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不干，你不是也出门呀？”白雪说了一句“二伯这夹袄合身”，跟着夏天义一块出了巷子。
巷外的街道上停着手扶拖拉机，拖拉机上我坐着哩。我不嫌凉，光着膀子唱秦腔：“把你的贞节名注在匾上，晓与了后世人四海宣扬。”夏天义就说：“引生，你咋知道我要去七里沟呀？”我说：“我还知道白雪也出去呀！”我让他们都坐到拖拉机上，白雪不坐。夏天义说：“坐，你看引生像个疯子吗？”白雪就坐上来，坐在了车厢后沿。
有白雪在拖拉机上，我开得很慢。大雨把沿路冲得坑坑洼洼，却使路两边的草很绿，所有的花都开了。今天花见了我特别欣喜，蜂也来追逐我。一只蜂落在我耳朵上，嗡嗡地唱，哑巴看见了就来赶蜂，但那蜂不等他的手拍过来却掉下去死了。我说：“天义叔，这蜂乐死了！”夏天义说：“鬼话，蜂咋乐死的？”我说：“蜂一看见我光着膀子，心想这下可以叮了，一乐就乐死了！”夏天义和哑巴都笑，白雪也笑了，白雪笑是拖拉机一颠蹦出一个笑的，笑得像爆包谷颗，一个一个都是花。
到了七里沟外，白雪下了拖拉机要走了，她要走过那个沟岔地，再往东拐一个弯，再走二里地就到茶坊村的。我立即也跳下拖拉机，说：“你几时回来呀？”白雪说：“天不黑就回来吧。”我说：“那我们等着你！”一眼一眼看着她走过了那段沟岔地。哑巴催我开拖拉机，地敲车厢，夏天义一直没说话，吃他的黑卷烟。
七里沟里，果然水将那道石堰冲垮了，而且还有一股水从沟里往下流，夏天义就让我和哑巴在沟上边筑了一道土堰，把水改到了崖根。我和哑巴干活，夏天义坐在草棚门口，草棚没有倒塌，他坐了一会儿，手便又在棚门口抠地上的干土，丢进嘴里嚼起来，然后直直地盯着不远处自己的那座空坟。那棵木棍栽活了的树上，鸟巢还在，再大的雨鸟巢里不盛水，鸟夫妻却总不安分，叽叽喳喳地叫。我说：“叫啥哩，叫啥哩？几天没见，想我们啦？！”鸟夫妻还是叫，在空中飞，但不离开我们，而且落下三片羽毛。我不理了鸟夫妻，我说：“哑巴，你爷看他的坟哩！”哑巴没吭声。我说：“哑巴，你爷在想啥哩？”哑巴还是没吭声。哑巴是说不了话的，我就不和他说了，但我在那一刻里却听见夏天义在说话，他的话没有声，是在心里说的。他说的是：我不久就要住到这里了吗？我要死了，清风街会有谁能抬棺呢？这场雨使今年又少了收成，更多的劳力还要出外吗？清风街人越来越少了，草就更多了吧，树就更多了吧，要有狼了吗，有狐子了吗？我埋在了这坟里，坟上会长出些什么东西呀，是一棵树还是一丛荆棘，能不能也长一片麦子，麦穗就像那一穗麦王？人死了变成树或者荆棘或者麦子，何年何月能重到七里沟淤地呀？人活一世太短了，干不了几件事，我连一条七里沟也没治住！清风街人都往外走，不至于就走完吧，如果有一日还有人来淤七里沟，淤成了，他们坐在我的坟头上又该怎么说呢？说：以前有个夏天义，他做人是失败了，这七里沟是他的耻辱。唉，或许这坟不几年就平坦了，或许淤地这坟就彻底埋在土层下边了，以后的儿儿孙孙谁还会知道夏天义呀？！现在的孩子你问他：你爷叫啥？十个有九个都不知道的。我夏天义又不是毛主席，谁知道？鬼知道！夏天义就是这么在心里说的，说到这儿了，他站了起来，叫喊道：“引生，引生！”我说：“啥事？”夏天义说：“我要叫他们知道我的！”我说：“他们是谁？”他却不言语了，木木地向被冲垮的石堰走去，地上一踩成泥，泥粘在鞋上夏天义带不动，一提脚，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了。
远在茶坊村的那户人家丧事办得极其简单，因为到处都是泥泞，什么也不方便，乐班只吹唱了三个回合，亡人就下葬了。乐人并没有吃饭，拿了报酬后，主家又给了各人一瓶酒，白雪就提了酒急急往回赶。她走到了七里沟口，七里沟出了太阳。久雨过后的太阳从云层裂开的一条大缝里，一束一束射下来，像血水往下泼。那时候我听见了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我说：“天义叔，啥在响？”夏天义说：“啥在响？”鸟夫妻在他头上飞，像飞机一样向他头上俯冲，他站在那里，说：“啥在响？”骂起了鸟夫妻。而我一抬头看见了七里沟口的白雪，阳光是从她背面照过来的，白雪就如同墙上画着的菩萨一样，一圈一圈的光晕在闪。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白雪的身上有佛光，我丢下锨就向白雪跑去。哑巴在愤怒地吼，我不理他，我去菩萨那儿还不行吗？我向白雪跑去，脚上的泥片在身下飞溅，我想白雪一定看见我像从水面上向她去的，或者是带着火星子向她去的。白雪也真是菩萨一样的女人了，她没有动，微笑地看着我。但是，突然间，轰隆隆的一个巨响，脚下的地就桥板一样晃，还未搞清是什么回事，我就扑倒在地，扑倒在地身子还往前冲，冲出了三丈远。是什么在推我？我看见白雪也同时跌倒了。她身边并没有人，谁推倒了她？是空气。空气在平日看不见，抓不着的，现在却像是一个木橛，猛地将我从身后砸了一下，我几乎是一疙瘩泥，被用力地摔沓在地上，我喊了一声：“白雪，咋啦？”我想我没胳膊没腿了，没鼻子没眼了，是一张泥片粘在了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就是三月廿四日的灾难。三月廿四日这个数字我永远记着，清风街也永远记着。这一天，七里沟的东崖大面积地滑坡了，它事先没有一点迹象，或许在那场大暴雨中山体已经裂开，但我们全然不知道，它突然地一瞬间滑脱了，天摇地动地下来，把草棚埋没了，把夏天智的坟埋没了，把正骂着鸟夫妻的夏天义埋没了。土石堆了半个沟。清风街来了人，但仍然是没有了主要劳力，都是些老人小孩和妇女，我们刨土石一直刨了一夜，但那仅仅只刨了滑脱下来的土石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到。上善和君亭就把夏家的人都叫到了一块，商量的结果是，人肯定是死了，要刨还得刨两三天才能刨出来，就是刨出来，若再要刨出坟墓，又要三四天，不如不刨了，权当是夏天义得到了厚葬。夏家人都哭得汪洋一般，也只好这么办。但夏天义被埋在了土石堆里，土石堆将可能就在这里形成永久的崖坡，夏天义便没个具体的坟墓，那就得必须在这里竖一块碑子。决定竖碑子，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和媳妇就吵闹开了，依上善出的主意，碑子钱和竖碑子的费用各家分摊，而庆玉庆满和瞎瞎坚决反对，理由是原先分摊的是庆金负责安葬夏天义的，现在老人遇到了这事，省了多少花销，这碑子钱和竖碑子的费用还能再分摊吗？淑贞说，是省了些程序并不省花销呀，灵堂要设的吧，来吊孝的人要招待吧，如果不分摊，这碑子就不竖了！商议不到一块儿，上善气得就不管了，是夏雨主动提出来，把他给他爹准备的那块石碑先让给他二伯。石碑从西山湾石匠那儿拉了回来，也正好是县上调研的人进了清风街，他们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夏天义，当知道夏天义已经死了，就说：“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死了？！”这话很快传开来，清风街的人就不知道了调查人到底来调查什么，不敢多言语。庆金去请赵宏声给石碑上题辞，赵宏声便推托了，说：“写上‘夏天义之墓’？那太简单了。夏风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要给他爹墓前竖一个碑子的，概括一句话刻上去的。二叔英武了一辈子，他又是这么个死法，才应该给他的碑子上刻一段话的，可这话我概括不了，咱就先竖个白碑子，等着夏风回来了咱再刻字吧。”赵宏声的话也在理，那滑脱下来的土石崖前就竖起了一面白碑子。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盼着夏风回来。
2003年4月30日晚草稿完毕
2004年1月12日凌晨2点二稿完毕
2004年8月31日晚三稿完毕
2004年9月23日再改毕
后记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惟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当年兵荒匪乱的石窟，据说如今石窟里还有干尸，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飞出来，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我十九岁以前，没有走出过棣花街方圆三十里，穿草鞋，留着个盖盖头，除了上学，时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换人家的包谷和土豆，他们问：“哪里的？”我说：“棣花街的！”他们就不敢在秤上捣鬼。那时候这里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依然在商洛专区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里人从312国道上下来，在老街上参观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声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极度的贫困。那个春上，河堤上的柳树和槐树刚一生芽，就全被捋光了，泉池里石头压着的是一筐一筐煮过的树叶，在水里泡着拔涩。我和弟弟帮母亲把炒过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罗出面儿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里塞，晚上稀粪就顺了裤腿流。我家隔壁的厦子屋里，住着一个李姓的老头，他一辈子编草鞋，一双草鞋三分钱，临死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一碗包谷糁糊汤，就是没吃上，队长为他盖棺，说：“别变成饿死鬼。”塞在他怀里的仍是一颗熟红苕。全村镇没有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一开会，大场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裤。就在这一群人里谁能想到有那么多的能人呢：宽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东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门前的榆树下拉奏。中街的冬生爱唱秦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老婆都跟人去讨饭了，他仍在屋里唱，唱着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让我们一伙孩子给他剥玉米棒子或推石磨，然后他盘腿搭手坐在那里说《封神演义》，有人对照了书本，竟和书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读《易经》，他最后成了阴阳先生。百庆学绘画，拿锅黑当墨，在墙上可以画出二十四孝图。刘新春整理鼓谱。刘高富有土木设计上的本事，率领八个弟子修建了几乎全县所有的重要建筑。西街的韩姓和东街的贾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韩述绩和贾毛顺的文墨最深，毛笔字写得宽博温润，包揽了全村镇门楼上的题匾。每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戏和闹社火，演员的补贴是每人每次三斤热红苕，戏和社火去县上会演，总能拿了头名奖牌。以至于外地来镇上工作的干部，来时必有人叮咛：到棣花街了千万不敢随便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了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儿，却从来没进过医院，不是喝姜汤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愈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请神作法。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副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这一家开始盖新房，就是另一家为儿子结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晒他们做好的那些将来要穿的寿衣寿鞋了。农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给孩子结婚，为老人送终，再造一座房子，这些他们都体体面面地进行着，他们很舒心，都把邓小平的像贴在墙上，给他上香和磕头。我的那些昔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