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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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权柄- 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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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纯仁忠直可靠,无偏无党;陈元凤聪明能干,与石越不契;向传范、高遵惠是值得信任的外戚……还可以再挑选一些人,派到陕西去。赵顼在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并没有意识到,除了这种种原因外,也许他内心深处,是并不愿意调换石越的。   
这一番交谈,似乎极快地拉近了母子之间的距离。他们并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深谈到下去,因为这件事已经说得够直露了,直露得简直不象是宫廷内的对话。二人巧妙的转移开了话题,由军粮的话题开始,赵顼向高太后详细地介绍着司农寺下属的研究人员们在两浙路做的各种试验:有时候他们种植了两块水稻,其中一块田中不施任何肥料,另一块田中施放猪粪,待收获之后,研究人员便可以得到结论,每斤猪粪,究竟能换来多少斤稻子……又说到契丹士兵常带的军粮“炒袋”,辽主祝贺赵顼生日的礼物中,便有这种炒米,味道并不敢恭维;从味道又聊到契丹破回纥时引进辽国的特产西瓜,司农寺已经设法从辽国引进了西瓜的种子,也许明年,在汴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有甘甜的西瓜出售……   
母子二人随意地聊着这些轻松有趣的话题,保慈宫中,不时传出畅快的欢声笑语。   
如此,一直待到在保慈宫用过午膳,赵顼才告辞离开保慈宫。他下午要在崇政殿单独召见文彦博,询问派往辽国使节的人选。离开保慈宫的那一刹那,忽然间,沉静下来的赵顼隐隐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他不觉回头望了保慈宫一眼,一只凤凰雕刻耀入眼帘。   
“凤?陈元凤?!”赵顼愣住了,“母后如何知道陈元凤的?”他不觉喃喃自语出来。   
赵顼身旁一个内侍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似乎是想说话,但又似是顾忌到什么,又收了回去。但他的表情却全部收入了赵顼眼中。赵顼心中动了一下,不动声色的踏上舆驾,离开了保慈宫。   
“道长,这一局棋,却是小王侥幸!”距玉津园不远的一座道观内,赵颢笑吟吟地向李昌济说道。二人面前,摆着一副黑白相错的棋局。   
李昌济将手中的黑子丢进小棋篓中,笑道:“是贫道输了。”   
“听说石越的夫人已经启程进京了。”赵颢似不经意地说道。   
“哦?朝中争议未定,倒先将他家眷召入京师。今上毕竟是舍不得不用石越的。”李昌济一粒一粒的捡着棋子,一面笑道。   
赵颢笑了笑,道:“道长的主意,孤已依言向太后进言。且已向太后说了,孤不过是忧心国事,不欲因此博虚名而使兄弟生嫌,故要请太后辗转白于皇兄。”   
“如此便是妥当。”李昌济淡淡地说道。   
“道长说皇兄果然会知道是孤所言么?”赵颢虽然想掩饰着自己的关切,却显得有点欲盖弥彰。他对“虚名”,绝非是不在意的。   
“自然会知道。”李昌济似笑非笑地望了赵颢一眼,缓缓说道:“陈元凤不过一大名府通判,九重之内,如何知道此人?又如何知道此人与吕惠卿交好,素与石越有心结?今上是极聪明颖悟的人,这一层如何能瞒得过他?”   
他暗暗摇了摇头,赵官家三兄弟,赵颢毕竟不如乃兄。赵顼想到这一节后,必然会询问宫中的内侍,这一段时间太后召见过什么人,那是一问可知的事情。   
“不仅皇上会知道,用不多久,事情便会传开来,汴京城是最爱传播这些流言的地方,几个月后,便是官民皆知昌王献策定计了。”   
“哎!”赵颢不胜唏嘘地叹了口气,道:“兄弟相隔,竟至于此。”   
“贫然依然是那个主意。”李昌济将最后一粒棋子放入篓中,道:“大王现在既要韬晦,亦要收名誉。求田问舍者,难济大事。大王只须事事秉着为国家社稷之心行事,凡有建明之处,皆尽量归功于人,远避浮名。只须如此这般,大王虽不欲求虚名,而盛名可致。皇上开始或有猜忌,久之,必不相疑。   
至于其余的事情,自有贫道替大王周全。“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凝望赵颢一眼,悠悠道:”若天命在大王,则如此经营,必见其效。若天命不在大王,亦可全身保家,留令名于史册。“   
已近黄昏的崇政殿显得有几分阴郁。   
此时殿中只有紧绷着脸的赵顼与跪在他面前的一个内侍,愈发的显得森然。   
“昌王?!”赵顼的脸色如同千年寒冰。   
“奴才不敢欺瞒皇上。”内侍颤颤兢兢地说道:“奴才与保慈宫的宋来要好,他亲眼所见昨日太后召见昌王,还屏开内侍宫女们说了一阵话。后来陈衍又特意吩咐他不许乱传。”   
陈衍是高太后的亲信宦官,赵顼是知道的。以面前这个内侍的身份地位,若没有证据,借给他一个胆子,也绝不敢胡乱攀诬陈衍这样的人物。因此,赵顼心里已信了八九分。“怪不得母后竟然知道一个区区大名府通判!陈元凤是吕惠卿举荐的人,母后一向看不惯吕惠卿,此番竟然举荐起陈元凤,且与范纯仁相提并论,若说没有昌王进言,绝不可能……”赵顼在心里计议着,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他这个弟弟,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谋略了?   
赵颢是他所深知的,说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恪守祖宗的法度,颂扬道德之士,这些方面的确可以称为“贤王”,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事务,无论是人事还是政务,又有哪一样是这个昌王能理得清的?   
他什么时候竟然便长进了?!   
这个建议若是太后所倡,还见不到它的妙处。若是赵颢所建明,则其中的妙处又岂止于此?他推荐的几个人选,竟然是照顾到了几乎朝中所有势力的利益!甚至连向皇后一家都没有漏过!   
幸好他还懂得不要来卖这个好!赵顼在心里冷冷地说道。   
跪在皇帝脚下的小内侍,突然间打了个寒战。   
**   
文彦博自崇政殿出来后,眼见着天色已晚,便径直出了皇城,打马回自家府第。从崇政殿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来看,文彦博猜测皇帝实际上对石越为帅之事已经基本上有了宸断。但是“将从中御”的传统在皇帝身上却始终根深蒂固的存在,虽然其表现有了一定程度的克制。由枢密会议推荐各路兵马的主帅,这倒是无可非议的。但文彦博却认为,在兵力配置、进兵路线、各路兵马的战略目标上,应当多听取陕西将帅的意见。朝廷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石越这个主帅要来何用?况且战局是变化莫测的,主帅若没有相当的决断之权,极容易殆误军机。但是当今这位皇帝,有时候却似乎是恨不得自己能率兵亲征才好。   
但愿石越能有一点独断专行的魄力。文彦博几乎是有点矛盾的想着。身为大宋枢密使,全国军队的最高长官,文彦博认为自己有责任给予前方的主帅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要说服皇帝克服他对战争指手划脚的习惯,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某一段时间,皇帝也许突然觉悟了——但过不了多久,他又会旧病复发。有人认为“将从中御”是大宋的祖宗家法,但文彦博却认为这不过是皇帝的性格使然。太宗皇帝与当今的这位皇帝,大不敬的说,都不免有点志大才疏,便格外喜欢“将从中御”,但太祖皇帝与仁宗皇帝,甚至是真宗皇帝,都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的。在位时间不长的英宗皇帝,也看不出来有这样的倾向。   
但即便如此,与皇帝的坏习惯做斗争,亦是一件相当让人困扰的事情。   
“相公,兵部尚书吴大人求见。”文彦博刚刚下马,便有家人前来禀报。“吴大人在客厅已候了小半个时辰了。”   
“知道了。”文彦博略有点奇怪,但却不动声色地吩咐道:“快带路。告诉夫人一声,留吴大人在府上用晚饭。”   
“是。”家人此着文彦博向客厅走去。未多时,便已到客厅,只见吴充正在那里正襟危坐,但双眉紧蹙,显得有点心不焉。连文彦博走近都没有发现。   
“冲卿。久候了。”文彦博一面走进客厅,一面向吴充抱拳笑道。   
吴充回过神来,忙站起来,回了一礼,如释重负地说道:“文公可回来了。”不待文彦博说话,吴充又说道:“下官亦不敢说那些虚文,实是有要事,要向文公讨教。”   
“是何要事?”文彦博亦极少见到吴充如此着急的神态。“莫非哪里闹兵变了?”说完,他自失地一哂,果真闹起兵变,吴充就会先找皇帝了。   
果然,便听吴充叹了口气,苦笑道:“比些许小兵变还要严重几分。职方司加紧文书,长安府职方司有两个不成器的小武官,私自刺杀仁多澣的使者。”   
“这是何等大事?”文彦博不以为然地笑道,“石越这点事都处分不了?”   
“这两个小武官,一个是种家的,一个是姚家的。被刺杀的使者,是文焕。”吴充只是不住地苦笑。   
“文焕?”文彦博愕然。   
“正是。文焕身受重伤,生死未卜。”吴充道,“兵部闹出这样的事来,下官亦无脸面继续做这个兵部尚书。职方司郎中至相关主官,没有一个脱得了干系。这都不用说了。只是如何处分两个犯官,却甚是棘手。在这节骨眼上,闹出这种事来!”   
“大宋自有律令!冲卿你怎的闹起糊涂来了?”文彦博一掌击在桌子上,厉声喝道。   
吴充怔了一下。   
“种家、姚家又如何?他们敢造反不成?!”文彦博沉着脸说道,“此事不诛,国家法度何存?若是姑息,祸乱更甚于藩镇。冲卿只管回府,等着诸种诸姚的谢罪表章,看看谁敢替自家子侄求情?!石越与卫尉寺亦自会有奏章递上。大宋不是晚唐,容不得武人胡作非为!”   
“只是用兵在即,恐动摇军心。是否要压一下,打完仗再处分?”吴充试探着商量道。   
文彦博望着吴充,叹道:“冲卿好糊涂!打完仗后,种姚岂有不立功之理?届时时过境迁,再诛这二人,便难了,那形同姑息!我若是石越,在长安便先行军法斩了这二人!打完仗后要查,也是查究竟背后有多少同党同谋!”   
吴充不料文彦博态度如此坚决,倒有点始料不及。若换了一个人,吴充倒要怀疑他是针对自己来的了。毕竟身为兵部尚书,吴充亦是希望能为兵部稍存体面的。此外,他亦的确认为用人之际,对于种、姚这样的将门,应当多存恩抚之心。   
但文彦博却是毫无顾忌,又道:“若非大战在即,理当穷治此案,整顿职方司。这等事情,一为之甚,绝不可再!然此时尚有用职方司之处,却是不便牵连太广。惟有先诛二犯,震慑后来,兼可安抚仁多。明日面圣,冲卿定要拿定主意!”   
文彦博说话如此咄咄逼人,吴充心里亦不免稍觉不快。虽然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是枢密使,论资历地位,的确高于自己。但是吴充也是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同样也是历三朝的老臣,并非枢密院内文彦博的下属。吴充已无恋栈之意,但他亦不免有一点私心——他希望兵部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一份完美的记录。所以从公的方面,他的确是担心这件事对伐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私的方面,他却是希望可以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急急忙忙来找文彦博商议——明日一早,这件事肯定要上报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彦博的谅解,体面的解决问题才会成为可能。   
但文彦博的态度,让吴充非常失望。他掩饰着自己的不快,含糊地回道:“下官自会谨慎。公文上说折可适亲历此事,他这两日便会到京师,或许当向他询问清楚。总之须得毋纵毋枉。”   
“折可适?”文彦博愕然道:“他去长安做甚?”   
让文彦博与吴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达了京师,几乎是同时,与他一起快马到达京师的,还有石越的奏章与种、姚二家诸将的请罪表章。在即将大举用兵之时,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赵顼感觉非常的恼怒。虽然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军机,只有极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情。但皇帝却不能不慎重处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异议者并存的地方。即便是只有枢府、兵部、卫尉寺少数机构的重要长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枢密使文彦博、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坚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与兵部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待伐夏事了,再行处置,以免动摇军心。此外,几位军队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长官,更是干脆认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张赦免二人,让二人戴罪立功。   
赵顼心中更倾向于吕公著与吴充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相信种、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际,一般来说是应当加以恩宠的。此时诛杀其家人,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子的士气,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力竭力报答皇恩。无论是先行押监,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场,都是收拢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这种手腕,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赵顼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种、姚二家诸人感激涕零的样子。   
但是,文彦博与孙固的坚决,却让他相当为难。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细读石越的奏折,根本是已经将那两个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   
所谓“藩镇之祸”,换句话说,便是武人之乱。   
当年石越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指见血的指出: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便是纪律。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   
宋朝的军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深化与变革。宋太祖钦定的军法,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则更加深化了这一理念。   
赵顼内心里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见:若能将纪律与忠诚,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则国家有能战之士而无武人之患。   
因为帝王的权术,而牺牲掉军队纪律的权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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