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婚龄，在全国妇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时，有十六个省、市妇联同意男女各满二十二周岁，始得结婚。有一个市嫌这样规定太低。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妇联不同意，认为这样规定偏高了，在广大农村行不通。法律制订了，却又执行不了，失去了法律的尊严。而且男女婚龄相等，因男女生理发育不适应，同我国民众的习惯不符合。
有位学者甚至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允许六十岁的老头娶二十岁的姑娘，却不许二十岁的小伙娶十八岁的姑娘？
修改法定婚龄，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考虑。既要从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出发，也要照顾到青年生理发育的状况；既要切合社会需要，也要有科学的根据；既要考虑现在，也要顾及将来。
那时候，彭真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出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得悉全国妇联正牵头在修改《婚姻法》，有一天，特地到妇联听取意见。罗琼代表妇联向他作了汇报。
谈到婚龄问题时，罗琼汇报说：“这次修改，我们许多妇联干部倾向于提高结婚年龄，建议改为男二十五岁，女二十三岁。还有的主张男女双方加起来满五十岁。”
彭真：“为什么要提高婚龄呢？”
罗琼：“这样做可以降低出生率，有利于计划生育。”
彭真同志问：“你们到基层征求过广大妇女群众的意见吗？她们都赞成吗？” 有人答：“赞成！” 彭真同志又问：“咱们妇联机关干部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罗琼说：“大约四十左右吧。”
彭真同志想了想，说：“全国妇联包括省、市妇联机关干部，生活在大城市，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赞成结婚的年龄定得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婚姻法是为每一个公民服务的，我们特别应该考虑提高婚龄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国情，工厂里的青年工人会怎么想？农村青年能不能接受？”
后来，在另外一次民法座谈会上，谈到《婚姻法》修改时，彭真同志说：“一切法律都要适应人民的需要。我们制词·婚姻法，不能不考虑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大家都是年轻时候过来的，你想想，非要农村青年二十好几岁结婚，能不能行得通？计划生育应该提倡，但是，婚龄问题和育龄问题要分开。生育年龄可以号召推迟，至于婚龄，也应该提倡晚婚，但是作为法律规定，就要适度。城市知识分子主张高一些，农民主张低一些，我们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就要照顾到最广大的农民。法制委员会建议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调查了三十一个国家，已经是最高的。有人说二十五岁才能达到性成熟，我问了林巧稚教授，哪里有那个事情！还有离婚问题，只要一方不同意，两三年也离不了，男女关系破裂到一个把另一个害死。”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当时是婚姻法修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她说，康克清大姐那些日子特别关心婚姻法修改工作。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康大姐也来了。会上关于婚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康大姐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在本子上记着。休息时，康大姐问她：你觉得婚龄多少比较合适？她说：我们一直在提倡晚婚晚育嘛，我觉得年龄大一些比小一些有好处。康大姐马上说：“我们光考虑城市青年不行啊！农村青年怎么办？非要那么大才能结婚，他们等不及了，只好不登记，非法同居。”
这次婚姻法的另外一个重要修改内容是有关离婚的条件问题。
一九五O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这实际已经体现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破裂主义”是指以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破裂、无法维持共同生活为理由，夫妻一方或双方均可要求离婚）。
正是有了这一条规定，使当时众多的深受封建婚姻迫害的妇女，摆脱了痛苦婚姻的枷锁。但是，随着五十年代初离婚率的急剧攀高，社会对于离婚的承受能力变得脆弱起来。到了“文革”期间，离婚竟被极“左”思潮看成为“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当代陈世美”的代名词。那时候谁要是提出离婚，不让他（或她）剥层“皮”，也得把他（或她）闹得满城风雨、身败名裂不可。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一直都坚持宁严毋宽的原则。当时，如果是国家干部或党员提出离婚，法官十有八九要拿出的“杀手锏”是：“你是要公职、党籍，还是要婚姻自由？”有的地方甚 至把要求离婚的人员集中起来，办“斗私批修”学习班，改造思想，直到把离婚申请撤回为止。在那个“无法五天”的年代，连国家主席的性命都得不到保护，《婚姻法》自然也成了一纸空文。
关于离婚的条件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O年《婚姻法》公布不久，就产生了“理由论”和“感情论”之争，二十多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理由论”坚持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为原则，即理由正当准予离婚，理由不正当不准离婚。如被包办的人提出离婚，应该给予批准；有喜新厌旧的人提出离婚，则不予支持。“感情论”则看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如果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不论什么理由，都应准予离婚。这是从婚姻的本质出发，婚姻既然已经死亡，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解除这种已经死亡的婚姻，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的，它对于社会和个人也是有利的。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法制委员会在《有关婚姻法实施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阐明：“有正当原因不能继续夫妻关系的，应作准予离婚判决；否则也可作不准离婚判决。”一九五三年法制委员会再次对有关婚姻问题解答时，把“有正当原因”，改为：“如经调解无效，而又确实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的，应准予离婚，如经调解虽然无效，但事实证明，他们双方并非到确实不能继续同居的程度，也可以不批准离婚。”在这里，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则成为准予离婚的条件。一九六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离婚标准。对于那些感情尚未完全破裂，经过调解、教育有重新和好可能的，不要轻率判决离婚；而那些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确无和好可能，法院应积极做好坚持不离一方的工作，判决离婚。一九七九年全国第二次民事工作会议，把“要以夫妻关系事实上是否确已破裂，能否恢复和好”定为离婚条件。这里，用“夫妻关系”替代了“夫妻感情”。而事实上，感情是维系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夫妻关系破裂肯定感情也已经破裂。
修改小组在拟定的草案中，将原第十七条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改为：“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首先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应根据夫妻关系是否已经破裂，能否恢复和好，作出准予离婚或不准予离婚的判决。”
为什么作这样的修改呢？
杨大文教授解释说：“第一，考虑到当时我国的婚姻状况已经完全不同于建国初期，那时要求离婚的主要是旧社会普遍形成的封建包办婚姻，提出离婚诉讼的绝大多数是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建国三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妇女大量参加社会劳动，男女政治、经济地位平等，妇女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纯属强迫包办的婚姻，即便‘文革’期间有所回潮，但毕竟比起解放初期来要大大地减少。第二，从多年的审判实践中体会，离婚案件一般比较复杂。有些——方坚决要求离婚而判离的，对夫妻双方，特别对女方及子女确实有利；但也有判不离的，反而比较好。也有不少要求离婚的夫妇，经过一定的工作，又和好了。所以草案作了这样的修改，可判离也可判不离。”
在征求意见中，对这一改动，有的基本表示赞成，但认为离婚因素复杂，不能仅以夫妻关系破裂，能否和好为标准。建议将这一条修改得原则一些。也有的提议，断绝了夫妻关系三年以上的，应准予离婚。也有对这一改动表示不赞成的，认为现在有相当大量的夫妇凶杀案，是因为夫妇关系已经破裂，但法院却拖而不判或判不准离婚造成的。有人说这种做法是“从过去的父母包办，改成了国家包办”。
草案还对其他十个问题作了修改。
一九八O年九月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婚姻法》，并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实施。
如果把一九五O年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看成是照亮了共和国法制天空第一道曙光的话；那么，一九八O年共和国第二部《婚姻法》，则是共和国恢复法制建设的新举措之一。
一九八O年《婚姻法》共五章三十七条。它是一九五O年《婚姻法》的继续与发展。说它继续，因为它继承了一九五O年《婚姻法》行之有效的部分；说它发展，是指它在一九＇i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和当时的国情作了补充和修改。
关于名称问题，修改小组曾将草案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理由是婚姻和家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行婚姻法实际也包括家庭内容。且现实生活中家庭问题不少，需要有法可循，加以调整。全国人大在讨论时，认为草案中有关家庭部分虽然比现行婚姻法有所增加（如对子女教育、 计划生育、赡养老人等），但仍显得不够。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个名称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仍保留原名称。
建国三十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纳妾、童养媳陋习已基本绝迹，男尊女卑、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现象在六七十年代也已不是主要倾向。新《婚姻法》在总则中删去了废除“男尊女卑”以及禁止“纳妾”、“童养媳”和“干涉寡妇婚姻自由”，而在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一款中增加了“老人”，同时增加了“实行计划生育”。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关系将注入更多美好的伦理、道德和责任。
对于一九五O年《婚姻法》中关于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原则，在讨论中，各方意见一致。不一致的是对“婚姻自由”的提法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将“婚姻自由”改为“婚姻自主”，持这种意见的认为新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男女婚姻自主”，这种提法比较好，可以避免有些人用婚姻自由的名义，乱搞男女关系。另一种意见主张保留“婚姻自由”的提法，持这种意见的认为，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方面的含义。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条例和现行的婚姻法都采用“婚姻自由”的提法，这种提法，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轻率的结婚、离婚，而是指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封建束缚，是指摆脱追求物质金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含义深刻。新《婚姻法》依然保持“婚姻自由”的提法。
新《婚姻法》实事求是地确定了婚龄。将一九五 O年《婚姻法》规定的婚龄提高二岁，改成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用当年一位立法者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能制订一个使很多老百姓都违法的法律。”同时，还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间的通婚。
新《婚姻法》规定了离婚的法定条件，完善了离婚制度。尽管一九五O年《婚姻法》已经采用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然而，随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离婚率急剧攀高，社会对离婚行为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到了六七十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离婚统统被当成“资本主义腐朽性和家庭崩溃”的表现。多年来，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掌握偏严。用法律来强行维护已经破裂的婚姻关系，使当事人长期处于痛苦之中，甚至使矛盾激化，造成人命案件。离婚难成为中国“一绝”。新《婚姻法》既规定“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又规定“一方要求离婚的，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则准予离婚”。这就明确地规定了准离或不准离的标准。这个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一个明亮的法制天空又重新回来了；
一部新的《婚姻法》将伴随共和国的公民同行！
第五章
民主立法的春天
法律的尴尬
婚姻法是社会转型的晴雨表。
透过这个晴雨表，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嬗变。
今天，当回眸一九五O年第一部《婚姻法》和——九八O年第二部《婚姻法》时，我们依然不难感受到当时的社会风云、时代风貌以及民众的精神状态。
或许，因为婚姻法与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千家万户的生存质量有关，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每当婚姻家庭领域出现新的演变时，修订婚姻法——往往成为民众最先发出的呼声。
从一九八O年到一九九O年，改革开放，春风荡漾，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这十年间，社会、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必然地反映到婚姻家庭领域中来。
这时候，人们发现已经实行了十年的第二部《婚姻法》，尽管它所确立的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以及一些基本原则是可行的。但面对改革开放后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九八O年《婚姻法》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和滞后性：许多重要制度没有确定，不少规定过于原则，导致执法实践难以操作…… 个案之一—— 冷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愁肠百结的高大风眼里含着泪水，前往乡法院办理离婚手续，她不敢去想即将到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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