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搭絮〕雨香云片，才到梦儿边。无奈高堂，唤醒纱窗睡不便。泼新鲜冷汗粘煎。闪的俺心悠步亸，意软鬟偏。不争多费尽神情，坐起谁饮？则待去眠。
〔尾声〕困春心游赏倦，也不索香薰绣被眠。天呵，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
以上唱词中，〔画眉序〕、〔滴溜子〕、〔五般宜〕，〔双声子〕四折，是演出本加入的。其他五折则为《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之原文。
参考书籍
《牡丹亭》，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
《中国戏曲史》，孟瑶著，一九六五年文星书店出版。
《文学论集》，姚一苇著，一九七四年书评书目出版社出版。
《爱情·社会·小说》，夏志清著，一九七○年纯文学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曹雪芹著。
20年後与「孽子」面对面
专访「永远的台北人」白先勇先生
采访˙整理◎郑美里 特约摄影◎林静芸
问︰《孽子》这部长篇小说最早是在民国72年（1983）出版的，同性恋题材在当时仍很具争议性，20年後（2003）即将在公共电视的八点档以连续剧方式播出，并且是在千呼万唤中与观众见面。可否请您先谈谈您的感想？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这次公视将《孽子》改拍成电视剧，我是以很严肃的态度在面对，导演曹瑞原拍得很认真，它不是普通的连续剧而已，就像当初我写这部小说也是非常认真来看待这个议题。对我而言，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同性恋是人类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缺了这部分，人性就不齐全。同性恋超越了种族、阶级、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它永远是少数，但永远都存在，如果因为是少数，就将这一群人的感情、人性歪曲，这并非文学的宗旨。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性有高尚、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毁灭的一面，不论是何者，文学应该是全面加以探讨。
写人性，就一定要写到底
对我来讲，文学是我用以探讨人性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文学是对人性的宣告，它是我们那一票现代主义时期朋友的宗教和信仰。要嘛不写，既然要写，写人性，一定要写到底，文学要讲真话，不可以半丝虚假或顾忌，古今中外很多文学家即使坐牢、吃官司，也在所不惜。社会道德常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可变动的，但人性却是不变的。
问︰过去《孽子》在台湾曾经两度被拍成电影，而这次公视是改拍为电视连续剧，您有没有什麽期许？
白︰电影因为长度限制，很难把小说浓缩在这麽短的篇幅，往往只能偏重在一个人身上，从这一点来看，《孽子》原着的长度倒是适合连续剧的材料。基本上，我认为《孽子》是一部描写家庭伦理的悲剧，是交织着亲情、爱情、友情的一部作品。
李青和弟弟的感情戏，一开头就很动人
我预先看了几集「孽子」，最动人的是李青和弟弟的感情，观众从中将能了解到同性恋也是人，所有人的属性，他们都有，他们对家庭、对爱的渴求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只是性别不同。过去社会大众对同性恋有很多误解、扭曲，这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会害怕。写同性恋这群人，从我一开始写作就开始了，1960年《现代文学》创刊号里除了〈玉卿嫂〉，还有一篇〈月梦〉写的就是同性恋的故事；《台北人》里面〈满天亮晶晶的星星〉也是，这篇小说里我写上了年纪的同性恋者对过去青春的缅怀，《孽子》则颠倒过来从年轻人的角度来写。
曹导演为公视拍「孽子」，拍得很认真，不涉及情色，不过，据我看来，既然拍这部片，尺度就要放，例如，需要拥抱时，很要紧，并非故意要煽情，因为这是感情戏，人与人在赤裸裸时的拥抱，好像天地之间只剩两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现，整出戏会连不起来。
问︰《孽子》当年出版时，媒体、评论界的反应如何？会不会因为同性恋的题材而对作者造成压力？
白︰《孽子》我写了很久，前前後後写了十年才完成。出版後，评论界一时似乎不知如何批评起，因此沉默了一阵，後来又将之放回到文学的脉络，书评也都满肯定的，我想这本小说假使以後能够继续存在，主要应该仍在它的文学性。不过，台湾社会对文学的尺度真是宽容，即使当年在恐怖的隙缝里还有生存的自由，仙人掌还是长出来了。这也是为什麽我觉得台北对我很重要，虽然我只在台北住了11年，但却是我的形成期，我的作品写的都是台北人，所以我自称「永远的台北人」，如果换成在大陆，这些作品一篇也出不了。
问︰您的作品在大陆非常受到欢迎，不知道《孽子》一书在大陆的情况如何？
白︰《孽子》在大陆是1988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这个出版社是中共所属的核心出版机构，後来又由北方文艺、上海文艺、花城出版过，基本上他们对同性恋议题仍然没办法接受，大都仍以社会观点将它看成是台湾的问题吧，不过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曾就阿凤这个角色的象徵性写过评论，写得非常好。
问︰《孽子》曾被翻译为英文（1989年）和法文（1985年），又被多次多次改编，您对改编或翻译所持的看法为何？
白︰《孽子》的法文版出自一位知名汉学家雷威安的译笔，翻得非常好，出版时，报导和书评做得很大，被誉为自19世纪《品花宝监》以来，中国长篇小说严肃地、正式地探讨此议题的第一本。此外，除了英文、德文之外，日文版最近就要出版了。雷威安译过《金瓶梅》、《牡丹亭》。
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味道
前年，《孽子》在美国哈佛大学曾被改编为舞台剧，连演了7场，场场满座，导演是专门研究中国戏剧文学的博士研究生John Weistein，他找了一群波士顿的亚裔学生（有台湾、大陆、日本、马来西亚）的老师和学生，用英文演出，很成功、动人，李欧梵教授找我去看，他们的演出满大胆的，编得很不错，足足有两小时。
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味道，在改编的过程中可以加入新的元素，如果改得好，我完全可以接受。例如，公视的「孽子」一开头把李青和实验室管理员发生关系这一段，改成李青和同学，刚开始我不能接受，後来觉得他拍得很好、很顺理成章，我便接受了，如果按小说去拍，说不定观众反而不容易懂，因为来不及去想其中的意义。
问︰《孽子》里呈现的人物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大多是被流放、或自我放逐。有些评论者认为它是在批判传统父权家庭，但也有些评论者从书中读到「阴魂不散的家庭主义魅影」。您在中国文化下出生、成长，又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家庭的意义必定相当丰富、多层次，甚至有些是相互冲突的，您对於这两方面的评论有何看法？
中国文化里，家庭的爱恨特别深，父性、母性特别强
白︰写中国的同性恋，绕来绕去仍然脱离不了家，因为在中国文化里，个人是无法生存的，总是父子兄弟纠成一团，家庭的爱恨特别深。中国人最喜欢认乾儿子、乾女儿，自己生的还不够，好像父性、母性特别强，而自己的父母已经够头痛了，还要拜乾爹、乾妈、乾姊妹兄弟，这点很奇怪，我问过日本人，他们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即使情同父母子女，也没有结拜的文化，但中国人乾儿女和乾爹娘好起来比亲生的还要亲，因此同性恋与家庭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压力大得不得了，而你又爱他们，而且父母什麽都给你，不像外国，父母子女之间分得很清楚，他们的关系很理性，他们的好是真的好，否则淡起来会让我们觉得无情无义，中国人就讲情，好也好，不好还是在那儿。「孽子」里即使被赶出家门，但还是扯成一堆。
问︰西方的gay movement强调现身（ing out），是较为个人主义式的，在台湾，家庭则是个人现身过程中很重要的一关，也有人在问，有没有不同於西方ing out的其他可能。您觉得呢？
白︰写作《孽子》的时代，台湾还没有现身的观念，但就是顺其自然，现在同志团体多了起来，做了很多事。对於现身与否，我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选择，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自己能站出来很好，但如果妈妈有心脏病，会伤了母亲，就没有必要，不过父母如果无意间扼杀了你的本性时，你要说明立场，但handle with care，小心处理，慢慢下功夫，父母因为爱子女最後多半能体谅、接受。在美国，有些同志的父母走上街头，跟子女一起摇旗呐喊，那当然最好，但也有因此将子女赶出家门或硬送去病院治疗的。对待这个议题，没有必要每个人都用同一个模式，而且也不可能。
问︰对这次公视拍的「孽子」，身为原作者，你觉得满意吗？您参与的情形如何？
白︰两年前，公视开始跟我接触，我主要是对大方向、几个重要人物提供大致的意见。拍好了以後，导演好着急，担心我会有什麽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改编作品，导演跟原作者总是搞不好，但曹导演非常尊重原作，而且这是两种媒介，一定要改，有些地方也改得很好。
选角选得真好； 整部戏既有外省人的悲哀，又有台湾人的悲情……
目前我看了二十集，，我觉得选角选得好，之前我跟导演说，最重要的是阿青，结果选得真像，十足是台湾孩子那种味道，很敏感但又不会太过，演起来真懂得眉目传情；龙子和阿凤的角色也选对人了，马志翔的型很对阿凤，庹宗华也演得很好，两人一下就来电。其他老牌演员，柯俊雄是我点的，我觉得他最会演戏，是台湾真正的演员，他饰演一个带着山东土腔的潦倒军人，把这个老芋仔的角色演活了。而戏里最动人的是他们家里的戏，母亲柯淑勤饰演，她是典型的台湾媳妇，里头的母子戏赚人热泪，因此这部戏可说既有外省人的悲哀，又有台湾人的悲情。
《孽子》写的是台湾的现实，一个外省老兵和台湾养女结婚，两人一点沟通都没有，年纪差很远，最後母亲跟别人跑了，读者会对两边都同情。最难得的是，戏一开始找了几个小孩演阿青和弟娃，真会演戏，像真有这麽一家人。
问︰公视将播出「孽子」，年轻的读者在网路上反应非常热烈，您有没有什麽话要对他们说？
白︰我相信播出以後的讨论一定会更多。文学很重要的功用是教育人同情，在拉拢人与人的距离，帮助人相互了解，但这谈何容易！人与人之间应该相濡以沫，文学不是在分化，而是融合，现在年轻人态度开放，年轻的观众看了戏之後对同志族群将有进一步了解，这也是我所乐於见到的。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
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
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钦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
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
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
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