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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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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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外的是几名从各矿临时外调来的人员,当蒙面人冲他们砸石头时,几个受不了这种窝囊气的汉子,捡起石头一一扔还过去,一边口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道:咋的啦?以为这是打便宜哩,老子又没招你,没惹你,你会砸石头难道老子不会,操你妈的——! 
  好在也只是少数几条粗鲁汉子,被工作人员及时喊断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整个打砸过程之中,除以上几名外调人员,全部公安干警、民兵、机具司机,始终保持着清醒、冷静、忍耐、理智的态度,均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使那些不断砸石头的蒙面人和络绎不绝涌入现场的群众,无一人受到损伤。两起间隔很短的打砸事件,加上几名外调人员的擅自出手,也为后来组建秀水镇人自己的子弟联防队就此埋下了契机和伏笔。 
  不断被打砸却又不能还手,致使部分干警、民兵、机具手情绪渐趋激愤,便连部分领导也开始不太冷静,有点生秀水镇占地户的气,既然领了钱签了字,为什么还要如此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兼之秀水镇群众从四面八方,不断涌入梁山,下午2点左右,聚集达1000人左右,还在汹汹然地继续涌入。最让人担心的是有54名中小学生进入现场,且被群众有意安置在场地外围,也就是最前边。如果冲突不幸发生,首当其冲的是这些孩子们的生命安全。 
  据称,当时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刘隆,及时安排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动员学生和家长尽快撤离,刘隆副县长还亲自挨家挨户到学生家里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可惜却未能完全奏效。 
  我问冯永群众为什么会这样?冯永说,“这还用说吗?秀水镇是个上万人的大村子,村里人不是沾亲就是带故,那些在施工场地逗留的人,和村里的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有自己的血亲、近亲、远亲,还有朋友什么的,这些人能不急着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当然,也有不少人干脆就是跑来看热闹的。几小时就陆续聚集了千把人,滞留在场地里不肯走。” 
  针对以上种种情况和迹象,我们的和书记和连三元县长以及在现场和不在现场的李豪副书记、宁开荣副县长等几位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紧急进行磋商,为稳定大局计,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计,为确保群众大大小小之生命之安全着想,决定马上撤出场地四周情绪已经有些不稳的全部干警和民兵,以免个别人等,感情冲动,偶一不慎,酿成血案。 
  我感慨说:“你们县委、县政府确实不是说嘴的,这心里真是装的有老百姓,要是换个别的什么县、市,再碰上这么伙刁顽任性死打乱缠的群众,恐怕是早就动了真怒,仰天叫板:啊呀呀,这还有没有王法?你是人,我是人,大家都是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心都是肉长的,为何你打得我,我就打不得你?你们一回一回地打砸,我们一回一回地忍让,你老百姓打砸在先,已经触犯刑律,我这里严阵以待有上千名持有警具、武器的训练有素的武警和民兵,收拾你200多个砸石头的小小蒙面人,还不是小菜一碟?众位儿郎听吾令,忍字头上一把刀,情到难堪不再忍,众儿郎,给我杀!杀!杀!捉!捉!捉!”   
  7。 滞后的政策和万恶的金钱(2)   
  冯永沉凝一笑:“要那么一来,就和河北定州一个样,会变成一桩惊天血案,恐怕比河北定州死的人还要多得多!那就闹坏了,就算桃电二期能够勉强开工,压而不服,无穷隐患和不安定因素也埋下祸根,老是有人出来闹事,天天寻衅,时时滋扰,你啥也建不成!” 
  我问冯永:“这阵势,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真有策划者和组织者?” 
  冯永摇头:“大家也是猜测,说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组织者和策划者?可是后来据我多方面的了解,这不都快过去两年了,组织者和策划者肯定是没有的。放焰火也是群众之间的约定,要是梁山上有事就放焰火弹通知。虽然大家都费尽心机去做了工作,并且也让96%的群众在合同上签了字,可群众的思想其实还是不通,那100万元的诱惑对群众简直是太大了,大家还是相信那位电厂领导的话。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一挑事,就又来劲了。组织者策划者没有,可别有用心的人肯定有,比方说以前有的村干部被上级免掉,心里不满,还有谁谁谁平时对谁谁谁有意见,借这个空空挑挑事,乘机挟私报复,也是有的。可是他没有别的什么更坏的目的。秀水镇这个地方贫富悬殊大,穷人多,能人也不少,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地想多打闹几个钱。有些人遇事不出头,哄那些脑子不够数的二百五往前冲,真出了事他们连个屁也不敢放,都是自扫门前雪的把式,能成个啥组织?如果非要找个组织者和策划者,依我说,那肯定是滞后的土地政策和万恶的金钱,政策是个幕后策划者,金钱是个公开的组织者。” 
  说到这里,冯永笑道:“呵,只是开个玩笑!” 
  我想,难道真是一句玩笑话吗?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不断地加速度,而有些相关政策却没有与时俱进,上层建筑领域与经济基础的不相适应,相关政策与相关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的无法配套,不胜枚举。土地政策只是一例,由于政策滞后而引发的种种矛盾、冲突、对抗,这些年来难道还发生得少吗?这种政策滞后在政治、经济、教育、环境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甚至已经严重到了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程度。为什么不能防微杜渐地让国家现行政策尽可能超前地走在各个领域的前边,引领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地前行?为什么总是要等到出现一系列问题才开始着手修正失误,甚至出现问题也不修正?任凭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威严是够威严,但失去的又是什么?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啊! 
  削足适履无疑是一种迂腐,而破履适足则是更加的愚蠢,既不能为适应错误的客体而牺牲正确的主体,也不能为把鞋子穿到肿胀的双脚上而不惜把鞋子撑破。正确的做法是首先消肿自己的双脚并着手改造不合适的鞋子,量脚缝鞋,互相适应,这是最好的中庸之道。 
  秀水镇事件虽然发生在基层,根源却在土地政策的泥古不化,时代发展而政策依旧。因政策滞后而在全国各地引发的类似秀水镇事件,简直数不胜数。这无疑给我们的基层执政者平添了数不清的麻烦,而解决这些麻烦却不是他们的权力所能及的。 
  这样的政策玩笑,在我们中国,再也开不起了啊!   
  8。 逼出个成大集团(1)   
  几个通体疲惫满腹心事面带愁容的国家公职人员,郁闷地坐在那里,一边喝着那种味道苦涩的原产于遥远的异国他乡的饮品,一边讨论着更加苦涩也更加现实的植根于本县本土的问题。 
  山西的地面下究竟埋的有多少煤?把侏罗纪、石炭纪、白垩纪、寒武纪所有储量全部算上,究竟还能开采多久呢?有关资料称,1997年全国煤田预测,山西省煤炭资源探明储量2661。7亿吨,占煤炭资源总储量的8。57%。省内含煤面积达6万多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积的近40%,目前全省生产在建占用煤炭资源800多亿吨,已开采动用300亿吨,剩有保有储量为1500亿吨。按照现有经济技术条件,预计还可开采一二百年。中国甚或世界正在大规模开采的是浅层煤,深层煤依照现有经济和技术力量不仅中国人负担不起,就是西方国家也负担不起。而白家庄矿和轩岗煤矿的煤炭资源已经枯竭,大同侏罗纪优质煤也只够开采十几年,而阳泉煤炭可开采量也仅能够维持30至40年……桃峰县煤又能维持多久呢? 
  伴生的是不可再生资源严重的浪费与破坏,回采率低下,造成采一半撂一半,水资源严重破坏,煤层和气共生、伴生资源每年有将近20亿吨被浪费掉。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山西省在能源基地建设的20年间,全省累计外运煤炭约40亿吨,外输电力1225亿度,仅煤炭价格与价值背离就使山西损失达1000亿元以上。25年来,山西省因产煤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失达3700亿元。采煤所致全省土地破坏面积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水资源储量也由建国初期的130多亿吨减少到现在的97亿吨,目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居全国倒数第一。还有两个让山西省痛心疾首的全国第一:城市大气污染全国第一;新生婴儿缺陷率全国第一。 
  生存还是毁灭?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当然也可以不考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浑浑噩噩地等待毁灭的到来,要死一块死,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况死的是别人,就更无所谓了。普通人可以这样放任自己,作为领导人或是地方上的执政者却绝对不可以。故而我们的和治国书记和桃峰县委、政府的领导人,他们非考虑不可。 
  考虑来考虑去,集思广益,最终下定调产改制的决心。也想过没有现成章程可循,可能会遇到麻烦甚或冒很大的政治风险。这个公式如下,不改制+不冒风险=毁灭,改制+风险=生存。生存,人所欲也,毁灭,人所不欲也。这是人之常情。改制的目的说穿了其实又是一个公式:不被动地等待毁灭+主动地选择生存+想生存就必须改制+不改制就只能毁灭。 
  得数或曰结论就是:为多数人的生存,让少数人冒风险,值! 
  改制,灭资煤矿首当其冲。灭资煤矿是全县最大的国有企业,2002年改制前资产2。62亿元,负债1。94亿元,所有者权益仅0。68亿元,职工人数1341人,原煤产量55万吨,效益最好时一年上交税费也不过仅720万元,而企业的年管理费用就需要支出700多万元。 
  当时吨煤价格仅115元,人们为之黯然长叹曰,唉,不说别的,光是还清这些债务,不吃不喝,也得好几年?兼之,调产过程中决定上马的一座90万吨的洗煤厂也因资金困扰,只能停留在图纸上。为了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我们的和治国书记和县长连三元以及相关人员,为寻求合作者多方奔走,四处求人,也不知跑烂了多少双鞋子,磨破了多少回嘴皮子。 
  我们和治国书记与县长连三元以及相关人员,几次三番亲赴北京,左一次座谈会,右一次恳谈会,白天接着晚上,腆着脸热热乎乎地与一家国字号大公司的领导和相关人员接洽、陈述、面谈、讨论、恳请,然而,鉴于2002年的煤炭市场价格行情虽然略有好转,但走势仍然处于低迷和不可预测的阶段。所以,无论是地区副市长吴江式的诚恳请求、县委书记葛优式的幽默和陈情、县长连三元式的快人快言,以及周方式的直言不讳,虽然一行四人个个都使尽了浑身的解数,虽然对方也委实是带着同情心和真诚从容领受了老区人的厚道和热情,6000万元的转让价不可谓不低,按现在的行情简直就是白送,但事到临头,人人都语焉不详,个个皆不敢拍板,最终国字号大公司董事会经再三研究之后,还是认为老区人民虽然值得同情和支持,但接手的可能是一个赔钱的包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仍然未能通过。   
  8。 逼出个成大集团(2)   
  情状有点像一个养不活儿女的老人,为给儿女找一条活路,忍痛将儿女便宜典卖,一心谋划着想让嫡亲的灭资煤矿好赖也傍一个国家级的龙头老大,以后也有个依靠和过日子的指望,所以根本就不敢多要一分钱,只是仨瓜俩枣象征性地要了个6000万,可是人家竟然还不肯要,这不是明摆着恶心人吗?穷人真不是好当的,这个中滋味,着实让人难以消受。 
  那天从北京回来,我们的和治国书记自觉无颜见桃峰父老,本来就秃顶,这一回急得连头上硕果仅存的最后几根毛发也掉光了。最难过的是连三元县长,作为一县之长,又是企业改制领导组的组长,是总负责人,任务没有完成,自觉无法面对灭资煤矿几千名嗷嗷待哺的职工和家属。和治国是2001年4月由桃峰县的县长升任书记的,连三元也是同年从孝城县副书记岗位调赴桃峰任县长的。一个书记,一个县长,都是上任伊始,头一仗就开局不顺利,情绪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低落,但大家更多的还是在绞尽脑汁地思考怎么办? 
  我们和书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就在省会滨河西路一个名叫风尚的咖啡厅,他和连三元县长、还有吕梁市的一位副市长、具体分管副县长四个人,凑在一起,几个通体疲惫满腹心事面带愁容的国家公职人员,郁闷地坐在那里,一边喝着那种味道苦涩的原产于遥远的异国他乡的饮品,一边讨论着更加苦涩也更加现实的植根于本县本土的问题。 
  “穷日子不好过,”我们和书记痛心疾首,“再也不能这么下去了。穷,总是被动,老想着如何甩掉包袱,转嫁那些还不起的债务,总想着灭资煤矿是我们的一个国营企业,就是转让也要找个国营企业来转让,好是好,可是千求万求的,到头来人家却不肯要。” 
  “为什么这么被动?是因为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折腾了半天就这么算了吧?难道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难道我们不可以公开转让吗?说不定向全社会公开转让的价格还会高出6000万,何不试一试呢!” 
  思来想去,似乎也只想出了这么个招数,没想到竟然是英雄所见略同,用山西省的土话说是,“都尿到一个夜壶里去了”,连统一思想也免了,几个人都表示赞成和肯定。 
  都说:“既然已经走投无路,又何妨背水一战,这也是逼上梁山嘛!” 
  回到桃峰县后,县委、政府又集思广益,多方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最后在四套班子会议上,决定将灭资煤矿在社会上进行公开转让。自打有了桃峰县,这还是破题儿头一遭,当时县内外共有6家企业参与公开竞标,定下的最低标底是6000万。经过一番角逐,桃峰县民营企业家柳成大以8000万元的最高竞价中标。柳成大中标之后很快就接手改制和重组灭资煤矿,当年就投资上千万元,将长期停留在图纸上的90万吨模块结构洗煤厂建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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