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尾音。
当然，尝试创作需要勇气，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探险乐趣，也意味着漫长的自我怀疑与挣扎，意味着困境中的孤单无告。大学毕业后半年之内，我的中文系同班同学从烟台几十层高楼上纵身跃下。得知他自杀的消息，我脑海里突然闪回他在校刊上发表的那些哀凉入骨的诗行。这不是隐喻，我已耳闻太多写作者的悲剧，知道某些极端时刻，一个险韵，也足以令心怀远大的诗人跌入悬崖。梅列日科夫斯基说：“琢磨石头要比琢磨词更容易。”说得对，石头倔强，但它不移动，顺从；而每个词，尤以形容词和副词为胜，不仅拥有鱼一样的鳞彩，更拥有鳞彩之上易于脱手的黏液。我常常在枯坐中困惑，消沉，一无所获的渔夫飘流在丧失方向的无边海面……神经质地按动圆珠笔顶端，“咔嗒咔嗒”连续地响，模仿着缺乏燃料的发动机。我不知到何处寻求援救，甚至越努力，越深感无望：勤奋也许有害吧？是否缺乏禀赋的人不应随时构思，如同神经衰弱者若非睡眠时间就不要躺到床上？文字的确状若巫术，有时需要诱引和召唤，尤其，每当选择那些与内心隐痛相关的题材，我都感到危险，仿佛吹奏弄蛇人的笛声……陶罐里，蛇缓慢地，仰起法老一样威严的头颅，寒气的血就像冷掉的铜汁；舌叉上的话语简短，是箴言，是有效的诅咒，瞬间决定未来生死。那条蛇，又像埃及艳后般徐徐扭转斑斓撩人的腰肢，写作者必须学习如何在它的翩翩起舞中安然无恙——如同一个非凡的魔术师，学会在千钧一发之际，解开重重锁扣，从悬崖、河流、火焰和野兽张开的血盆大口中逃脱。但真正具有天赋和胆识的作家毕竟少数，优秀者身后，多少人因为失败而所有努力都被残酷归零？
希腊神话中，女先知卡珊德拉被阿波罗施以诅咒：她所预言的将百发百中，却无人信赖；且她预告的全是不吉之事，从背叛、死亡到国家沦陷。卡珊德拉预知真相，却受到嘲笑和憎恨，最后，她殒命于自己早已了然于心的谋杀里。我翻阅着自己调子灰暗的散文，看到隐含其中那宿命的悲观，暗暗猜想过：我能否勇敢如卡珊德拉，付出代价，以便拥有一种使自己遭受屈辱乃至不幸的才能？
2
咬碎辞典和书籍，吃透富含纤维的字——桑叶在我体内，转化为语言的蛋白质。写作者将一再经受考验，从青春期过渡而来的幸存者，未必能在每次蜕皮之后完整地剥离自己，始终延续他源自纯真的背叛力量。多么容易在好运或命运打击下被瓦解，过程中的威胁也一直存在：桑叶似乎永远匮乏，体能也不断流失，信心随之动摇——我怕坚持不到最后，无法酝酿体内的丝帛。每当形成和适应了某种表达风格，我就明白，必须再次从这种惯性保护里驱逐自己，重新，脆弱地裸露，像蚕除掉旧衣，像易于变脏的木头不断被刨掉表层，露出新鲜的花纹。
谨慎而谦卑，蚕要超越极限，织就美并且大于自身之物。在写作者有限的胸腔，存储着关于历史、地理、生物、数学、绘画等多重知识和技艺，他所言说的将穿越时空经纬。俯身的写作者，让我回想少年时期的养蚕经历：在蒙在碗面的稿纸上，熟蚕如何匍匐书写、酝酿锦缎，它走不出那个格子铺垫的世界。那么，慢慢地写吧。慢慢织就一条徘徊中的路。
当年，弟弟淘气，恶作剧地在饲蚕室里放进一条毛毛虫。它体毛茂盛，红头盔，给人以暴力和邪恶之感。我给毛毛虫起外号叫“张飞”。我想象蚕必惊惶失措，但邻近的两条蚕并无什么特别反应，甚至没有避让，继续专注于用颚部对称的勾子切碎桑叶。在一片腴白的蚕宝宝中，毛毛虫显得罪恶感十足，它的邪道却是无处拓展的。蚕，有着近于残疾者的迟缓，心神凝聚，使它意识不到外界压力。我是否需要一再学习这个榜样，写作者像蚕一样，需要以偏执得近于残疾的状态消化词语，去准备未来的编织？还有更多的隐喻呼唤我的觉醒。当缺乏桑叶供给，莴笋叶替代使蚕丝色泽由银白变成金黄；也把饥饿、挫折、疾病之类的考验，全当作莴笋的叶子，当作缺漏之后意外的馈赠——写作就是如此。你得学习跟同类吃不一样的粮食，顽强地消化它们，才能有你自己的金黄……也必须学会。无视由于与众不同而遭受的非议和轻视。我好奇地想，蚕有耳朵吗？不仅是在休眠之中，为何任何时候，蚕看起来都像身处寂静？它们信赖由什么样的感官构成的世界呢？写作者是否也应如此，心怀坚定，除了倾听坦诚有力的批评，其他诸如非议和诋毁，包括夸赞和荣誉，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耳食之谈，都可以一笑置之……让我们聋掉吧，把忽略当作不受打扰的寂静来享受。
写作时，我怀疑自己是为皇帝缝制新衣的那个裁缝。不过，我的目的并非愚弄众生。在空无一物的织布机上，梭子不断穿过头脑中想象的字词，我对自己说：你看到了吗，那些金色的银色的丝线闪烁？每完成一篇作品，我无不感觉疲惫……一种近乎幸福的虚脱，使我仿佛进入暂时的睡眠。如此，一次次，我卸下岁月的蚕蜕，直至蜷身在词语的茧壳休眠。我想，悲剧肯定不会贯彻始终。即便为此作茧自缚，即便我不能羽化为一只抒情主义的美艳蝴蝶，我依然可以成为寂寞而纵欲的蛾子播种文字小小的籽粒。黑暗的最深处，我已预埋下一对关于未来的翅膀。
仅从听觉器官来说，失去左耳听力的我，所处位置介乎小盐和健康者之间。我由此怀疑，一个写作的隐秘动因深藏着：那是恐惧。我承认自己怕成为彻底的聋人，怕进入那个难以被理解也难以与他人沟通的世界。我之所以热爱写作，热爱字词蜂拥而至的时刻，是因为一支执握在手的笔，深具安慰的象征，使聋哑也可以被忍受，因为从阅读里我能够倾听，从书写里我可以倾诉……避开声音的表达方式，它使我获得另外的观察与交流途径。
所以，我内心笃信，即使写作艰难，可能会被曲解的，它依然是个人潜在的救赎之路。写作和暗恋一样，表面上与他者有关，比如读者或者爱人，但究其本质，终归是一个人的内心事件。一个朋友对我说：写作者无疑孤独，像孤独的地球向宇宙播放着音乐……是啊，播放着小夜曲或咏叹调，向那难以估量的辽阔无垠的深渊，一遍遍，传递呼唤与安慰。这时的地球，好像一个听不到回应却依然倔强执守的聋孩子。
3
……暴雨之后，果然响晴，阳光晒热了眼皮，我才苏醒。我咬着指甲，回忆刚才做的美梦。我梦见，小盐送给我的甲虫变得不一样了，不仅大而晶莹，而且每次轻轻晃动，它的颜色如同斑斓液体那样融汇着发生丰富的变化，比万花筒还神奇。在小甲虫的护板上，我看到对称的眼斑、完美的轴线，也看到河流分布的水系、墓碑前的花丛，更多时刻，奇迹璀璨到不可测度也无法描述，它把我因惊喜而放大的瞳孔也映成绚彩。醒来时的最后几秒钟，我记得，虫背上细碎的斑点，像教堂里祈祷的烛火温暖地跃动光苗：呼一口气，它们竟然像蒲公英的果实被吹散，那些光斑，童话似的飘浮。
我一跃而起，想重温梦境里的景象。暖金色的阳光里，通透的玻璃瓶中，我惊讶地发现，被幽禁一夜的小囚徒，夺目色彩和显著星斑正在消散……金属丝般的六条小腿静穆地抱拢胸前，被晃动到瓶底另一端也毫不挣扎。它死了，告别注定的屈从。
目睹生动甲虫萎缩成一小团不动的标本，小盐的表情流露出无能为力的哀惜。他找到几株菊科野花，在它们辐射展开的花瓣之间，密实的管状花序簇成一个个硬币大小的平台——让曾经擅长魔法的甲虫躺在上面。小盐知道黄昏后，围拢周围的朵瓣会闭合帷幕。由花序组成的小魔毯，会不会托载着不甘从的小灵魂遨游，穿越晚风里浩荡的天籁？
这或许一种提醒和催促，葬礼之后，小盐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安安静静地等待知了猴蜕变，等着潮湿而嫩绿的蝉，经过窗纱上高空杂技般的倒翻动作，终于挣脱它们多年用以栖身的脆薄的金缕衣。一旦蝉的身体干燥，翅脉变得坚韧有力，小盐就亳不犹豫地放飞了它们：地下黑暗中幽居了十几年的卑微生命，终于，迎来飞翔。和蟋蟀振动膜翅的悦耳之音一样，小盐听不到树冠里盛大的合唱，但他看到重获自由的蝉，怎样饱含渴望地顺着开裂树皮向上攀援，停顿半分钟后，两只蝉才有所省悟。起飞是以慢动作来呈现的，因为我看清了蝉的膜翅如何闪动着琥珀光泽，像用小片的金箔精心打制。一只蝉将成为骄傲的小母亲，另一只，将开始男高音家的歌唱生涯……而给予它这最后辉煌的，是小盐，一个聋了的天使。
那天，我和小盐没有选择任何性命作为牺牲品，只是，一起看萤火虫，偶尔和它们做个短暂游戏。萤火虫在小盐掌心走动，一边试探着那些稚嫩的手纹，一边闪耀冷绿色的幽微之光，未来之路就以这种极尽温柔的方式被祝福。小盐无意扣留这个小旅客，听任它在停留之后任意飞走……当我们抬起头。发现无数朦胧的光团，在叶丛之间闪动和飞升。那些萤火虫啊，像雪光，像下降的星星，像远方即将光照我的字词。我相信，在某一瞬，世界是完全无声的，蟋蟀和蝉都停止鸣叫……这真空般的夏夜漂起来，那么轻盈，睡莲一样安静。
萤火虫飘移的光团，映照着小盐充满稚气的侧脸，由明而暗。夜色中，他耳廓上的痦子和脖颈后面桃皮般的细绒毛都看不见了，但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俩就像那个由两枚小痦子组成的冒号，依偎在一起，心怀汹涌却难以出口的表达。
我无法预知，多少天之后，如果自己侧躺，失聪左耳会使我感同身受，沦入和小盐相仿的命运。当时，我们坐在夏夜微凉的石阶上，一个是丧失听力的孩子，另一个，是不久之后就因突如其来的灾难而衰减听力的孩子——我们仰望夜空，缄无一语。谁用锯齿形的闪电砍伐树林，谁揽住人马星座的脖颈只身漫游？神，这个词的意思，是和你一起承担命运意义的分享。星空啊，不可胜数的水晶体，清凉的光芒，象征某种无法妥协的道德律令般高悬的美。赞礼这种美，身体必然全部沉溺于黑暗；或者说，唯有黑暗，才能让我们目睹高远而不可触及的大美。
那些星光，犹如岁月沙漏里无声流泻的细沙，一点点，把我和小盐淹没。这个夜晚有着锡箔般的质感，天，蓝得幽深……蓝得，就像寂静本身。
＇责任编辑 陈永春】
波伏瓦：不可没有，不可多有
作者：李美皆
今年是波伏瓦（1908—1986）百年诞辰。一个女人的诞辰还能被记住。还能被纪念，仅凭这一点，女人们就该对女权运动感恩戴德了。
世界女权运动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始于两百多年前美国的苏珊·Ｂ·安东尼为妇女选举权而进行的斗争。中国的女权运动起步晚多了，勉强从五四算起吧。法国女人为了得到和男人一样穿长裤的权利，经过了大约一百年的斗争，乔治·桑（1804～1876）在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秋瑾（1875— 1907）在乔治·桑死去多少年之后才穿起男人的衣服，还是在一张照片里。中国的女权运动差不多和波伏瓦同时开始的，只是段位不同。
影响一千年的一百个人里有两个女性：苏珊·Ｂ·安东尼和波伏瓦。波伏瓦肯定算个人物了。波伏瓦的名字究竟因为什么而被后世记取呢？
因为文学？不好意思，她最好的小说《名士风流》我读着就没感觉。如果这样的小说都能读下去，那世界上的大多数小说都能畅销了。一个情感和理智平衡得这么好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作家呢？对于智性写作，我向来是持怀疑态度的。
因为萨特？对不起，我想试着撇开萨特来谈波伏瓦，尽管与萨特的爱情似乎是她伟大的人生建树，是她事业中的事业。如果历史因为一个男人的缘故而器重一个女人，不仅不能令这个女人自豪，而且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已经越来越少地运用假借了，不管人们如何乐于去谈论那些假借物。
那么，只剩下女权主义这一项了，《第二性》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百年来，如果没有女权主义，这个世界将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第二性》，女权主义又将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波伏瓦为我们所纪念的理由。
《第二性》并不是一本文学书籍。在我看来，它就是一本对女性认识另起炉灶的书，女性的意识形态几乎从这本书开始又推倒重来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性》的第一精神要素并非女权主义，而是存在主义，她以存在主义视点来关注女性问题，产生了她的存在主义女权理论。因此，这本书同样可以作为她的哲学成就的证明。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二性》并不见得写得多好，但是，现在再有人写出一百本优秀一百倍的《第二性》，都没这个殊荣了。波伏瓦在历史上占的风水好。
我所关注的女性主义者都跟文学有关，比如伍尔芙（1882—1941），比如普拉斯（1932—1963），她们都曾跟波伏瓦共世过。身兼女作家与女性主义者的这些女性都很优秀，也都很燃烧。她们有时像火焰一样热力四射，有时又像磷光一样阴鸷乖戾。似乎做一个女作家兼女性主义者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使自己在保持优秀的同时不发疯，还有，正常或日正确地拥有自己的女性性别——要知道，伍尔芙和莎乐美（1861—1937）都是终生不能跟丈夫过性生活的女人。当我写下“正常”、“正确”这几个字的时候，实际上是颇为踌躇和忐忑的，因为在许多女权主义者那里，畸形、异常几乎是无法定义的。
波伏瓦几乎是唯一不神经质的女作家兼女性主义者了，这个女人是一个特例。“这个女人”，让我感觉说不出的别扭，因为，潜意识里，我是从来不把她当作纯粹的女人来看待的——也许是怕侮辱了她吧。几乎一点女人的局限都没有，怎么能看作女人�