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让三年前的一幕重演。
我向墙上的水彩画瞥了一眼。我和莫拉。莫拉，我打临时工时照顾的小孩。我们坐在门廊里的木秋千上。
“你看怎么样？” 笛瑞儿问，指着窗户，她的手工活。她已经把查德的曲棍球衫别在了两扇窗帘之间，堵上了他们之间的缝隙。球衫上大大的“0”号正在瞪着我，象是在给我的潜意识传递着某种信息。
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希望能挡住外面的寒气，今天晚上我可得穿暖和点。谁知道呢，也许，我该给查德挂个电话，他能让我暖和起来。”她挑起眉毛，笑了。
我怀疑她是不是知道我对查德的感觉，她刚才扔下的那几颗小炸弹要把我逼疯了。
“跟你说啊，”她说，“明天你把碎玻璃收拾了，我负责修理窗子。我肯定我们能找到个人把它换了。尤其是如果我们叫警察。”她抓起皮包，开始梳理里面的内容。那是品牌的皮包，她在佛罗伦萨渡假时买的——深浅相间的棕色，印着无数个小字母F。她掏出一个配套的、也印满F的钱夹，点了几美元的零钱。“我到大堂买些脱脂可乐，一起去吗？”
“不了。我在这收拾玻璃茬。”
她耸耸肩，转动了她的厚底鞋。我看着她离开，然后从床上爬下来。温湿的棉质睡裤在大腿后面粘成了山脊状。床单，也一样湿透了，从中间的水洼升腾起酸苦的味道。这景象虽然恶心，但我却一天天地越来越习惯了，象妈妈们习惯了换尿布。尽管，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毛病，即便在小时侯。更糟糕的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笛瑞儿也不行。
我在衣柜里迅速地翻找另外一条兰色的睡裤。我拽出来一条深色牛仔，黑毛衣，两条灯心绒，一件羊毛衫，终于找到了一条。只不过是灰色的，但愿笛瑞儿别注意。
我把睡裤从腿上扒下来，踢到床底下。门后面的穿衣镜里我的映象吓了我一跳——象被漂白了的皮肤上面，点缀着鼻子，眼睛，嘴。比我平常纯净的肤色看上去浑浊。棕色的眼睛上布满了血丝。头发在肩上乱成了团儿。它们曾是那么润泽，有质感，是我所有朋友的妒忌对象。
我侧过身，目光游走，看到细窄的腰身——屁股也开始向外鼓出来了。腿，怎么也不象今年夏天穿着兰色短裤的时候那么有型了。我在想什么时候开始了这些变化，到我照镜子这一刻，这些变化又持续了多长时间？
我知道了。在我返校之前，在我做那些噩梦之前，我感觉和看上去都那么神采奕奕。
我用湿巾使劲擦了擦腿，套上灰色的睡裤，看了看房间一角的鞋架。上面就是我在梦里穿的那双黄色旅游鞋。每一只鞋都有一个装饰性的木珠，鞋带从中间穿过。木珠上刻着太极的标志，代表祥和图案——两个半弯月亮契合在一起。这是我最喜欢的旅游鞋，可是自从年初开始，我就在也没有穿过它们——因为我的噩梦。
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抽出一个锥形筒的麝香气薰香和一瓶熏衣草香水。锥形筒有我的拇指那么长，点燃的时候有男孩子般的味道。我在手指上滴了几滴橄榄油，把锥形筒的外面润湿。这混合的气味足以掩盖我在这学期一开始就制造的“花露水”味儿，幸运的是“释放夫人”并没有投诉我。
我知道我得抓紧时间了。笛瑞儿每一分钟都可能回来。我蹲到床边，拽出一把塑料袋。我每次去商店都习惯性地多拿几个，现在已经攒成“库存”了。
我扯掉弄脏了的床单，露出床垫上垫着的塑料袋。他们也湿了。我尽量把他们卷好，塞到床头柜底下，快速地又铺上几张新的。再铺新床单的时候有些麻烦。我拽好一个角，把另一端弄平整，可在弄第三个角的时候，第一个角又卷回来，皱了。
“又来了意外啦？” 笛瑞儿站在门口，怀里满是从大堂的自动售货机买来的可乐和巧克力。“我憎恨这种事。”她冲着床单点着头，我感到自己的面部僵硬了。
“最麻烦的事是把血弄干净，”她接着说，“我通常是把他们送到洗衣店。你就是为这个换床单吧？”
我点头。
“做女人的欢乐颂。”
松了口气。她还不知道。
在笛瑞儿忙着把她刚买来的东西塞入已经满满登登的小冰箱时，我把湿床单踢到床底下，用干净的床单的罩住了床垫的四个角。
“点薰香了，我闻着了，”她说，“你最近可烧了不少薰香。”
我没搭理，光着脚走到碎玻璃那。我用一把好几天都没碰过我头发的梳子当笤帚扫，用数学笔记本撮，终于把这两样东西都派了好用场，心里还有点得意。
我走到垃圾桶，倒了一半，停了。闭紧眼睛，咬牙，听见从喉咙里发出猫一样的尖叫，刺痛穿过了我的腿，穿透了脊梁，扎在我的双肩和脖子上。
我落掉了一块玻璃。抬起脚，把脚底扭上来看，一块钻石形状的玻璃支楞了出来。
“我给卫生中心挂电话。” 笛瑞儿说，“你要叫救护车吗？”
“不用，我能应付。”我跳着到了床边，仔细一看，能看到玻璃插入的地方。一个清晰的，斜向的切口。我深吸了口气，掐住露在外面的一端，猛地从脚里把玻璃拔了出来。明亮的红色，还滴着血。
“哇！” 笛瑞儿一头扎到床上，脸埋在印满了粉色的佩斯利涡纹旋花的鸭绒被里。
“我需要你到我的组合屉那，”我说，“给我拿个土豆。”
“土豆？” 笛瑞儿从床上的褶皱里瞥着我。
“求你了。”
她眼睛看着天花板，绕过我，从柜的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一只爱达荷州产的大土豆。
“切两半。那边的银盘子里应该有把塑料刀。”
“我该担心吗？”她问。
“如果你不快点儿的话。”
笛瑞儿把生土豆切开递给我。我把潮湿、白色的土豆心按在脚上，好长时间才止住了血。这是我妈妈用的祖传秘方。我在伤口上滴了几滴柠檬汁，从医药葙里拿了些绷带缠在上面。
“你真的没事呀？”她问。
“我没事。你呢？”
“我是感到有点头晕，”她说，“我给卫生中心挂电话吧。”
“为你还是为我？”我开玩笑说，“现在是凌晨二点。几个小时以后就都好了。”我爬上床，从地上拉起被子。“你知道吗，这还真有点奇怪。”
“比你和你的土豆还奇怪呀？”
“啊。”我抓过刻着笛瑞儿名字的半截蜡烛，把它塞到床头柜的抽屉里。“我在梦里也把脚割破了。”
“呵，”她说，“那是奇怪。可有时候梦是能成真的。”
我犹豫了，象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尽管我知道我应该尽早地告诉她。我必须得和什么人说说了。
《蓝色噩梦》作者：＇美＇ 劳莉·菲利亚·斯道勒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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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房间里的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是早晨四点半。我已经是醒着的了，在浏览那些被我翻了三百六十遍的过刊《豆蔻年华》，想把梦里的百合花从脑子里赶走。
去年第十二期的占星栏目中对金牛座的分析正在让我想起自己在感情生活是多么的失败。我停下来，抓起电话，“喂？”
“笛瑞儿在吗？”一个陌生的男声——庸懒的，压抑的，遥远的声音。
我瞟了她一眼。“她正睡着呢。”我说。
“叫醒她。”
“嗯……不好。但我会告诉她在一个正常的时间给你回电话。你知道的，在一个人们不睡觉的时候。我能问一下是谁在讲话吗？”
“一个朋友。”
“能具体些吗？”
他没有回答，却把电话挂了。我也挂掉了电话。
“谁呀？” 笛瑞儿咕哝着。
“一个要和你讲话的男人。”我说，“可他不告诉我他的名字。”
她笑了。
“你知道他是谁呀？”我问。
“也许吧。”她说。
“谁呀？”
“就是一个和我通过电话的一个男人。”
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来，“喂？”
这一回电话的另一端是沉默。“喂？”我重复。
“给我。” 笛瑞儿说。
我递给她。她转过身，蜷成一团，轻声地说话，所以我听不到她在讲什么。
也许是查德吧。
我看着他的球衣，被风吸在打碎了的窗户上，想象着他穿着它的样子——袖子撸到了胳膊肘，衣身非常合体，紧紧地箍住他的肩头。我突然有一种冲上去的冲动，想把自己的鼻子压在球衣上，迷失在他身体的生物信息给我带来的无尽快乐之中。但是我知道，哪怕我只是在这个半径是三英尺的圆圈里向着旧球衣挪动一个脚趾头的长度，笛瑞儿都会向我大发雷霆的。
几分钟的窃窃私语之后，笛瑞儿挂上了电话。我还在呆呆地看着那件球衣，“到底是谁呀？”我问。
“不是谁。”她咯咯地笑着说。
“不是谁？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她说。
“为什么？有什么了不得的？”
“别说了，OK？没什么了不得的。”
“好，”我说，翻过杂志里的一页洗发香波广告。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对我总是有那么多的秘密。
“查德的球衣真是派上了好用场。”她说，换了个话题。
“你怎么还留着它？”
“不知道。”她用手指卷了一缕头发，放在唇边，象一撇胡子。“它穿着很舒服，闻起来就是他—他用的令人想拥抱的古龙香水，在淋浴后他的肌肤的味道。
“你觉得你们还能和好吗？”
“自然。我们什么事儿上都那么一致。和好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钻进被里，想象着他的味道。那天，我们在希尔克莱斯特的吃馅饼比赛上大口大口地吃着樱桃派，下午我们一起去找松果——是环境科学课的一个项目——或者，是在为地球日打扫校园。我们差点儿就接吻了……然后，我们真的吻了。可不知怎么回事，尽管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的血液就已经在血管里发生了地震，我却怎么也不记得他的味道了——笛瑞儿描绘的性感的，水气蒙蒙的味道。
有人在敲门。“有人叫了房间服务吗？”
是安珀，我们在楼上的朋友。我跳着去开门，玻璃划破的地方还在刺痛。
“我一点儿也睡不着，”她说着，从我身边走进去，“然后我路过你们这儿，听见你们在喋喋不休的聊天，我想我也该凑个热闹吧。”
“我们可真幸运。” 笛瑞儿说。
“哦，我的天哪。”安珀把双臂交叉在胸前，“这儿冷得能冻住冰了。”
“我们这儿出了点意外。” 笛瑞儿指着窗户说。
“倒霉。”安珀看了一眼球衣补丁。
“安珀，现在是早上四点四十。”我说，“你怎么不睡觉？”
“饿了。你们有吃的吗？我饿死了。”她摆动着身体走到笛瑞儿的小冰箱前； 她的粉红色和绿色图案相间的羊毛睡裤也随着她在屁股上呼搭着。她做了个“讨厌”的鬼脸——卷着舌头，伸向嘴角，一只眼睛眯着，另一只向上挑起——然后拽出了一个格兰诺拉麦片棒。“那，你们怎么也起来了？”
“我们醒了，”我开始说，“是因为一个奇怪的家伙给笛瑞儿挂电话，而且她还不跟我谈这件事。”
第一部分第5节 通过电话的男人
“是谁呀？”安珀问。
“就是一个人呗，” 笛瑞儿说。
“说吧，瑞儿，你能告诉我们更多，”安珀说，“请告知。”
“没什么可告知的。只是某个和我通过电话的男人。就这样。”
“这么说，查德成为历史了？”安珀问，用染了玉黍螺兰色指甲油的手指缠绕着她的桔色头发。
“从来不是历史。”
我伸手摸堆在地上的书包，从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沓扑克。
“哦，斯泰西，”安珀说，“告诉我，你要做一个爱情魔咒。我最感兴趣了。当然这有一阵子了，如果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哦，算了。” 笛瑞儿说。
“寻点开心吧，行吗？你才十六岁，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在一个男女生比例是四比一的寄宿制学校，得利用优势，知道我什么意思吧。”
“告诉你吧，我有得是开心事，” 笛瑞儿说。
“我知道。我在男生浴室里的墙上看见了。”
“你在男生浴室里干什么？”
“写关于我自己的事。告诉男生们我还在流通中。”
“如果你在128大道的公告牌上做个广告，也许运气就更好了，” 笛瑞儿说，“离你上一次的约会，到现在，有一年了吧？”
安珀朝笛瑞儿一伸舌头，露出满嘴的麦片。“六个月，告诉你。差不多与你和查德分手有一样长的时间。天啊，你们俩象上个世纪的事了。”
“吃你的麦片吧。” 笛瑞儿说。
“得用比麦片更多的东西才能把嘴堵上。”安珀说，“听着，如果你们不做爱情魔咒的话，我就走了。我还得去染脚趾甲呢。”
我低头瞥她的脚趾甲，象是兰色的脸上缺了眼睛，笑容消失了一半，剩下了浅粉色的斑驳。结果，她从我的桌子上借走了一瓶指甲油祛除液，然后洗劫了笛瑞儿的冰箱，拿走一块斯诺克巧克力棒和两罐可乐。
这时，我肯定今晚不可能再睡了。扑克牌已经洗过了。当笛瑞儿要我算一卦时，我本来是应该，但却没有，拒绝。
我们盘着腿坐在床上，扑克牌放在我们中间，两边的床头柜上燃着深紫色蜡烛。学生守则说我们不能在寝室里点蜡烛或薰香的，但没有人将学生守则当回事。再加上，“释放夫人”通常是在大堂里听着哇哇乱响的手提电视，和电视里“非常男女”节目里的参赛者同呼吸共命运，是忙不过来注意这件事的。
“把扑克牌切成三摞，”我说，“在分第三摞时许个愿。”
“为什么点紫色的蜡烛啊？”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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