蓝 的说法，路小路，你还是少幻想一点这种事情，你知道哪里去买雷管吗？
她告诉我，辞职以后她要去北方，坐上长途列车，沿着京沪线到北京，再去 唐山。她一直想去唐山看看。随后她将往西到敦煌，取道格尔木进入西藏，她将 在西藏伫留，去见一个朋友，然后经过成都到上海，再返回戴城。她在一张中国 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的路线。她说：“回到戴城，应该是五月了。”
我半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她在地图上指指画画。她问我：“小路，跟 我一起去西藏？”我摇摇头说：“西藏有什么好玩的？我也请不出那么长的假， 还要去读夜大。”她觉得跟我简直没什么好多谈的，我越来越像一个上三班的工 人了，一睡醒就去上班，一下班就想睡觉，而且永远睡不够。她托着腮帮子观察 我，而我接二连三打呵欠，我不是摆谱，我确实不知道西藏有什么好玩的。后来 别人告诉我，西藏是文艺青年的圣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还给我看马原和 扎西达娃的小说，我佩服得不行，同时也感到后悔。人一辈子错过的东西太多， 也不值得为之捶胸顿足，但是，二十岁那年没有陪着她去西藏，想起来还真是很 遗憾。
她问我：“小路，你活到这么大，最害怕什么？”我说我最怕上三班，日夜 颠倒，干得我神志不清，青春痘死灰复燃，脸色好像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她说：
“那我们要是分手了，你害怕吗？”她问得很奇怪，分手了只会难过，怎么会害 怕呢。我想了想说：“起初大概会害怕吧，以后就好了。上三班会永远害怕下去。 所以还是上三班比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可怜的路小路。” 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别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想不出有什么晴朗的日子。 有一部分时间，我用来睡觉，剩下的时间就在车间里造糖精，车间里光线很差， 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离成灰色暗淡的。我就像一个生活在北极的人，据说白 夜会使人得忧郁症，性欲减退，生育率是负数。当时我就是这种情况，到了白蓝
家里，看见那张床特别亲切，倒下去就睡着了。 春节之前，厂里发了很多年货。工人都很高兴，整箱整箱地往家里搬方便面
和橙子。最喜庆的是发鱼，两尺多长的大鱼，用卡车运到厂里，发到各个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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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是有大有小。大家抽签，然后排队挑鱼。九三年春节，我还在钳工班，手气不
错，抽到第二位。当时德卵抽到第一位，结果这个傻逼学雷锋，挑了一条最小的 鱼。轮到我的时候，钳工班的师傅都瞪着我，我心里发虚，也挑了一条小鱼，只 有一尺来长。排在我后面的老牛逼占了大便宜，毫无愧色地拿了一条两尺半长的 大鱼。到了九四年春节，我很想报这个仇，结果发鱼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 上十点钟到了车间里一看，有一条九寸来长的小鱼挂在休息室里。别人告诉我， 那就是我的鱼，抽签结果我是排在最后一位。我问他们，谁他妈的替我抽的签。 他们说，别人都抽好了，剩下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抽了多 少次，把我抽到了最后一位去。
那年还发兔子，活的。厂里扩产征地，把附近农村的一大片地皮吃了下来， 那地方正好有个养兔场，养着千把只兔子。农民没地方安置兔子，干脆全都卖给 了我们厂。上千只兔子在养兔场里。无人照看，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 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难处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别人会以为闹 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