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艾阳的话使国瑞兀地联想到那晚露宿的人民广场，记起了他和小解、王玉城对于“艾作家站在窗前能不能看见咱们”的争论，而自己现在就在当时仰望着的高楼上。
“艾老师，从你这儿能看见下面的人民广场吗？”好奇心驱使国瑞问，不管和刚才的话题风牛马不相及。
“能看见，就在不远处。”
“能不能看见坐在广场上的人？”国瑞又问。
“这……没注意过。”
“我可以去看看吗？”
“可以的。”艾阳指指一间关着门的房间，说：“卧室的阳台正对着广场。”
国瑞从沙发上起身，刚要挪步又兀地停住，他觉察到自己的冒昧。
“看吧看吧，没关系的，屋里没有人。”艾阳笑着说。
国瑞也随同笑笑，踮起脚跟经卧室走到阳台上。
居高临下，先是看到远处闪烁着点点灯火的黑色大海，压下目光又看见了灯光迷离的人民广场。
能看见广场上的人。国瑞找到答案后像了结了一桩心思般松了口气，尽管也清楚这并没什么意义。
等到了客厅茶已经斟上了。艾阳关了电视，给国瑞的印象是艾作家做好了与他叙谈的准备。他有些受宠若惊，说：“艾老师耽误你看电视了。”
“本来我也不想看，现在的电视啊，转一圈频道也没值得一看的节目。”艾阳说：“喝茶吧，上次搬家，连口茶都没喝，搬家公司制定的这些规矩，不通情理嘛。”
国瑞没说什么。
他喝了口茶，觉得茶挺苦。
“师母不在家？”国瑞问。
“出去了。”
“出去串门了？”
“出国了。”
“出国了？！”
“嗯，女儿在加州读学位，她陪读。”
“真好。艾老师你可以出国吗？”
“可以吧。”
“那咋不走？”
“这个嘛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你是作家，出于爱国的考虑，是不是？”国瑞问。
“不搭界的事呀。”艾阳打着哈哈说：“要是一个人老想着爱国，那可能在他的意识里已经不爱国了。就像人要能感觉到身上的某个器官的存在，那这个器官一定出问题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不用老去想。”
“就是就是。”国瑞赞同地说，“有些人成天把爱国挂在嘴边上，可早就把子孙后代送到国外去了，所以现在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说不爱国的都留在国内，爱国的都去了国外。”
艾阳笑了，说：“一不小心我也被打入‘爱国者’当中呵，老婆孩子在国外，自己随时随地可以走，典型的爱国者嘛。”
国瑞不好意思起来：“艾老师，我可不是……”
“用不着解释嘛，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艾阳说：“你看人民广场就说明你把我当成高高在上的权贵了。”
“艾老师，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千万别误会哟。”国瑞急急分辩说。
国瑞的窘相把艾阳逗乐了，边斟茶边说：“小老乡看把你紧张的，我没怪罪的意思，谁不想高高在上？当官愈大愈好，当作家愈著名愈好，这很正常，用不着遮遮掩掩。问题是……咱不说当官的，就说作家这行当，不怕脑袋升到天上，就怕脚跟离开了地面。”
国瑞频频点头，心情和缓下来，他点了一支烟吸着，边吸边想到他看过的那篇叫《凶手》的文章，他一直觉得现今的农村不是他写的那个样子，不是他那么回事，离得挺远。原因没准就是他说的脚跟离开了地面吧。存在决定意识：他不大相信有那种脑袋在天上而脚还站在地上的人，那是多么高大的人呵，现时今有这么高大得顶天立地的人吗？未必。当然，自知卑微渺小的国瑞不能够向作家老乡坦陈这一点，他没这份勇气。
“艾老师，有些事我弄不明白，能请教一下吗？”国瑞采取迂回方式。
“你说吧。”
“歇班我常去书店蹭书看，我喜欢看反映现实的小说，可看来看去，老是觉得不像。”国瑞说。
“不像什么？”
“不像现实。”
“噢。”
“书上写的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差这么远呵？”艾阳笑了，“都一样？一网打了满河的鱼？”
国瑞也笑了；纠正说：“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真实的作品。”
“举出一本？”艾阳有考考的意思。
“《××》”国瑞答。
艾阳点点头，说：“这本书已经见不到了。”
“书摊上还有的。”
“那是盗版。”
“艾老师，你对这本书怎么看呢？”国瑞似乎也有考考的意思。
“这看从哪方面说了？”艾阳说：“与目前写官场的书相比，恐怕它是最真实的一本，可如果与真正的官场相比，真实度仍然不够，即使没相差十万八千里，也有几万里吧。”
“真难办呵。”国瑞感叹说。
“什么难办？”艾阳问。
“你们作家呀。写得不真实不行，真实了也不行，上头和下头不知该照顾谁。”国瑞说。
“正因为这样不少作家就谁也不照顾了，只照顾一样。”
“啥？”
“钱。”艾阳说。
国瑞听着，很感动。他没料到艾作家能对自己这么掏心窝子说话，而自己是没有资格与他这样身份的人对话的。他受宠若惊，决定立刻将记录的材料送给这位作家老乡。他说：“艾老师我知道你们当作家的事情多，不一定有时间到下面跑，我把平时听到的一些事记了记，你看看能不能用到作品中去。”说毕从口袋掏出递给艾阳。
艾阳怔了一下，这是他没料到的，不过他挺感动，说声“谢谢你”就接了。随即看起来：
福人无福
某邹姓乞丐在街上乞讨，整整一天无人施舍，正要离开时有一男性公民丢给了他两元钱，他见该施主面有福相，心想何不借福一用，便将这两元钱买了一彩券。竟然中了大奖，获奖金数百万之巨。一下子由乞丐变成暴发户。这位新暴发户吃水不忘打井人，决定找到施主分出一半奖金给他。他来到原先行乞的地方等候施主的出现，一直等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等到了那位福相施主，他高兴之极，连忙上前呼叫，不料那施主朝他大吼一声：今儿个我心情不好，少招惹我！他吓了一跳，刚想解释只见那施主大步开溜，消失在人群中。他怔了半晌后恍然大悟：原来福人是我不是他。
奇事不奇
福建有一对夫妻生了一个男孩，刚生下来就会说话，说的是：给钱给钱。家人觉得十分希罕，果真往他手里塞了一张百元大票。他攥着钱身体不断生长，竟一下子长到七八岁孩子大小，又喊：给钱给钱。家人又塞给他一张。他攥着又继续长个，眨眼功夫长成个十七八岁小伙，又喊给钱给钱。家人不敢给了，他就自己从抽屉里拿钱。这时就见他下巴生出了胡子，一会儿功夫胡子长得老长，又一会儿功夫胡子变白了，脸上也生出皱纹，成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到这般天地他还不住口地喊给钱给钱，可家里的钱都叫他拿光了，他就把他妈手上的金戒指撸下来。哈哈一笑就一头栽地死了。也有人说这奇事不奇，人一辈子有多大的财运是有数的，早够数早死，晚够数晚死。所以那小孩子拿够了钱数就上西天了。
艾阳不由抿嘴笑笑，他觉得国瑞记的这些东西太荒诞、太离谱，也不伦不类，对写作没什么用处，于是就不再细看，一路浏览下去，也无非是些老鼠抓猫，老鳖成精之类的奇观趣闻。可看到最后一则他被吸引住了，他问国瑞：“这个由集资引发的自杀杀人案件真的发生过吗？”
国瑞说：“发生过，是我老姨村里的事，那个自杀杀人的人我还认识呢。是真的，肯定是真的。”
艾阳点点头。
国瑞问：“艾老师我记的这些材料对你还有些用处吧？”
“多接触一些信息总是有益的。”艾阳说，“最后那个案件很让人震撼，也发人深思，这个案件可以写一篇小说，你能再详细讲一讲吗？”
国瑞很高兴地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讲给艾阳听。
电话响了。艾阳去书房接时国瑞看了看表，九点半多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得走了，再不走就不识趣了，抓紧时间问问官司的事就走。
书房的门没关，艾阳讲话的声音很大，不论国瑞想不想听都往他耳朵里灌。很快他注意听起来，因为说的恰是官司方面的事，当然耳机里的话他听不见，单是艾阳的话就得听一半猜一半才成。“……在北京二中院起诉……案子结了已有半年了……我败诉……输在哪儿？输在咱有理上，有理就觉得不用走关系，等着法院判……媒体没报。为什么不报？你们搞新闻的不是都会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打官司是有理输了不是新闻，有理赢了才是新闻……好了，用不着你安慰，有空再聊，家里有客人……女客。老婆跑了，来个女客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挂了。”
国瑞并不知道艾阳打官司的事，媒体炒来炒去的时候他还没进城。等艾阳在沙发上坐下，他忍不住问道：“艾老师也遇上官司了？”
艾阳苦笑笑，说：“可不，官司一个接一个。”
“什么结果。”
“全输了。”
国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犹豫着，他想自己是为蔡毅江的官司而来的，可艾作家自己的官司都打不赢，再提出让他帮助打官司，这就有些强人所难了，而且也没有意义。这么想国瑞便把本来要说的话咽回肚里，起身告辞。
中部
从官司起诉到宣判前后不到一个月，法院判决蔡毅江败诉。蔡毅江没有上诉，丢下句：操他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尔后便和寇兰离开了，不知到了哪里。官司也涉及到国瑞、小解和王玉城，天成公司终止了与他们的劳动合同，于是他们分手了，各奔西东。
合租的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如今只剩下国瑞一人。一派树倒（官司输）猢狲散的景象，国瑞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被一阵大风吹到了天尽头。不过一个人倒能静下心来想一些事情，而国瑞眼下要想的事情也确实很多：刚刚输掉的官司，以后怎么办？和陶凤的关系……等等等等。
官司真的让他难以忘怀，他怎么也没想到会落到这么一种结果。宣判那一刻他在场，肃穆的法庭，正襟危坐的法官以及义正词严的宣判词，这所有显示着威严与公正的直观愣给他这么一种印象：官司赢了。而当法官念到最后一句：原告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懵了，直到看见黄天河的律师上前与法官握手，他才明白官司的的确确输了。他不由向自己询问：这世界是咋啦？咋连一点天理都没有了。而在他能够清醒面对现实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包括当事人蔡毅江）在整个官司过程中其实一直是不清醒的，用城里人的说法是傻冒一个。眼见得一桩桩怪事出现：司机老陈撤回了原先写的证明材料；医院里找不到蔡毅江的病历；蔡毅江的律师说无法与医院交涉；法院以谁主张谁举证为由不去医院取证……这些怪事已经呈现出一种事态：各方各面（也包括蔡的律师）已经组成了一个联合阵线，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昧心钱走到一起来了。黄天河赢得这场官司就像用一个团的兵力去取一个人的首级，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官司的失败使国瑞耿耿于怀。
再就是下一步何去何从，回乡不在考虑中。对于这一点哥哥国祥有不同意见。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不要太勉强，混不下去就回家。他知道哥哥是真心关心他，自从父母去世，哥哥便承担起家长的责任，事事处处照顾着自己，生怕出岔。特别是自己进城以后，哥哥更对他放心不下，说来说去就回到了根本：混不下去回家。但哥哥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混不下去回家又怎样呢？又有什么前途？还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好歹留在城里，没准哪一天就会得到机遇。那天去逛超市，一个算命的老头喊他老板，可他站下了，本不想算命也站下了，更可笑的是他还红着脸向算命老头承认自己不是老板。算命老头说他知道他还不是老板，但不久的将来会当上老板。还说这次他不收钱，让他当了老板后来这儿给他送钱。他把算命老头的吉言暗暗记在心里。想真有那么一天当上老板，他一定来找他，给他送钱。在国瑞的意识里有一点是很坚定：他进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伺机发展。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对丢了眼下的工作并不当回事。他本就想离开，况且陶凤也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急于再找事做，他想留点时间归整归整思路，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发展的捷径。他不赞成小解和王玉城的急功近利，一天挣不到钱就惶惶不可终日，一趟一趟跑职介所，孬好给个活就干。小解去了一家“小肥羊”餐饮连锁店，干杀羊的活。他就不想想靠杀羊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么？王玉城到郊区一家养鸡场，养鸡何苦跑到城里来？他劝过他俩不要太匆忙，慢慢找个合适的工作做。可他俩心虚气短，终于走了。临走丢下句国哥别忘了广场三结义呵。说的和听的脸上都挂着笑，可心里都酸酸的。那一刻国瑞也入心地想以后若自己好了一定要帮助他俩。说起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腰缠万贯不肯帮人，而有的人未见富豪念想着帮人，尽管并不能由此断定一个人品性的善恶，却也能看出人的大气不大气来。国瑞是大气的。
国瑞想的最多最苦的还是陶凤，不是丢了工作才这样。在和陶凤的关系上，国瑞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一方面他怕失去陶凤，而另方面为防止失去又处心积虑地“计算”着陶凤。这种“计算”从根本上说与性欲无关，只为一“锤”定乾坤，让陶凤成为“他的人”，为最终结为夫妻铺平道路。尽管这有些不择手段，但就目的而言也算是用心良苦的，大体说得过去。不是说爱情都是自私的吗？允许别人自私也得允许国瑞呵。再回到那句谑言：领袖是人国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