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妈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我拉到她跟前；换了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虽然都一样叫小学、中学，上海与农村的距离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与一所学校，差别也非常大。你看益胜，天天那么用功，就想转一所区里的重点小学，几年都没成功。你今年先考着试试也可以，我先帮你打听打听，找一所录取线最低的中学……”
我知道姨妈为我好，但我从小听不得窝囊话。听到“录取线最低”之类就受不住了，抬头看爸爸。
爸爸显然也有点不高兴，特别是姨妈说“我先帮你打听打听”这样的话，好像他做父亲的在这件事上什么也没做过。他便对姨妈说：“已经找了一所中学。”
“在哪个地区？”姨妈问。中学数量太多，校名说不过来，只能问地区。
“玉佛寺北边。”爸爸说。
“哦，那是药水弄了。”姨妈理解地点头。药水弄是当时上海生活层次最低的棚户区，可以想象那个地区中学的质量。
“离药水弄还远，是重点中学。”老实的爸爸也开始话中有话。
“区重点？”姨妈非常惊讶。
“市重点。”爸爸平静地说，“去年大学录取率是全市前三名，与上海中学和松江二中并列，但那两个中学太远。”
其实爸爸当时对我并没有把握，但偏偏要在姨妈面前表现出他这个平时讷讷寡言的妹夫也会做一些大事，而且做得不露声色。
姨妈一听，知道爸爸今天与她有点顶上了，便笑一笑，低头问我：“敢去考吗？”
我说：“敢。反正高的低的都没有把握，一样。”
姨妈抬头对爸爸说：“这不是小事，等他妈来了再仔细商量吧。这两天秋雨不去我们家啦？”
爸爸说：“等考过以后吧，怕去了你太客气，他反而不专心了。”
姨妈说：“这倒也是。益胜天天在边上，只顾玩了。”
四
看得出来，姨妈开始变得有点气馁，这是以前很少从她身上看到的。
爸爸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姨妈和益胜哥哥走后，他一直在唠叨，好像是说给我听，又好像是自言自语：“以前总是你姨妈好胜，今天连我也好胜了，这实在不太好。……一个人有孩子在旁边就会好胜……”
我问爸爸：“姨妈要我到她家里去住，她家什么样？很大吗？”
爸爸说：“姨妈完全是为你好，为我们家好。她很苦，再过几年你就知道了。”
五
其实哪里需要几年？妈妈到上海后当然要去姨妈家，回来悄悄给祖母说了很多，祖母一直叹气。几个舅舅来我家也会轻声与我爸爸妈妈说起姨妈的情况，然后一起作一些讨论。这一切，当然瞒不住我们小孩的耳朵。
原来，姨妈在丈夫去世之后靠夫家的接济过活，夫家富有，相安无事，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判定夫家有囤积居奇、破坏经济秩序的“不法罪行”，姨妈的经济来源也就断绝了。
她为儿子王益胜定了一个很高的培养标准，花费不菲，这时只能把原来的房屋出租，自己和儿子住到一个十分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她还悄悄地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场做早班，卖菜。
照理，每月所得房租和菜场工资加在一起，也够他们母子两人生活了，但姨妈又特别讲究排场，希望能在一些交际场所，尤其是原来富贵亲戚间的姐妹圈里保持形象，每月做头发不是国际饭店就是南京理发店，标准降不下来。这样，经济就十分艰难了。人们无法想象这个在清晨的昏暗中包着头巾、衣衫草草的劳动妇女，下午将会步履高傲地踏进南京路时装公司或德大西莱馆。
有时，她在我家遇到舅舅，就会说：“上个星期天下午三时，我看到你在南京路上，手上拿了个灰包。”
舅舅惊讶，“是啊，我去了，你为什么不叫我？”
“那天要与乔莎去红房子，我先去国际饭店底楼烫发，头顶罩着，怎么叫你？”
听到这种对话，祖母总会给我妈妈使一个眼色，却又不说什么。
但有一点心照不宣，只要姨妈在，所有的人都不会提到菜场。等姨妈走后，祖母、爸爸、妈妈总会充满同情地感叹很久。尤其是祖母，姨妈最崇拜的女性，必定在任何细节上袒护姨妈，说：“一个女人带着儿子苦熬，太难了。”
六
爸爸那次虽然讲了好胜的话，其实还是被姨妈的警告震动了一下。
他明白确实不能无视乡村和上海在教育水平上的差SL但他太忙，正急着回乡张罗搬家，想来想去，只能挽托安徽的叔叔请假到上海来，监督我温课。
叔叔知道，无论是搬家还是升学都是大事，正在思虑自己怎么出力，一收到爸爸的信，第三天就到了上海。
爸爸回乡去那天还是不放心，千叮万嘱。我却当着叔叔的面用大人的口气与他商量，“爸爸，搬家时别忘了把伯伯的那个书箱搬来。”
爸爸好不容易终于想起了那个箱子，却又觉得那都是一些陈年老书，不值得整个儿搬来搬去，便说：“箱子太大了，这次行李又多，你就说要带哪几本吧。”
我说：“尽量都要。《史记菁华录》、《世界名作选》、《芥子园画谱》、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还有，我正在练的颜真卿字帖。”
我故意有点炫耀，为的是向爸爸说明，一个每天给人家记工、写信却从来不温功课的孩子，反而能接触不少书。
叔叔笑了，看了我爸爸一眼。
我转身对叔叔说：“还有一部《石头记》，妈妈说这就是你最喜欢的《红楼梦》，但我看不懂。”
叔叔收住了笑容，又重复了几年前在乡下给我说的那句话：“这书你不要看，太悲苦。”
七
爸爸回乡搬家去了，叔叔倒不太在乎我温课，只领着我在上海各处走走。他觉得这门课更重要一些。
到很多地方，我会说：“这儿外公领我来过。”叔叔听到这话很警惕，立即问：“他给你说什么了？”我立即知道我错了，不应该在叔叔面前提外公。
叔叔其实并不了解外公，他只记得在我爸爸和妈妈结婚时，余、朱两家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他这么一个青年学生来说非常敏感，直接联系到了他已经偷偷接触过的阶级斗争学说。土改时，叔叔是工作队员，而外公成了地主，这条界限一直横亘在两人中间，严格说来是横亘在叔叔心间。 ’
去年暑假我跟着外公来上海玩时，叔叔也来过几天，有过一次见面。外公为躲过叔叔的冷脸，便说：“下午我带秋雨到跑马厅去看看。”
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却没有看着外公，“不是跑马厅了，是人民广场。”
我连忙问：“为什么过去叫跑马厅？”在小孩听来，“跑马厅”比“人民广场”来劲多了。
外公正要解释，叔叔正色道：“那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堂！”外公也就噎住了。
一来二去，叔叔和外公似乎见不得面。一见，刚刚还在说笑的叔叔就会严肃起来，就像披上了盔甲，而什么都不在乎的外公，也会一脸沮丧，似笑非笑，真像过去确实罪大恶极一样。
后来我在很多次政治运动中经常会想起叔叔和外公见面的情景，领悟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往往都是一种扮演。双方一旦扮演就无法沟通，越是无法沟通越是扮演得逼真，时间一长彼此都以为是真的，再也无法撤退。 今天外公不在，叔叔也就没有警惕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外公一边的，觉得外公是一个最简单的人，根本不像叔叔想的那么复杂。让人费解的倒是叔叔自己：为什么对外公这么警惕，对我妈妈却那么尊重？还有，外公说的“跑马厅”被你说成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堂”，那么你喜爱万分的《红楼梦》也不会是新社会的名堂吧？
八
正说着，我们已经到了福州路一家旧书店的门口。叔叔说：“这个地方最有意思，我每次到上海把一半时间耗在这里。” 这时我已经跟着他走进了店堂，他还在解释：“全是旧书，比新华书店更有价值……”他见我不声不响，便低下头来看着我，而我完全是一副被什么震陵了的模样，只是两眼发直地叫一声——
啊，书！
这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高墙又层层叠叠。一种巨大的敬畏推拒着我，又有一种巨大的吸力拉拽着我。 叔叔觉得我的发傻一定出自一个乡下孩子的大晾小怪，便用一个具体的书目打断我：“你说你正在冻颜真卿的字帖？这好，我也给你买一本吧。” 这很有效，我从发傻中醒来，心想叔叔怎么也会看重书法？这可是外公的强项，让我练颜真卿，也是卟公的意见。
九
叔叔引我到碑帖柜台，请营业员找颜真卿。那 位上了年岁的营业员打量了他一下，说：“我们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罗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 “多少？”叔叔问。 “九元，这是叶家的藏晶。”营业员说着已把那个帖子拿了出来。
叶家？我长大后还曾经回忆到这个细节，是叶楚伧家，还是叶恭绰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常识随口吐出，可见上海是有一些惊人的家族的，能把一座城市罩住了。
老年营业员这种轻描淡写的口气，真不知要比那些大声嚷嚷的推销者高过多少气势。上海给人的压力，就在这里。至少在当时，即便在上海长大的叔叔也失去了追问哪个叶家的勇气。
那个营业员递过帖子后就走开了，在柜台另一角翻动着一些书籍，只以眼睛的余光注意着这边。我猜，他这样做，是要表现出一家大店对顾客随意翻阅的尊重，仍然是一种若即若离的上海气度，既让人佩服又让人生气。
叔叔恭敬地把帖子移到柜台外沿，让我一起看。封面上直书一排字：“颜真卿书祭蛭帖”。
叔叔按了一下我的手说：“你每次给我写信，署名前的蛭字都像这个，用女字边，现在报上说，北京的语言学家有了新规定，写竖人边。”
“那我下次一定改写竖人边。”我立即响应，却又提了一个问题，“颜真卿祭侄，他侄儿比他先死吗？”
叔叔说：“这事我倒不知道。也可能是别人的祭侄文稿，请他书写。”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一对当代叔侄在这样猜测着一对唐代叔侄，有点好玩。
他扪了一下嘴，双手已经打开了帖子。
十
分明他惊慌失措地屏住了气，没有了声音，我能见到他捧帖的手在微微颤动。
我连忙伸头去看，也大惊失色，眼前出现的完全不是我平日见过的那种字帖，而是满篇烟云，黑雾森森，潦草恣肆，时断时续，涂涂抹抹，极不规整。我疑惑地转脸看叔叔，满眼是疑问：这也算好字么？
叔叔根本没有理我，只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营业员过来，再问一次：“多少？”
“九元。”
“我买下了，包一下。”
九元区区之数，在当时，无论对叔叔而言还是对这家旧书店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门时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他将自己收藏，不会给我。
十一
出门后看到旧书店西边还有一个小门面，写着“旧书收购处”，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带我来上海时，曾到这里卖过书。
四函《苏东坡集》，用一块包袱布包着，从乡下带到上海，据他自己估计，能卖一个好价钱。
那天他在这儿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袱，把这一大叠线装书捧上去。一位中年营业员将手上握着的圆珠笔夹在耳朵上，取出一函，好多薄本，他极为熟练
地把书顿齐，横过来，让线装的书脊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斜批一下，就像只是在丝线订扎处摸了一遍。
做完，再顿齐，放过一边，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这时营业员才抬起头来看外公，说：“缺了两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这个数买了一本，去年外公用这个数字卖了一堆。
外公当时觉得开价实在太贱，便茫然地看着营业员，嘴里只吐出含糊的三千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营业员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们是国营单位。”
当时连“国营企业”也不习惯说，只说“单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归属，觉得如果再哕嗦下去就是在与国家讨价还价，而他是个地主。他立即点了点头。
十二
外公拿到钱后说要请我吃饭，其实是他自己想喝酒。
“东头的杏花楼太贵，还是对面的鸿运楼吧。”他把我带过了马路。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老一小在外面吃一顿饭，全部费用也就是七、八角钱，可那是我第一次进上海馆子，觉得处处新奇。
外公还在生刚才那个营业员的气，对我说：“这一带以前叫四马路，也不是一个正经地方！”
他的言下之意是：“神气什么呢？”
怎么不正经，我是长大后才听说的。这里曾是红灯区，而且等级不高。
其实，很多与书籍文字有关的机构也都跻身其间。在老上海，很多文人早已习惯与色情相邻而居。据包天笑先生回忆，他在棋盘街的《苏报》社上班时，编辑室的对窗就是妓院的客房，妓女们和编辑们早已熟如家人，每天上班下班还轻松地互打招呼。有一次包天笑先生在夜风刺骨的拥挤江舟中，还受到一位“对窗妓女”的侠义帮助：他想在船舷边小便而站不稳，那位妓女解下自己的裤带把他拦腰一缚，紧紧拉住，才解决了问题。这幅图像只能属于上海，猛然一看确实不大正经。
几杯酒下肚，外公已经在生自己的气了，“秋雨，你想想，我这一杯下去，喝掉了苏东坡几首诗！”
十三
这是一年前的往事，都不能告诉叔叔，我现在只老实地跟在他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