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Ｏ愀劾贤芬桓鲈赂�4000元钱，支付她住房的房租。她是这样开销这4000元钱的：支付小龙房费800元，钟点工300元，小龙每月生活费用1000元，她省吃俭用多少能存上一点钱。随着小龙一天天康复，小妮渐渐稳定了情绪，开始冷静地思考面临的严峻现实。她祈祷小龙早日康复，将小龙送回他的家乡，自己瞒着小龙继续在深圳让人包养，至少租房和请钟点工的钱是省下来了，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再回到家乡，两人一起开间小小的杂货铺，她想，这样也是可以养活两个人的。可是，小龙继右腿被截肢之后，右腿神经系统患上了莫名其妙的换肢痛症。这种噬咬神经的痛楚，是将那天晚上飞车碾腿的一刹那巨痛永久地烙印在心里，再一遍遍地经典回放，痛楚就如此一点一点地折磨着年轻的小龙。
一天24小时的早痛晚痛，那种撕扯神经的疼痛无时不在，更无从逃避。小龙多次想自杀，每次都因为小妮的眼泪与欢颜而放弃。大量的药品与日常开销，需要不少的钱，小妮却都能拿得出来，这让小龙很是迷惑。
一日下午，小妮照料完小龙后回到出租屋，打扫收拾房间，准备香港老人回来过夜。
突然，有人猛烈地捶门，像是发了疯一样气急败坏。小妮贴近门上猫眼洞口，从里边向外探望。出租屋的水泥台阶上，站着架起拐杖的小龙，正在猛烈地用手捶门。“他在哪？”小龙一进门就问。
小妮知道小龙找的是谁，低垂着头，坦白地说：“在香港。”“你，你真的不是东西……”小龙沉着脸，架着拐杖围着小妮艰难地走了一圈。
小妮无言难对满脸羞，呆呆地跌坐在沙发椅里，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像一具干缩的木乃伊。
“你这个婊子，不要脸的骚精，天哪！我实在忍受不了呀……”小龙举起拐杖，恨不得一棍下去结束小妮的性命。
小妮蓦地从沙发椅中弹了起来，两臂使劲乱挥，大声嚷嚷着：“你，你好，你真行，汽车跑了，你躺在地上，我哪有钱啊？我就是那天晚上才呼的这个香港老头的嘛，他还给你出了4000元钱呢！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钱哪……”“我要回家了！”一阵宣泄过后，小龙就像暴雨洗过的天空，显得异常平静。
小妮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结局。在这场令小妮无法言说的三角戏中，只有小龙让她心疼，牵肠挂肚。“你不许走！”小妮急了。
“我不走，我留在这里，看着属于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上床，我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从他那儿骗来的钱！”暴风雨再次猛袭过来，小龙像是要随时扑上去的样子。
小妮让步了：“等着我，等我从他那儿搞点钱来，我们一同回家……”
“绝不可能！”小龙拖长声音说。然后，头也不回地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
一个星期后，小妮突发“反应性精神病”，首次入住康宁医院。但是，像是要逃避什么，此后，无论如何发病，她都绝口不提小龙的名字。 追问男人采访二奶是艰难的，访问“二奶”背后的男人难上加难。我所卧底的这个村里“二奶”们的“老公”，80％是货柜车司机，全部是港人。他们除了像一般港人那样爱面子、虚荣心重，很难对外人敞开心扉外，更重要的是，包养“二奶”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没有谁会对外广播个人风流史。
在长达两个月的隐性采访中，我努力地与“二奶”们厮混，也尝试着和她们背后的男人交往。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费尽心机，仍然很少能跟他们打上交道。一则因为他们在“行宫”、“外室”的时间原本不多，大多如蜻蜓点水，来去匆匆。二则是“二奶”们十分珍惜“老公”回家的短暂时光，钟意两人世界，我也不便过多打扰。事实上，我和他们交流的时间以及程度都相当有限。
所幸的是，60天中，我还是结识了阿妹的男人阿松和阿艳的男人王瑶。在与“二奶”们的交往中，我也或多或少地打听到她们另一半的零星信息。我试图归纳出他们的一些真实心态，供读者朋友参考：
一、寻求的是性，但又不仅仅是性，也为了另一种结果。由于几千年中国男子纳妾留下来的恶习，中国人跟西欧人在性心理上截然不同。在性关系方面，法国男人追寻的是性快乐，一夜情的刺激，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中国男人一直以婚姻为本，以家庭为本，多数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即便是在外有了女人，也尽力将这个女人弄得跟老婆差不多，在外的那个窝也力求弄得像家中一样完美。
一般说来，这样的男人可以将性、婚姻与爱分开，所以，包养二奶对于他们来说，不会有什么心理上的自责、难堪和负担。据我了解，村中包养“二奶”的港人在香港的婚姻大多一般，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如果“二奶”是“苍蝇”的话，也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吧。幸福美满的婚姻中，男人大多不会想到包养“二奶”。再说，一对夫妻结合十多年，不少人的感情日渐平淡，这时，想换口味的港人便开始盯上了内地女孩子。
二、寻找的是“红颜知己”，港人眼中的“二奶”，大多温顺、贤良与宽容。
在村中，我曾见到过两三个美艳动人的女子，听说她们曾经做过“鸡”，也许是有了体验和比较的缘故吧，她们的“二奶”生涯并不久长。她们也许觉得由固定一个男人包养不如自己“单干”能够迅速致富，很快便搬迁走了。说实话，大多数“二奶”的姿色为中上水平。当然，也有长相庸常之辈，如阿灿。
由于个体男人的口味各不相同，对“二奶”的外貌与体形、肤色要求不一。港人对“二奶”们在“软件”上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温顺、贤良、宽容、能干、疼人。但是，她们是不是真的温顺与能干？这就像自己的鞋合不合脚，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港人很能干，但也很脆弱。频繁往来粤港两地的货柜车司机，在人地生疏的深圳或者珠三角等地，辛劳之余，打拼之中，希望“红颜知己”在他们单调繁重的生活杯子里加一点浪漫的咖啡，得到女人的关爱、疼惜、慰藉。三、为了验证自己的财力与精力。
对于那些包养“二奶”的港客来说，人届中年一觉醒来后，青春早已不再。当深港两地交流愈加顺畅，当他们开车长期往返，目光越来越多地投注在遍地可拾的内地女孩身上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他们手中的钱竟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某种鲜活的东西，那是已经逝去的年轻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某些东西：男人的尊严、青春的活力以及情欲的刺激。四、对生命暮年的恐惧。
在村中，这样的景致是屡见不鲜的，年届七旬的老人搂着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散步，老人的牙早掉光了，步履蹒跚，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我还听闻一位78岁的老人，拿着香港子女所给的养老费用，跑到这个村子包养了一位“二奶”，把有病的发妻扔在香港不管不顾。
对于这类老人来说，他们对暮年晚景心存恐惧。他们通过与年轻女性身心的交往，努力寻找已经逝去的岁月。在人生黄昏中，老树缠嫩枝，奋力挣扎一回。
可悲的是，在深圳，许多女孩子从来就不和爷爷或者父亲外出散步、逛街、消费，因为，她们害怕世俗的眼光把父女、爷孙的天伦之乐误认为是“老少恋”！ 追问女人
3月8日，新世纪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10）
傍晚6时30分，我躺在阿妹家沙发上闲聊，准备一同去她家楼下的鸡煲店吃饭，过“妇女节”。忽然，她家门铃响了，阿妹趴到阳台上往下看，喜鹊般喳喳叫，告诉我她“老公”阿松回来了。我像以往一样起身告辞，阿妹拽着我的手，邀我与他俩共进晚餐。这个阿松，衣冠不整，看上去有四十三四岁，瘦得仿佛三根丝线就能吊上天，热情好客，听阿妹扯谎说我是她的老乡，就约我去潮州食馆吃饭。
他的普通话讲得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得多，人也善谈，就在番薯粥的清香和我的“引导”下，他毫不掩饰地吐出他的悲哀身世———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我原来不是干司机这一行的。1970年，我去一家珠宝行当学徒。三年学徒期满后，我一人出来单干，打理一家小小的珠宝铺，招了五六位工人，生意还算不错。5年后，一个学徒失手将别人的翡翠弄破了，我被人告上法庭，赔付对方30多万。我一气之下，将珠宝铺当了，在家中歇了3年。那时，有个朋友是开货柜车的，常往来大陆与香港之间，深圳特区刚刚开放口岸，货柜车的生意好做。在朋友的鼓动下，我就转了行。
我在一家运输公司干了三年，之后花了26万多港币，买了一辆二手货柜车。因为挂的是香港牌，不能过境，接的单就很少。不是我不想过境，而是手续太过繁琐。一个香港的货柜车要想省钱过境，有一个办法，就是挂湖北、湖南等内地运输公司的车牌。一个过境车牌15万，可以包你5年自由出入边境。但是，每月还要交证件费等费用一共8000元。你想想，世道这么艰难，我每个月只赚万把块钱，何时才能收得回这笔钱？我只得将车停在香港，根本不敢开到这边来。
生意不好，老婆也跟我离心离德，已经分居多年。我干脆住在深圳，图个清静。现在，每天早晨从村口打车去罗湖口岸要花25元人民币，再花33元港币买香港地铁票，每天一个来回就要100多元，每月是3000多元，再加上租房900元，几样加在一起，已是4000多元。假如租住香港元朗一带的便宜房子，就租我家那么大的一室一厅吧，起码也要4000元港币。两者相比较，虽然看起来一样，但香港动一动就要花钱，尤其是老朋友总叫我去赌马或赌波（赌足球），我都怕了，就过来深圳生活。在深圳生活，我发现，这里的女孩子真多啊！物以稀为贵，女人多了不值钱。我几个同事先后在这边包养了二奶。说起夫妻制度，我爸爸就有三个老婆，那是上一辈的遗风。我在深圳过的是单身生活，不想找伴，离婚、结婚很麻烦。但是，总有人不停地给我作介绍。我想，有伴总比孤独好，何况费用不高，两个人的开销跟一个人的差不多，就同意！
二奶现象，香港也有啊！就是在美国也有，都没有这边这样集中，这么多而奇特。香港人说，香港拣垃圾的人都在这里包二奶啦！
住我隔壁的那个女孩子，不知道阿妹跟你说过没有？她被香港老船工包养。她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像这样没有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女孩子，我敢打赌她出门找工作，每月就是800元钱都赚不到。假如她赚得到这些钱，我倒愿意每月贴她200元。前几天，她跟阿妹说，想跟香港老人生孩子，连我都吓了一跳。她也不想一想，他已经60多岁了，万一不测，她和小孩怎么办？现在干什么都要钱哪！这些内地女孩子连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说到危机感，我就生阿妹的气！送她两次去学电脑，交了几百元，她一点都学不进去。她说要去学美容，学费要5000多元，我又没有多余的钱。
“骗子！”就在阿松像个女人一般唠叨许久之后，阿妹突然凑近我耳边嘟囔着说：“他有钱赌马每月花几千元，怎么就没钱让我学美容？说来说去，对我没有责任感。”
阿妹这后一句有意提高音量，让阿松听见。阿松听了，脸色有些不自然，只顾讪讪地笑，埋头吃素，稍后，继续跟我聊天———阿妹总叫我给她一个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还有什么未来？我都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没有赚到钱，一切都是空的，我能许诺什么？
“虚伪！”阿妹又附在我的耳边骂了一句，扭动着肥硕的屁股，上肢一摇一摇地上洗手间了。她一离开，阿松口气也大起来：“不走，即便跟着我挨穷，我也总归不会亏待她。她要走，我也不拦她。我是不会赶她走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嘛。我不是那种男人，对女人说丢就丢，但是，责任心是要以金钱为基础的。不管怎么说，对阿妹来说，需要改变，她太懒了……”“什么？”阿妹从洗手间出来，阿松将话题引向我：“有空再聊吧？你现在做哪行？”
他猜测我打了一份正常工，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力，当我有鼻子有眼地诉说被人“抛弃”的“悲惨”经历以后，他惊讶莫名地说：“没想到，像你这种素质的人，都被人包养过，唉，深圳的好女孩子真是不多了！” 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外对包二奶之类的重婚现象，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就在我入住“二奶”村之后，2001年4月28日，备受关注的《婚姻法修正草案》，获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通过，正在实施中。我们期待，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包二奶”问题。当然，光有法律还是不够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我卧底××村的日子里，见证了底层“二奶”们的众生相。可以说，这是我新闻采访14年以来所报道的最庞大和最能危及千家万户“堡垒”的群体。她们为了寻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作出了另类努力，这份努力我总觉得有一种自虐式的悲剧意味。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职业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触动。我隐居村中，关闭手机。我害怕接报社打来的电话时稍有闪失就可能暴露自己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沟通，融入她们的生活，我和她们聊天，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们作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一些“二奶”开始猜测我的身份。
3月1日，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电话，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心中多少有些莫名的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就打这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