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瞪着我，嘴一撇，张口就噎人：‘不是上你家的，走你的吧！’我这才清醒过来，好像被人唾了一口，赶紧走开了。您看，就是这些，难道这对您有用吗？”
“非常有用，克拉芙济娅·伊万诺芙娜！”科斯加十分感激地回答，同时也意识到，这样的叙述对她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请您告诉我，您还认得出这个司机吗？”
“面对面吗？那还用说，这么一个粗暴无礼的家伙！”
“好，至于车子的号码大概没有注意吧？”科斯加为防万一疏漏，又追问了一句。
“您猜怎么着，我真注意到了。”克拉芙济娅·伊刀诺芙娜笑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眼睛怎么会落到这上面去的。可到底是多少号，您就别问了，再也想不起来。只有两个数字不知怎么在脑子里生了根，两个‘8’字连在一起的。”
科斯加赶忙把一切记下来，字母在纸上快活地跳跃，脑子里像浪潮似地翻滚着某种狂喜的预感。好运气！也不知道这种运气到底从哪儿落到他身上来的！
就在当天晚上，格朗宁被召到桑德列尔那儿去，继谢尔盖之后，报告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
当格朗宁谈到汽车上有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时，谢尔盖高兴得叫了起来：“好，你们瞧！这就是阿莫索娃！”
桑德列尔生气地扬了扬手。
格朗宁讲完后，由罗巴诺夫报告自己的工作，他是负责调查柳芭·阿莫索娃的社会关系的。
“她最要好的朋友是鲍里斯·格里科夫，他们常常通信，一般来说，应当认为他们在恋爱。还查明，有四个小伙子和六七个姑娘和她也很好。他们都是大学生。目前有嫌疑的有两个人——维克多·斯皮林和伐契斯拉夫·格列洛夫。可是还没有掌握任何有关他们的罪证。我正在继续收集材料。”
“嘿，萨沙，”谢尔盖暗中嘲弄地想到，“倒是想跟往常一样夸耀一番，可惜没什么可夸耀的。你那个样子简直惨不忍睹。”
罗巴诺夫是个身材矮胖，头发微微发红的小伙子，长着雀斑的鼻子向上翘着，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现在，他的脸上显出既不满意又有些委屈的样子，他那一副神情就像在说：“派我这么一个倒霉的差使，还想指望什么成就呢！”
罗巴诺夫报告完毕后，桑德列尔看了左托夫一眼，问道：“你的意见怎么样，伊万·华西里耶维奇？”
“我认为，环绕着阿莫索娃已经有一连串的间接证据，如果还继续让她自由，未免有些危险。”
“你是不是太着急了？”桑德列尔眯缝着眼睛，瞟了谢尔盖一眼。
“可是，上校同志，她信口开河地撒谎！”谢尔盖又忍不住了，“我以名誉保证，她是别有用心的！”
“我倒不是着急，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左托夫回答说，“实质上，其它线索上的工作，我们不仅不中断，而且还要加强。”
桑德列尔摇了摇头，说：“撒谎——这对于犯罪来讲，还不能说明问题。光有贪婪、妒忌的毛病也还犯不了这样的罪。这里必须有一种积极而狠毒的意志。可是这一点我在她身上还没有感觉到。我不同意现在逮捕她，这还太早。首先必须找出直接罪证来，即使一个也行。要从她那儿弄到新的材料。其次，无论如何也要替我把那辆轿车查到。同时，您，罗巴诺夫，应当加紧您的工作，我对这个工作非常感兴趣。完了。同志们，会议到此结束吧。”
大家都站了起来。谢尔盖走到了桑德列尔面前。
“上校同志，我们终究会证明：我们是对的。”他信心十足、高高兴兴地说，“直接罪证一定会找到的。”
桑德列尔回答他时善意地笑了笑，说：“科尔舒诺夫，您对谎言很敏感。但是还要锻炼自己对犯罪的嗅觉。这不是一回事。至于阿莫索娃，那有什么呢，现在只要有一个直接罪证，就可以决定她的命运。”
可是现在连左托夫也同意我的意见了。”谢尔盖试图提出反驳。
“嗯，左托夫吗，”桑德列尔又笑了，但已带有一点高傲的口气，“他只不过非常谨慎罢了。要想成为像左托夫那样的人，您还必须学习许多东西。同时，您再看看，他是多么沉着镇静，而您在这方面却非常欠缺。”
但是，不论谢尔盖在审问阿莫索娃时如何努力，甚至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在揭穿她的谎话，她始终没有说出一点新材料。审问过她的还有左托夫。瓦伦丁娜哭着，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推翻，然后再捏造出一些新的谎话，而谢尔盖为了要证实这一点就只有白白地浪费时间。他焦躁不安，要求她坦白承认，可是阿莫索娃只是痛哭流涕，然后仍然是撒谎。
在桑德列尔那儿开过会以后的第三天早上，格朗宁像往常一样地问谢尔盖：“有什么新材料吗？”
谢尔盖气恼地回答：“和平常一样，谎话连篇罢了。告诉你，有时我真想勒死她。”
“嘿嘿，”科斯加淡淡地一笑，“医治一下自己的神经吧，来，我现在就来帮你做到这一点。仔细听我说，”他坐到桌子边上，一面请朋友抽香烟，一面严肃地继续说下去，“左托夫指示，让你帮助我进行工作。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和汽车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号牌上有两个‘8’的汽车都选了出来，然后再把大号的黑色轿车拣了出来。这样的汽车有两百辆左右。现在要在这些车中查明哪一辆被用来进行过犯罪活动，明白吗？”
“嗬，这个工作真不简单！”谢尔盖吹了一声口哨。
“的确不简单。”科斯加表示同意，“就为这个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你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担任组长，现在就要给你任务。”
“那么阿莫索娃呢？”
“让她去养养神吧。”科斯加讽刺地说，“到时候这个姑娘还会想出一些新花样来呢。”
谢尔盖忙碌的日子到了。二十个汽车司机的姓名还牵连到一百多个其他人的姓名。从早到晚都有人上谢尔盖这儿来。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手由于记录变得麻木了，头脑也因为无休无止的谈话和愈来愈多的新材料而弄得嗡嗡作响了。
一个接着一个，二十个司机连带他们的生活、社会关系、性格、嗜好都逐次通过了谢尔盖的审查。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特别的接近方法。这是些形形色色的人：有的年老，有的年轻；有的爽直，有的狡黠；有的文质彬彬，有的性格暴躁；有的阴沉拘谨，有的却善于交际；有的为人严肃，有的处世轻浮。其中既有先进生产者，也有中间分子；有党员，也有非党人士。
然而，这都是些诚实的人。被桑德列尔发现的谢尔盖的那种对谎言的敏锐感觉，帮助他迅速而正确地审查这形形色色的人们。
工作出乎意料地中断了。
中午的时候，左托夫把科斯加和谢尔盖叫了去。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遇见了罗巴诺夫。
“同志们，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左托夫对大家说，他颇为担心地搔了搔新剃过的头，随即问：“格朗宁，您讲一下，您审查过汽车司机查依契柯夫没有？”
“还没有呢，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我只是把他的履历材料转交给了您。”
“好。”左托夫似乎十分满意地确定了这一点，“这份材料也就不算少了。”他吃力地把身子转向罗巴诺夫，“喂，那么您呢，您调查过柳芭·阿莫索娃的朋友——格列洛夫了吗？”
“调查过了。”罗巴诺夫回答道，“他的社会关系很不好，酗酒，身上常有些来历不明的钱。可是他好像在追求柳芭，他爱上了她。”
“追求的时间很长吗？”
“他们是在凶杀之前的一个月认识的，他常到她家去，不过也和其他那些熟人一样。”
“看，事情是这样的：”左托夫强调说，“我看了你们送来的材料。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节。查依契柯夫和格列洛夫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们很可能是朋友。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一方面，查依契柯夫就是汽车司机；另一方面，格列洛夫是内线。立刻根据这个推断着手工作。你们三个人成立一个新小组，我派格朗宁做组长。”
“应当查明他们和瓦伦了娜·阿莫索娃的关系。”谢尔盖建议说。
“不。”左托夫断然反对，“忍耐些吧，科尔舒诺夫。暂时把阿莫索娃忘掉。首先应当查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他们在那个星期五干了些什么事。要查明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差不多已经过去十天了，但是这一点非做到不可。”
半个小时之后，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出发到指定的地点去了；罗已诺夫则带着另一项特别任务走了。
莫斯科河区有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巷子，这是上一世纪的遗物，保存至今的确是个奇迹：到处是带有小花园、阁楼和走廊的一层的、两层的木制平房和楼房。门前放着长凳，道路是鹅卵石铺砌的。只有电视的接收天线和停在人行道旁的两三辆汽车影响了这种格局。
谢尔盖和科斯加并排走着，由于炎热感到十分疲惫。两人懒懒地交谈着。
“门牌十四号，再过四所房子就到了。”科斯加说。
两个朋友转过拐角，突然停住了脚步，互相交换了个眼色。前面，在离他们有两幢房子远，靠人行道的地方，停着一辆黑色大轿车。号牌看得很清楚：“Mг—14—88”。一个二十岁上下、穿着红背心的小伙子，坐在屋旁的长凳上，正在慢条斯理地拉手风琴，还不时将耳朵贴到琴上。
“怎么样，开始吧。”科斯加低声说。
他们走到小伙子跟前，打过招呼，就并排坐到了长凳上。
“嘿，好漂亮的小汽车！”科斯加赞美地说，“你们这儿住着什么首长吧？”
“首长，”这个年轻人轻蔑地拖长声调说，“去他的吧，这是司机科尔卡·查依契柯夫把车子开回家来了。”
“回来吃饭吗？”
“谁知道他呢。就这样他一天要回来个四五次。很明显，首长在开会，所以查依契柯夫就自由自在地到处兜风了。昨天还把他妈送到市场上转了一趟呢，你们能想象得出是什么情况吗？”
“大概也常带朋友们出去逛吧？”谢尔盖也参加了谈话。
“可不是吗，还带着姑娘们逛呢。”
“你也去玩儿过吗？”
“以前去过，现在不去了。我和查依契柯夫差不多已经有十天不讲话了。我才不在乎他呢。明天到乡下去休假，瞧，”他指了指手风琴，“我现在正准备节目呢。”
“您怎么会和查依契柯夫吵起来的呢？”科斯加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
“那还能不吵！”小伙子忿忿地回答说，“本来说好了那天一早他带我出去玩儿的。我正巧是第二班去护理一个人，有个工长病了，人家也把事情托付给我了。于是，我就在这儿等查依契柯夫，甚至还穿上了出门的衣服。更糟糕的是我又邀了女朋友。好容易才盼着他把车子开了过来。忽然间，也不知从哪儿跑出来他的一个朋友——斯拉夫卡·格列洛夫，他们悄悄地说了些什么，接着两个人就把车开走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谢尔盖惊奇地问。
“后来他还笑呢，说是当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去赚了一笔外快。这倒是真的，第二天他和格列洛夫俩人痛痛快快地逛了一天。至于格列洛夫，那是有名的无赖，虽然说起来他还是个大学生呢。”
“这是哪天的事？你要玩儿没玩儿成，还记得起来吗？”科斯加问。
“记得清清楚楚。是上个星期五。不过，说实在的，你们问这些干什么呀？”小伙子警惕起来。
“喂，朋友，看来不用和你绕弯子了。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看一看吧。”科斯加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他。
小伙子惊奇得吹了一下口哨。
“这就是说，他们犯案了？”
“大概是这样。”
“活该！简直是败类，不是人。”
彼得·格沃司捷夫从外表上看虽然有些粗率，其实却是一个精明、能干而又有观察能力的人。他不仅提供了非常确切和详尽的材料，还把他的房间变成了战斗司令部。根据他的建议，还把其他一些人也叫来作证了。这是格沃司捷夫亲自去叫的，做得很巧妙，没有惊动周围的群众。开始谈话的时候，他总是提出那骤然看来并无恶意的问题：
“你还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准备坐查依契柯夫的汽车那回事吗？”
“那怎么会记不得呢？”一个长着花白胡子的邻居笑着说，“你本来是那么神气，结果却出其不意地当着整个院子的人受了窘。也是活该。”他又教训地补充说：“以后不要再和这些家伙在一起鬼混了！什么查依契柯夫啦，什么格列洛夫啦。你是一个技术熟练的旋工，有才干，得过奖状，而且还给你照过相。”
格沃司捷夫的脸红了，只是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去拿香烟。
“为什么您认为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上星期五，也就是七号那一天呢？”科斯加问。
“嗯，为什么？为什么……”老头子感到有些困惑。
“啊，普洛科费·基里洛维奇，你难道忘了，那天不是去领养老金的吗？”格沃司捷夫插嘴说。
“一点儿也不错。”普洛科费·基里洛维奇高兴起来。
很显然，格沃司捷夫对于这次侮辱真是刻骨铭心。全院子的人都知道这回事，而且都同情格沃司捷夫。
傍晚，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回局里去了。
“瞧，碰上了这么一个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谢尔盖称赞地说，“可是我们终究妨碍了他准备音乐会的节目。”
“这倒不用替他担心，这样的人是不会丢丑的。”科斯加笑了笑说。
回到局里以后，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遇见了罗巴诺夫，他坐在谢尔盖的位子上，仰靠着安乐椅背，已经不那么热了的落日余晖使他眯缝起眼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