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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建筑和商业交通
城市建筑 我国远古时期的居民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开始建筑城堡。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城堡有数十座，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章丘龙山城子崖、寿光边线王、辽宁凌源南城子、内蒙赤峰东八家等。
西周时期，城邑建筑的规模有了进一步发展。《诗·大雅·绵》记载：“其绳则直，缩板以载，作庙翼翼”，“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这首诗说，先周古公亶父时期，周族就在岐邑用墨绳、缩板之类的工具作宗庙、筑城门了。西周以后，文王都丰，成王都镐，丰、镐成为西周王朝早期的都城。《诗·大雅·文王有声》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成王成之，武王烝哉。”即文王伐崇得胜后在丰作邑；武王又经过占筮和龟卜，在镐作邑，定为京城。
《左传·昭公四年》载：“康有丰宫之朝。”杜注曰：“丰在始平雩县东，有灵台，康王于是朝诸侯。”魏王李泰《括地志》亦云：“周丰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雩县东三十五里。”说明丰都有丰宫、灵台等。又根据麦尊、史懋壶等铜器的铭文可知，丰都中还有辟雍、大池、湿宫等。《左传·庄公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那么，丰都是周文王的都邑，应有周的先祖宗庙。镐京亦应有同样的或者更大的设置和建筑。根据目前的材料，丰、镐遗址皆在陕西沣水西岸，俱已淹没，城基遗址至今尚未发现。但据勘察估计，丰邑的总面积大约 6 平方公里，镐京除被汉代挖凿的昆明池破坏以外，遗址面积还有 4 平方公里。 ＇20＇ 这是两个规模相当大的都邑。
周公东征后又作雒邑。《逸周书·作雒解》载：“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文中所说的“丈”、“里”皆不是现在的概念，但可以看出，雒邑是一个很大的城邑，自雒邑至宗周 （ 即镐京 ） 之间有小的城邑。在大的城邑里面有王的宗庙，周王和大臣的居处，还有工、贾、胥、市臣等，实际上已具备了早期城市的特征。
1976 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一组大型的西周建筑遗址，同时在扶风召陈村也发现大型的西周建筑基址群。这两处建筑遗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西周的建筑技术和水平。
凤雏村的大型建筑坐落在一个夯土台基上，布局以道、前堂、过廊、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形成一个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性院落。门道在南面正中，宽 3 米，长 6 米。门外，正对门道有影壁，即所谓的“屏。”门道两边有东、西塾，门内堂前为中庭，中庭两侧各有两个台阶通向东西厢房。前堂是这组建筑群的主体，堂面阔六间，通长 17。2 米，宽 6。1 米；前堂周围皆有柱子，柱穴底有砾石为柱础；前堂的台基高出周围建筑的台基。由前堂通过道到后室。后室与东西厢房都有走廊相通。在这群建筑基址中还发现两处排水管道，用陶水管套接，或用卵石砌筑。建筑物的地面和墙壁都有泥浆掺合细沙和石灰涂抹，表面光洁，质地坚硬。在房屋的堆积中发现有少量的瓦，屋顶的某些部分和屋脊等可能是用瓦覆盖的。 ＇21＇
扶风召陈村发现的西周建筑物，已发掘建筑基址 15 处，发现有台基、柱础，台基周围有用卵石铺成的散水，很多各种型式的板瓦、筒瓦，还发现有半瓦当。 ＇22＇
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自成院落的建筑群，庭、堂、廊、影壁的建筑都出现了，并且还有散水及用陶水管接成的排水管道，建筑相当考究。更重要的是，遗址中发现许多各种型式的板瓦、筒瓦和瓦当，说明当时已开始把瓦用在建筑上。在瓦的正面或背面都带有用以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还有一种背饰雷纹的小筒瓦，制作相当精致。西周以前房顶全部盖草，西周早中期开始局部用瓦，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大部分盖瓦，可能代表了古代建筑房顶变化的三个重要阶段。随着房顶材料的改变，梁架柱的负荷量也必然增加，召陈第 3 号基址的柱础加密，础坑加大和基部的加固，正是这种梁架结构改变的反映。
西周时期的房屋建筑，材料有很大改进，建筑规模、建筑水平较夏商时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商业交通 西周的商业和手工业一样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商业交换主要由官府经营，但亦有一些个体商人。《尚书·酒诰》载，西周在打败了殷商王朝以后，成王乃“大命于妹邦……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成王许可“妹土”之民，在农事既毕之后，可以从事商贾，孝养父母。这些“肇牵车牛远服贾”的商人，似是个体商贾。
西周时期贸易还停留在实物交换的阶段。《诗经·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反映了以布交换丝的事实。西周时期还没有出现货币。
西周实物交换的内容主要有：各种农产品、日用品等，另外还有金属铜。金属以“孚”或“锾”为重量单位。但这里金属只是作为一般的等价物，而不是作为货币参加交换的。
西周的交换也非常便利，是时已经有了牛车、马车等交通工具。自西周王朝的都城向各诸侯国都皆有大道可通。这种大道称为“周道。”《国语·周语中》载：“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周道”两边都植上成排的树，开后代林荫大道的先河。《诗·小雅·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以如砥如矢来形容周道的宽、平、直。周道可容四马并行。《小雅·四牡》曰：“四牡騑騑，周道逶迤。”西周的大道可能设置有亭舍等设施，以供行人的食宿和保护道路的畅通。《诗·周颂·天作》云：“有夷之行，子孙保之。”意为岐山下有平坦的大道，周的子孙要保护好它。周道似只归贵族使用，因“小人”，即劳动者被固着在田土上，不可能使用周道。《诗·大东》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这些从宗周至雒邑，以及到各诸侯国的大道不仅有益于西周王朝的统治，而且为商贾的远行贸易创造了条件，从而加强了各地的经济文化的沟通。
四、西周时期的哲学思想
西周时期，随着民智渐开，人们已经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并在发展变化；还认识到事物的正反阴阳两个方面，如果阴阳不能调和，就会引起大灾难。《国语·周语上》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这里把山川崩震，即地震的原因说成是国家败亡的征兆，当然是一种牵强。但文中所云“天地之气，不失其序，”当失序之时，阴阳不能调和，则必引起“地震”，对自然界来说，是有道理的，但用来解释政治，则纯属附会。
《周易》是一本卜筮的书。自新石器时期起，人们就已经开始占卜，从而也出现了八卦。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的 4 号墓中出土几件玉器，玉片中八方图像与中心象征太阳的图像相配，符合我国古代原始的八卦理论。 ＇23＇ 《周易》正记载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包括西周的卜筮理论，包含着高深的哲理。其中阴、阳相对的思想是《周易》中有名的辩证法思想，和矛盾统一对立的思想类似。《诗·小雅·十月之交》云：“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界的事物和现实社会中政治风云的变幻以及人们命运的无常。
西周时期，人们还认识到水土等所演生之物是民所必依赖的。《国语·周语上》云：“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 ”虽然西周贵族把自然界的一切都与政治相结合，但由此也可知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的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
西周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有所发展。
《尚书·洪范》，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里面的“五行”观念可能自西周已经产生。《洪范》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又《尚书大传》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达旦……。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由此可见，所谓“五行”，水、火、木、金、土就是五种物质的实体，它们可以滋万物，以供百姓生活所需。此时人们对水、火、木、金、土的性质已有所认识，这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晚期，史伯与郑桓公的谈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古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不仅把水、火、木、金、土解释成为是形成百物的原始成分，而且还认识到两个对立面只有统一，事物才能“丰长而物生之。”这种认为矛盾只有统一才能发展的思想，闪耀出朴素的辩证思想的光辉。
西周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已经萌芽，虽然这株幼苗还很弱小，并与神学交织在一起，但它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深化。
五、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
周人的甲骨文契刻书写的方法及风格都与殷人基本一致，说明西周王朝完全接受了殷商的文化。
1956 年在山西洪洞坊堆西周遗址中发现了有字的甲骨，后来在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北京昌平白浮遗址都曾发现，但是数量都很少。 1976 年在陕西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西厢房南头第二间房屋内，从一个窖穴里发掘出 1。7 万片西周时期的卜甲，其中将近 200 片是有字的，提供了许多翔实可靠的史料。 H 11 · 1 记载周人祭祀殷人的先帝文武帝乙， H 11 · 84 记载周人求佑于殷人的先帝太甲，说明周确实是殷的附属国，附属国祭祀宗主国的祖宗，这是文献史籍中没有记载的。周自古公亶父迁于岐邑，逐渐发展，周原甲骨中记载有“伐蜀”、“征巢”、“楚子来告”等，这是西周发展壮大的记录。周原甲骨 H 11 · 13 记有“既魄”、“既吉”、“既死 （ 霸 ） ”，这是周人的月相用语，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没有。这批甲骨文字体细小，最大的字长 8 毫米，宽 5 毫米，最小的字长 1 毫米，宽 1 毫米，许多字小如粟米，笔道细如发丝，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而直笔刀法刚劲有力，圆笔也运用自如，表现了契刻者熟练的技巧，不仅是研究周初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微型雕刻和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 ＇24＇
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和乐器，各地发现很多，仅有铭文的即达 600 ～ 700 件。 1976 年在陕西扶风发现的庄白一号窖藏，出土铜器 103 件，有铭文的 74 件，其中铭文字数在 30 字以上的 20 余件。有 284 字的《史墙盘》是解放后出土的铭文最长的西周铜器。 1975 年扶风白家村的一座西周墓出土“伯 鼎”等有铭铜器 11 件，其中两件铭文多至有百字以上。其他地方的西周铜器，也出土许多字数较多的有铭铜器，例如北京琉璃河的燕国铜器，河北元氏西张村的邢国铜器以及江苏丹徒烟墩山的《俎侯簋》等等。这些铭文契刻在铜器上，内容多是表彰贵族们的功勋，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文字材料；对研究西周铜器的确切断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近出土的西周有铭铜器——《利簋》和《何尊》，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分别记述了武王克商和营建洛邑两件大事，这在西周金文中均属仅见，证实了古代典籍的有关记载。 1954 年江苏丹徒出土的俎侯簋，有铭文 126 字，记载了原处西部地区的虞侯夨被赏赐土田、人民和弓矢等物的情况，提供了有关分封制度的丰富史料。该器似作于康王时期。
在反映西周史实的金文资料中，庄白窖藏所出的史墙盘尤为难得。作器者墙世代充任史官，所作盘铭概括地叙述了西周前期的重要史实以及史墙家庭的事迹。书体工整秀丽，文字精练简要，并且有许多语句用韵，既是学术价值较高的史料，又可视为古典文学的佳作。这样纵论古今的西周金文，还是第一次发现。盘铭前半部一百多字，颂扬文、武、成、康、昭、穆、恭七代周王的功德，每代周王评价几句，讲的都是最主要的业绩。这些记载可以同现存史籍相互印证，并能补史不足。盘铭的后半部是史墙自记的家史。史墙第一代高祖在商朝末年居微国；周灭商后，作为微国史官的第二代列祖来见武王，由周公安置在岐周；此后是乙祖、亚祖、祖辛和文考乙公，传到史墙已经是第七代了。他们从事垦殖，勤于稼穑，深得周王宠信。多数学者认为，微氏家族是商王微子启的后裔，亦有学者认为是武王伐纣时，《牧誓》中所提到的微国的史官，目前尚无定论。 ＇25＇
岐山县董家村发现的裘卫四器，为研究西周中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